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什么”与“别人认为我是什么”之间常常会存在歧异，比如“我”自认为是黄金，但别人认为“我”不过黄铜甚至黄砂，价值悬如天壤，怎么办？马克思说得好：“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仅有“纯粹理性”不够，还需要实践理性。所谓实践，简单讲，就是一个人超越自娱自乐内循环而推己及人乃至克服“我是什么”与“别人认为我是什么”之间歧异的人际活动。
——题记
（紧接上文）
实践是超越循环自证的人际活动
第三，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论符合注目礼概念。不能够循环自证，这一点近乎妇孺皆知，用老百姓的话讲，“自已称自己”是“老鼠爬称钩”。但问题不在于“单个人”或者说“我”循环自证，而在于别人不能充分注目“我”，不能为“我”充分作出证明，“我是什么”与“别人认为我是什么”之间常常会存在歧异，比如“我”自认为是黄金，但别人认为“我”不过黄铜甚至黄砂，价值悬如天壤，怎么办？用中华古典哲学的话讲，这就需要推己及人，仅有自觉是不够的，还需要觉他；用西方近代哲学的术语讲，这就需要实践理性，仅有“纯粹理性”是不够的，借马克思墓志铭上的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无论推己及人，还是实践理性，目的都在于克服“我是什么”与“别人认为我是什么”之间的歧异，达至人与“我”同，“我”是黄金，别人也认为“我”是黄金。
对实践理性的解释，各家各派似乎略有差异，但在马克思的用语中，实践理性的主要含义就是超越自娱自乐内循环，有言为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验哲学的问题。”这通常被理解为强调实践，当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何谓实践？显而易见，所谓“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就是强调一个人不能够自娱自乐，而必须推己及人，赢得社会的承认与赞同。所谓实践，简单讲，就是一个人超越自娱自乐内循环而推己及人乃至克服“我是什么”与“别人认为我是什么”之间歧异的人际活动。
有考证显示，实践理性属于大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目的在于与为知而知的“纯粹理性”相区别。但就对实践的推崇而言，马克思的确无与伦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宗明义：“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正是对实践及实践理性无与伦比的推崇，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古典哲学颇为投缘。无论居庙堂之高的儒家，还是处江湖之远的道家和佛家，都强调自觉而觉他，内圣而外王，克服“我是什么”与“别人认为我是什么”之间的歧异，超越自娱自乐，实现人与“我”合。
回到不能够循环自证
马克思的人性论、需求论和实践理性论都直接符合注目礼的概念，尤其人性论的相符十分关键，它是决定性的，决定了需求论和实践理性论的相符，它们之间是先因后果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就是从人性出发的，而且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关于人性的科学，这就注定了注目礼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相通，更何况注目礼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不是相符于一般的人性论，而就是相符于注目礼——注目礼首先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常识：不能够循环自证。
似乎不是偶然，毛泽东对马克思的人性论十分共鸣，力度可能不亚于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共鸣。这从一桩历史事件上充分反映，1943年6月28日，刘少奇给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创建山西新军、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的续范亭起草了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谈人性。毛泽东主席阅后，不厌其详作了近70处批语，核心就是人的基本特性在“社会性”（详细请参阅链接文章《毛主席对人性的定论符合注目礼》）。毛主席有一条批评明确写道：
“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显而易见，毛主席对人性的定论就是一元化社会性，没有别的，不是别的。可惜的是，毛主席没有在人性上深究下去，没有进一步梳理马克思的人性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后来者责无旁贷。毫无疑问，中共真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要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真正要打造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真正要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必须回到毛泽东，就必须回到马克思，就必须回到作为根本基础的人性论，就必须回到不能够循环自证或者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所包含的基本逻辑常识。
西方主流经济学似乎一直不太把马克思主义当回事，殊不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道破西方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分化乃至经济危机的积弊，而且从人性基础上超越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也属于人间正道，尽管马克思最终并没有完美超越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至今也是围绕财富最大化而展开，但实际上，认为人在追求财富最大化仅只是一个蹩脚的假设而已，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约翰·穆勒说得十分清楚：“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会如此荒谬地认为人类事实上如此，但这种假设是这门科学研究的必要方法。”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更是毫不含糊，《道德情操论》白纸黑字：“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人根本不是在追求财富最大化，吆喝财富最大化只是高挂的“羊头”，人真正渴求的“狗肉”是社会性的地位与尊严。现在到了彻底抛弃“经济人”也就是认为人在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假设时候，天理昭昭，根本无需任何假设，一个不能够循环自证足矣！（系列终）
【注目礼与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