《苏格拉底的审判》

赵峰 原创 | 2015-03-23 13:12 | 收藏 | 投票

《苏格拉底的审判》

 

作者:【美】斯东(Stone,I.F.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8年版

 

我所读过的关于苏格拉底的书籍,绝大多数是歌功颂德的;只有这一部,对他的思想和人生进行了批判。

 

关于苏格拉底被审判并被处以死刑这一事件,历史上的记录主要来自他的两个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有《申辩》一篇追忆了苏格拉底在审判中的自辩情况;在《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的前三篇《申辩》、《克里托》和《裴多》中,对苏格拉底的受审及申辩、拘押期间的言行及受死前后的言论,有更详细的记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心目中苏格拉底伟岸的半神形象,就是由柏拉图塑造的。

雅典国民大会审判苏格拉底,罪名是“不信神”和“蛊惑青年”。苏格拉底认为,给他罗织的这些罪名其实是莫须有的。雅典人之所以对他怀恨在心,是因为他们恐惧,而恐惧的来源,则跟苏格拉底喜欢与人论辩有关。曾经有苏格拉底的朋友对他说,他得到神的启示,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这件事情引起苏格拉底极大的探索兴趣,他想要了解神的意旨究竟是什么,他想要证明神谕所说是真是假,于是去访问了政治家、诗人和工匠。苏格拉底发现,那些被认为是各自行业中最智慧的人,其实并非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智慧,因为他们都以为他们不仅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也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苏格拉底于是明白,上天所谓苏格拉底是天下最智慧的人并不意味着他真的有什么智慧,只是说他比那些自以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人,他还有自知之明。

苏格拉底的论辩,似乎有恶作剧的成分(也有人认为那是一种巫术)。他总是给人提出问题,然后又否定对方。比如他问什么是正义,对方回答说正义就意味着借人东西要偿还。苏格拉底问,你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把刀,后来你朋友发疯了,要用刀杀人,你是不是应该偿还?于是对方会回答,这样说来,借人东西不偿还才是正义……苏格拉底所提出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德性等等,是可以用具体的特殊的事例来解释的;但苏格拉底要求对方的,却是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这需要深入的抽象,这样的工作似乎是哲学家的任务。而且,即使像苏格拉底这样著名的哲学家,也不一定就能完成他所设定的任务。其实,就“定义”或者“一般性”的探讨而言,否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苏格拉底在论辩的过程中,就总是选择站在简单的这一方。苏格拉底与人论辩的时候,会设下一些圈套,让人不自觉地钻进去——引导你在一个个特殊性中打转,然后用一般性来要求你,来否定你。在与苏格拉底的辩论中,很少有人能够逃脱失败的命运。人们信心满满地参与辩论,并希望在这种辩论中可以向著名哲学家学到一点知识。论辩者最后所收获的,只是确认自己很愚蠢很无知。这时候,苏格拉底往往会表现出某种恶作剧般的诙谐,加上他一帮弟子在一旁的喧嚣起哄,简直让人无地自容。雅典是个小地方。当时雅典人口有二三十万,而自由民仅仅三万左右。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每个人都可能与另外一个人相遇,在广场或者斗兽场,在公共浴池或者剧场。以往的风平浪静因为苏格拉底恶作剧般的论辩而变得风声鹤唳,如果碰到苏格拉底并陷入他的论辩陷阱中,那将是一场灾难。苏格拉底给平静的雅典带来一场白色恐怖。为了让苏格拉底不再惹是生非,最好将他带到公民大会上,以民主的力量迫使他闭嘴。

