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为何要撤出香港？

　　日前随着长江基建集团以换股方式与电能实业合并，香港大富豪李嘉诚旗下的所有商业帝国长和，长地，长建等十家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全部迁出了香港，这是继撤资大陆后，李超人又一重大商业影响的惊人之举；而就在去年，李嘉诚还拍着胸脯说“自己爱港爱国，永不迁册”。

　　李嘉诚撤资一方面基于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大量抛售在香港和大陆的资产；另一方面，趁欧债危机抄底扩张，积极开拓欧洲的基础设施领域，业务涉及燃气、电力、水务、移动通讯、药店连锁、列车制造等方方面面。

　　回首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李嘉诚是第一批打入中国大陆市场的港资商人，风头红火一时无二。但近些年风向标大转。2014年以来，李嘉诚通过资产转让等方式陆续套现，加上今年7月对上海陆家嘴在建综合体世纪汇的转让意向，总计或超千亿；与此对应，李嘉诚下属公司连续三年都没在大陆拍地。其实，抛开外界盛传的政治因素，单就纯粹的商业角度进行考量，有一个关键不容忽视：中国房地产市场前景堪忧——李嘉诚在大陆抛售的大多是商业楼盘和相关物业。因为投资周期长，物业开发收益直接受经营环境的影响，一旦经济有变，物业受冲击首当其冲。近期虽经政策引导，国内房市回稳，但对中国房地产未来的预期已变：过去粗放掠夺式的投机模式已经结束，圈地盖房就能挣大钱的日子到头了。

　　从逃难入港到白手创业，伴随上世纪香港经济的腾飞，李嘉诚作为“香港梦”的代表，创造了“超人”神话，很长时间都是被追捧的符号。而这期间的香港，也一直被视作自由市场的典范，无论发展模式还是治理体系都是内地学习的标杆。但随着李嘉诚摇身成为地产大亨，以李氏财团为代表的各大家族开始逐渐垄断港岛的经济民生——富可敌国的大佬，财富流失的中产阶级，出头无望的底层草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深藏在民众心中的积怨终于爆发。

　　2013年初，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的罢工事件，被认为是抗议的导火索。李嘉诚被塑以剥削资本家甚至“吸血鬼”的形象。人们除了示威还发起“罢买行动”，矛头直指百佳、丰泽、屈臣氏等李氏旗下商业体。面对香港人的寒意，“李超人”对现状处处显出悲观焦虑。谈及彼时正热的“占中”，李嘉诚以“好靓的玻璃”为喻大摇其头——现时撤资似乎成了必然之选。

　　在香港，电力、煤气、公交、商超，几乎所有民生都被财阀把控。《李家的城》是一篇流传甚广的香港中学生作文，文中写到：“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们的上帝，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他们付出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这都是诚哥的伟大”。此文一出引来众多港人共鸣，“港岛居民就连在家，足不出户都要付钱给李家，灯总要开吧，电费总要给吧，李家的城啊”。

　　可以说，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大地产商，由地产垄断推高房价，继而影响其他行业的自由竞争和均衡发展；居高临下的地产大佬再借势控制民生百业，修成旱涝保收的家族财团，这正是港岛社会经济弊病的根源。及至新届政府施政，旨在打破上述困疾，最大限度地激活中小企业发展显然与之前的路数相违，“超人”的安全感丢失也自在情理之中。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世时曾为中国经济转型支招，指出仅靠地产支撑会面临危险，关键还是发展品牌经济；提及李嘉诚，遂以不屑的语气反问：“他可有制造一件行销世界的商品？李嘉诚投资地产、港口、电力公司全靠和垄断结盟。弹丸之地新加坡却有虎牌啤酒、星展银行、新加坡航空、悦榕庄酒店……”言外之意这人靠不住。无独有偶，早在2005年，李嘉诚以首善之躯承诺向香港大学捐赠10亿元，校方为表感谢便将校医学院冠名为李嘉诚医学院。不料此事遭杯葛，港大医学院校友联署抗议。

　　据统计，2009年香港人均GDP为4.3万美元，大体与瑞士相当；但同期基尼系数却高达0.434，仅次于中非共和国的0.436，2012年更是达到0.537，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香港特区政府2013年9月公布：香港贫困人口约占当地总人口的19.6%。贫富差距过大，仇富自然“势在必行”。《地产霸权》的作者潘慧娴撰文指出：香港整体被垄断财团全方位绑架，平等的机会和竞争仅是纸上谈兵。这种绑架之所以成行，实则与土地垄断密不可分。

　　从港英时代到特区时代，港府的土地政策基本上一边倒，只有大财团大地产商才可能拿地、囤地，进而凭借垄断的土地资源大幅抬高房价。长期以来，“积极不干预”的策略使香港的经济活动与土地政策脱钩；土地使用和规划只看眼前利益，地产商在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专攻利润丰厚的零售商贸，缺乏平衡监管，地产霸权比于丛林；租金高昂，恶性循环导致多元发展疲弱……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背离市场经济，香港的经济模式由此朝空心化方向发展。相比内地城市，香港更依赖特殊政策的扶持，甚至只有资金支持才有可能保持繁荣。特别需指出的是，该书作者曾任新鸿基地产创办人郭德胜私人助理八年之久，后在嘉里建设负责土地及物业估价与收购。作为圈内资深人士，其对行业现状的梳理反思，权威可见一斑。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自传中说道：当既得利益把利己政策与社会体制融为一体，实现转变只有改革或绕过体制，若改革失败则社会衰败。于此，摒弃短视的功利主义，切实解决中低收入阶层最迫切的生活需求，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培养“涓滴效应”应为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