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命运需要全社会的关怀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一次论坛上，“石扉客”在发言时尖锐地批评说，在媒体记者遇到权力打压的关键时刻，新闻界并未给予声援，而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媒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中。他还隐含地批评，现在新闻界的学者更关心自身职业发展，而未能与记者共同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石扉客”的这番言论得到了不少响应。评论人陈杰人写道，新闻学者甚少为受不公正对待的记者说句公道话，让人感觉新闻学界和业界是两个格格不入的圈子，而法律界和企业界却往往会出现同业者彼此纷起同情与声援的事例。评论人曹林则更直接地描述了两个“圈子”的不和关系：业界觉得学界的研究大而无当，学界则批评业界浮躁肤浅，基本功未扎牢，唯阅读量是图，牺牲新闻品质。

　　无论如何，“石扉客”等人表达了一种合理的愿望：中国新闻学界与业界形成一个职业共同体，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与期许，以及共同的社会目标，声气相求，彼此支援。不过，形成价值观与命运的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学界不可以以一种“诤友”的姿态批评业界——无论是从媒体伦理的角度，还是从操作方式的角度。来自专业研究者的批评，本身有助于新闻业的成熟与进步。技术方面的批评与道义方面的声援，二者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在一个方面做得更多，并不意味着在另一个方面做的就会变少。在很多时候，“挑剔”新闻业者，本身就是学者的职责所在。

　　但是，“石扉客”发言的合理之处是其核心诉求，即新闻学界要多为受到不公正对待、遭到打击报复甚至身陷囹圄的记者主动挺身而出，以学者的身份，为记者的正当报道行为提供理论依据与道义支持，对损害新闻真实性、公正性的钳制、扭曲行为加以谴责。放在当前的现实情势下，这显然有极大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由于管制的强化，中国媒体的生存环境正在恶化，高素质人才尤其是优秀调查记者纷纷转行、流失，而媒体与记者的命运，又未引起全社会充足的同情与关怀。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相比，新闻业界与学界之间的不睦，反倒像是无足轻重的“茶杯里的风暴”。

　　在记者生存状况恶化的当下，新闻业界必然希望得到更多外部声援，而作为自身的“近亲属”，新闻学界会成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求援对象，就像即将溺水之人，会拼命地攀求最近在手边的稻草，虽然他们也明白这未必会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从此意义而言，“石扉客”的发言，更多是对新闻界获取普遍社会声援的一种吁求，只是以在学界听来比较刺耳的方式提出而已，学界更应以同情心、理解心看待之。

　　作为比照，“石扉客”等人举出了法律界存在职业共同体的例子，认为中国那些受打压的律师会受到业界、学界同行的普遍支援，然而，这或许是出于对新闻界现状的忧虑和失望，而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法学界的“团结”与凝聚力。事实上，中国的法律界也有很多不问公共事务，只耕好自身的“一亩三分地”的律师与学者，更不用说法官和检察官了。同时，对于司法改革的方向和中国法治的未来，法学界的共识也在趋于减退。只是法律界相对于新闻界体量更大，故而给人造成一种敢于发言者比例更高的印象。新闻界虽也有少数直言者，但势单力孤，或者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发声，遂给人一种万马齐喑的印象。

　　更何况，所谓的职业共同体的出现，必然要以开放社会作为前提，因为职业人士共同体的实质是一种独立于政府、企业和普通公民的社会中间组织，发挥独特的社会功能，它不可能存在于有严密权力控制、阻止中间组织发育的社会中，即使有一定的萌芽，即使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表现出再大的势头，也始终不是独立自治的团体，很可能在即使是轻微的政府风浪冲击下便土崩瓦解。

　　但“石扉客”的言论体现出社会的一种普遍焦虑：拥有专业知识与思维、表达能力的优秀分子，或是出于对潜在后果的恐惧，或是基于某种犬儒心理，越来越不愿在公共议题上发声，从而使一些勇敢的行动者、冒险者处于孤立无援状态，被迫屈服或撤离。人们期待知识分子至少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负起某种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不应转化为一种强迫，但却的确是当前社会所必需的。

　　不过，新闻学者在一些关键场合的缺席，与中国新闻学的现状或许也不无关系。中国过去教授的是与现代传播规律严重脱节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现在即使引入一些西方式的教材或理论，其内容也往往是以一个已经确立了言论自由的社会为考察对象，而不涉及转型社会中的记者权利确立问题，从而与中国社会现实脱节。那么，无论是潜心研究哪种理论的学者，都可能在声援记者的问题上失语，因为这种意见表达需要更广阔的视野与综合的思维能力。其实在“石扉客”等人推崇的法学界也何尝不是如此？敢于并且能够以有力的方式发声，从而推动社会开放与进步的法律人，并不一定在专业学术方面更有造诣，但必定是最具有公共关怀的人。他们运用的不一定只是法律知识，而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综合知识，更有敏锐而诚挚的心灵。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中国需要更多的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限于特定的学科。通过他们的努力，可以唤醒大众的公共意识，塑造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固然，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中国新闻从业者都奉为纯洁无暇的模范，事实上体制造成的许多问题，如腐败、失职等，在困扰着社会的同时，也在困扰着新闻界，但是在当下，那些非因违法犯罪或违反职业伦理等原因而遭到压制的记者，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声援，而不仅仅是新闻界或法律界。只有普通公众也能建立一种确信：新闻自由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因为独立的媒体是政府廉洁与信息透明等的重要保证，从而更习惯性地关心记者的命运，对政府施加压力，而不是跟着一些权势者系统性地丑化、歧视记者，记者的权益才会得到保障，一种更自由、公正的社会才有望出现。也只有在更大的自由状态中，真正的而非自说自话的职业共同体才有望成形，并反过来成为自由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