按照柏拉图进一步的分析,苏格拉底之受审,还有着更深刻的背景。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是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利益矛盾日趋尖锐,政治斗争不断加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不再关注那些传统的价值,如理想、信念、尊严、思考、德性,等等。在一个不断世俗化的世界,人们日益成为物质的奴隶,成为利益的走狗。人们关注物质享受,关心眼前利益,而将自己的心灵放置一旁,将理想和信念抛弃一边。雅典就像一匹战马,它曾经那样的生龙活虎,威风八面,现在却又肥又胖,病怏怏的,整天在昏睡着。苏格拉底以为,作为雅典人,作为荷马和伯利克里的后代,应该感到耻辱。他似乎听到上天的呼唤,要他成为一只牛虻,通过对雅典这匹肥马的不断叮咬,让它保持清醒,保持斗志。苏格拉底在广场上演讲,与青年人交往,与各界人士论辩,就是奉上天之命,在履行叮咬雅典这匹肥马的职责。这更让雅典人受不了。雅典人已经习惯于那种歌舞升平,莺歌燕舞的生活,就算是浑浑噩噩,就算是行尸走肉,但这种生活让他们感觉舒服,感觉自在。这种生活方式是他们选择的,也是他们所享受的。要他们改变生活方式,要在他们生活中塞入那些他们厌恶的东西,岂不是要他们的命。苏格拉底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雅典人决定通过民主的形式让苏格拉底少管闲事,让他管不了闲事。

 

斯东的《苏格拉底的审判》,其实就是“审判苏格拉底”。在斯东看来,苏格拉底并不像他自己所说或者色诺芬或者柏拉图所说那样高尚和伟大,那样坦荡和公正,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起诉并判刑,是他咎由自取。斯东以为,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告上法庭,关键原因在于他一贯反政治和反民主,他自始至终站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对立面;而且,在他被审判的公元前四世纪末期,雅典的民主制度正面临各种危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如果说柏拉图或者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或者色诺芬而正是苏格拉底本人的话,苏格拉底的反政治反民主倾向是明显的。苏格拉底所崇尚的政治体制,是斯巴达的军事专制制度。对于雅典的民主制度,苏格拉底总是表现出极大的不屑。比如他说,我们如果要选举一个船长的话,总是要考虑候选人的技术和经验,阅历和资格,也只有那些有相应知识和经验,阅历和资格的人才能对此作出判断。选举城邦领导应该是一件更加严肃的事情,可是候选人和选民却可以是任何人,可以是那些打铁的,鞣皮的,驾船的。他所嘲笑的,正是雅典的民主选举。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国家或者城邦能否正常运转,能否长治久安,关键在于领导人的素质和修养。只有在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成为哲学家,政治的灾难才可能终止。他的哲学王治理下的国家,实际上是独裁和专制的国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就政治治理而言,是一个精英主义者;适应他的政治理想的,只能是专制制度。

在斯东看来,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归根到底是为他的政治理想,为他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服务的。比如,就认识论而言,苏格拉底主张人的知识是先天的——这就是罗素所谓的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知识是无法学习的。先天的知识通过后天的教育被激发或者引导出来,这是教育的意义所在。但是,教育作为一种帮助“回忆”的工作,并不能使先天不具备知识的人产生出知识。这样,有的人先天有知识,后天才“回忆”出知识,没有知识的就世世代代没有知识。于是,能够成为哲学家从而成为统治者的就只是特定的某些人,成为统治者第二等级的护卫者的,也是这样。苏格拉底关于知识或者教育的这一思想,就构成了他的专制政治理想的一个意识形态基础。苏格拉底专制的意识形态观念还体现他主张对意识形态进行控制上。比如,他主张以荷马史诗作为他构建的理想王国的意识形态,但是荷马史诗本身还需要删减改造才能适应需要。在荷马史诗中,有一些具有民主因素的东西,比如士兵对将领的批评。这些东西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民主的萌芽。苏格拉底认为,如果士兵可以批评将领,将领的权威就得不到有效维持。因此他主张这样一些东西应该删除。

斯东还认为,苏格拉底之与人论辩,使辩论对象大失面子,声誉扫地,这也是他反民主的一种表现。苏格拉底总是设计各种圈套,将论辩对象置于一种尴尬无奈的境地,让对方失去自信心,丧失尊严。因为他的论辩对象比如政治家、诗人或者工匠都是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因此,苏格拉底使他们出丑,就是使民主制度出丑,这是他蔑视和攻击雅典民主制度的一种表现。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苏格拉底自称自己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师或者智者,因为他即使收了学生,也从来不收钱。斯东认为,苏格拉底的这一自我标榜,也体现出他对民主制度的破坏。因为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不论是议会辩论还是法庭辩论,都需要人们人们具备一定的口才。于是才在雅典出现专门教授“修辞学”的智者。这一行业的存在是雅典民主制度运行的需要。苏格拉底自己不收钱无关紧要,但他在标榜自己的同时将智者批驳得一钱不值,这就暴露出他对民主制度的仇视。

苏格拉底的反政治反民主态度和作为是一贯的,不是他到晚年之后才神经来潮。那么,为什么雅典公民大会要在他七十岁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个问题呢?斯东的研究表明,雅典公民大会之所以在前399年才将苏格拉底送上法庭,实在是形式所迫,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前411年,前404年,民主的雅典在与军事专政的斯巴达的战争中两次战败,于是出现了两次斯巴达扶持的僭主统治。虽然两次僭主统治的时间都不长,分别是八个月和四个月,但都对民主制度,对整个雅典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前401年的时候,雅典民主制度又一次面临危机,差点陷入前两次僭主统治的泥淖之中。此前的僭主统治,虽然苏格拉底没有参与其中,但统治集团的重要领导人中,有两位正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对民主制度的危害不在于他是否参与专制政府,而在于他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宣传。苏格拉底是有影响的哲学家,他的专制政治的思想必然对社会产生影响,削弱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而且,他在论辩中对民主制度拥护者的嘲弄和打击,也就是在瓦解民主制度的力量,从而间接破坏民主制度。如果说在民主制度力量强大而声望日隆的时代,苏格拉底的声音可以被忽略的话,在民主制度陷入风雨飘摇之际,苏格拉底反民主的声音就显得格外刺耳,格外让人忍受不了。这是面临危机的民主的雅典不得不对苏格拉底下手的原因。按照斯东的说法,苏格拉底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因为他对民主制度根深蒂固的仇恨,他甚至不屑于在法庭上争取活命的机会。在整个法庭论辩过程中,他一直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尽情展现他的才华,展现他对哲学的热爱以及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蔑视。他不愿意求生,因为如果雅典公民大会饶恕了他,就会增加雅典民主制度的光彩。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雅典民主制度如此恨之入骨,以至他愿意以他的死来给这个制度抹黑。

 

I.F.斯东(19101989)是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报刊发行人.他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作过记者、编辑,办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刊物。因为对真理的坚守,对言论自由的执着,曾经经受诸多磨难。在七十岁高龄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斯东放弃了报刊发行工作,转而研究古希腊时代的言论自由问题。几乎是从零开始,学习希腊语,阅读经典文献。他将研究重点放在苏格拉底及其死亡事件上,经十年不懈努力,在1989年出版了《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那一年,斯东去世。

在斯东的研究中,作为民主制度反对者的苏格拉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因此他的受审和被处死是理所应当的。况且,他本来有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和机会。在决定是否有罪的时候,正反两方的票数是280:220,这就是说,只要有30人不作有罪判决,苏格拉底就可以无罪释放。他本来有很多机会的。他已经七十岁了;他是德高望重的哲学家;他还有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如果他不是那样张狂,如果他口气稍微和缓一些,如果他对陪审团表现出适当的理解和尊重……30票是很容易争取的。在最后的处罚决定前,苏格拉底也还有机会可以不死。只要他不挑战法庭,不蔑视陪审团,对雅典法律变现出一点点尊重……但是,因为他更加的张狂,更加的肆无忌惮,投票结果是360:140,这说明,原来对他持有同情态度的法官,有80人放弃了对他的同情。

斯东认为,苏格拉底最后被执行死刑,实现了苏格拉底本人的心愿,却将雅典陷入不义之中。这场审判最后的胜利者不是雅典,而是苏格拉底。通过他的死亡,苏格拉底将自己作为哲学家的光辉形象拔高到神的高度,他用他的死完成了对西方文化发展的一次伟大的塑造。而雅典,却在自己的脸上抹了黑。斯东认为,即使苏格拉底反政治反民主,其实并没有构成罪,更没有构成死罪。苏格拉底一生所作所为,苏格拉底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仅仅在于言论而已。除了论辩、宣传、说教、嘀嘀咕咕,苏格拉底做不出什么有影响的事情。他充其量只是一个说教者,一个演说家。如果说他的言辞有什么威胁性的话,只是因为他锐利的思想和迷幻的逻辑。但这一切都不是罪。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这一切连错的谈不上。

雅典人在前399年之前没有试图让靠言说来体现自己存在的苏格拉底闭嘴,因为他们遵循言论自由的原则。这一原则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一。到了前399年,只是因为政治形势的紧迫,他们将苏格拉底送上了法庭,最后送上了西天。这样做,意味着雅典公然违背言论自由原则。苏格拉底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言说,他唯一的武器——如果说他可以用什么来体现他的政治主张,可以用什么来战斗的话——只是他的言论,他的思想,他的逻辑,他的嘴。苏格拉底一生在践行着言论自由原则,最终却被主张言论自由的雅典判处了死刑。斯东最后感概到:“苏格拉底需要鸩酒,就像耶稣需要十字架一样,来完成一项使命。这项使命却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一个污点。这仍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P267

 

我对斯东充满了敬意——当然这不同于我对苏格拉底的敬意——因为他对言论自由的坚守,因为他七十高龄而进入学术领域并卓有成效。但是,斯东的研究还是有让我不满意的地方。

首先,在对苏格拉底的言行的评述中,也许因为政治立场的问题,斯东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宽容和同情。即使苏格拉底的反民主言论属于倒行逆施,但他的言行和主张有其内在的逻辑。不顾逻辑不讲条件只是一棍子打死,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而且,出于意识形态的缘故,斯东对苏格拉底言行的解说在很多情况下呈现出情绪化的特点。比如很多的描述实际上是刻意的污名化,夸张的妖魔化。有些事情本来就很牵强,而且苏格拉底在“申辩”中已经有过明确解释的,为了论说自己主张的方便,斯东还是将其抬出来一再展现。比如,一再将苏格拉底的思想主张与僭主集团中他曾经的两个学生联系起来。

其次,斯东对苏格拉底的历史功过的评价,偏重一端,缺乏公正态度。苏格拉底之死,究竟出于政治的原因还是出于哲学的原因还是出于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历史上从来就有不同的解说。研究苏格拉底之死,探讨苏格拉底之死的缘由和意义,需要正确公正评价他的哲学和政治。斯东基于维护民主政治的立场,过分渲染了苏格拉底之死的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完全忽视了哲学以及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在苏格拉底死亡事件中的影响和意义。这是有所偏颇的。而且,在斯东的整个研究中,由于仅仅着眼于他的反民主倾向,苏格拉底实际上被实实在在地妖魔化了,这是很不公正的。

最后,斯东不仅是在审判苏格拉底,而且也在审判柏拉图,也就是说,他将柏拉图的某些“罪行”加到苏格拉底身上。苏格拉底没有为自己留下一个文字,他的思想体现在他的两个学生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著述中,这样,苏格拉底的思想很难与色诺芬或者柏拉图企分开了。不过,具体讨论苏格拉底被审判的原因,应该对材料进行慎重的选择。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有些对话更多反映的苏格拉底的思想,有的更多反映的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这些是可以做出判别的。比如,《理想国》就被看成是柏拉图成熟时期的著作,更多体现的是他自己的思想。但在斯东的批判,实际上是没有对这一问题加以注意的,他将柏拉图的言行就记在了苏格拉底的名下——只要合乎需要。这样的做法,显然有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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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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