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实质是一场新党运动

宋圭武 原创 | 2015-09-04 10:00 | 收藏 | 投票
   反腐败实质是一场新党运动
 
 
                                   宋 圭 武 
 
 
    如何看待当前反腐败,笔者谈几点思考及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目前大力反腐败实质是一场新党运动
    反腐败,就是割掉腐肉,割掉腐肉,就是新生,所以,大力反腐败,实质就是一场新党运动。新党运动,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
    新党运动,核心是重塑党的形象,重建党的肌体,重整党的作风。
重塑党的形象,目标是让人民信任党。重建党的肌体,目标是让党更有战斗力。重整党的作风,目标是让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如何有效反腐败
    反腐败,最终目标是要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如何使官员不敢贪,需要坚决严惩贪腐官员。严惩腐败官员,需要对待腐败问题,实现有错必究,有罪必罚,绝不姑息迁就,不能让腐败分子有任何投机幻想。
    如何使官员不能贪,需要建立严密防腐制度。严密防腐制度,就是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如何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需要建立更加公开化和民主化的制度体系。
    如何使官员不愿贪,需要建设严律人格修养。如何培养官员严格自律人格,一是要重视官员的日常教育。各级组织,要把反腐败教育日常化和持久化,要常抓不懈。二是要形成自觉人格,建设自觉文化。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目前,中国文化建设,尤其要注重培育敬畏意识。这里敬畏既表示一种尊敬,也表示一种畏惧,是尊敬与畏惧的一种混合。对于“敬畏”,东西方的许多贤哲都有深刻论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别强调“君子之心”应“常存敬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人类敬畏,那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德国现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敬畏的是“世界本身”:“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对于人类而言,敬畏未知世界,意义是深远的。敬畏实质也是一种平衡,是人类与未知世界之间的一种平衡,也是人类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一种平衡。
    另外,面对腐败严重的局面,反腐败应注重三种策略:以外带内;以小带大;以标带本。
    以外带内,就是首先避开权力核心层,从权力外围开始。若直接从核心层开始,必然阻力很大,阻力大,就不容易取得效果。而从外围开始,阻力就小多。另外,由于腐败过程往往会产生各种交往关系,外围腐败,往往与核心层也会有各种牵连,所以,从外围开始治理,对核心层也是震慑。以外带内落实到具体环节,就是先治理政协、人大、退休等官员腐败,然后再逐步升级到政府及党委机关。
    以小带大,就是从小官开始,从小事开始。以小带大,本质也是坚持了先易后难原则。从小官开始,就是从小官身上挖出大官。小官犯事,往往隐蔽手段小,也容易查处。从小事开始,就是以小事为线索,牵出大事。官员腐败,对一些小事往往忽视,自以为小事也出不了大问题,所以,找小问题比找大问题容易多。
    以标带本,就是王岐山书记提倡的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战略。从长远看,治本是根本,但治本必然难度很大,需要一个过程,为此,在腐败严重的情况下,治标也很重要。治标就是缓解症状,缓解社会压力,稳定社会情绪,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有效开展治本工作。
另外,建议反腐败分三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主要体现政治建设特点。主要战果是拿下一个大老虎及众多老虎。目前,周永康的落马,预示这一阶段已经结束。
第二阶段:主要体现经济建设特点。笔者建议以经济落后地区为重点反腐败。实现中国梦,必须要解决好落后地区发展问题。落后地区面临的困境是:越落后,越腐败;越腐败,越落后。一些研究也表明,腐败与落后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在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2008年透明国际发布各国清廉指数排名》中,通过比较180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一些腐败最为猖獗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些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同时,该资料还显示,在一些腐败日渐严重的国家,经济也正在走下坡路。最终透明国际研究认为,贫穷与腐败存在因果关系,腐败严重的国家与贫穷地区大致重合。目前,中央对落后地区在人才和资金方面有很多支持,但效果不佳,为什么,其中腐败就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腐败,人才得不到合理利用,资金也得不到合理利用。所以,中央对落后地区支持,除了输送人才资金外,也要在落后地区大力反腐败。
第三阶段:主要体现法治建设特点。这一阶段应让反腐败逐步进入法治化轨道。主要任务是建立完善各种反腐败制度。三个阶段完成后,国家将正式进入中国梦的全面建设阶段。
三、官员要正确看待反腐败
    要坚决反对官员“不作为”。目前,一些干部“不作为”,危害性是多方面的。一是“不作为”违德。“不作为”实质是对个人有利就为,对个人无利就不为,是一种严重的败德行为,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典型的自私自利。二是“不作为”违纪。党的章程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党的最高宗旨之一。在追求社会利益面前,共产党员没有任何理由“不作为”。“不作为”本质也违背党的纪律。三是“不作为”违法。行政中的不作为行为,本质是政府职能部门(包括工作人员)失职渎职,在法律上界定为“消极违法”。所以,“不作为”不仅违德、违纪,而且违法,是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一种犯罪。
    官员应认识到,从长远看,反腐败最大获利群体是官员。
目前,中央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腐败分子,对全体官员也是重大考验。反腐败,虽然老百姓也收益,而且收益也大,但官员作为一个整体,从长远和总体看,应是受益最大群体。
首先,反腐败有利于社会运行秩序规范。社会运行秩序规范,可以有效减轻官员管理社会的压力。一些发达国家,官员管理实际很轻松。最近看网上一个报道,美国有一个小镇,一个5岁孩子当镇长两届,最近一届才被一个中学生代替。这说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官员工作非常轻松,可基本不用管理。
    其次,反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了,全社会都受益,相应,官员的收入水平也会提高,而且经济越发达,对官员越有利。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官员享受和收入,也许个别或部分不如发展中国家,但官员总体收入和福利要比发展中国家好。
    再次,反腐败有利于官员减轻心理压力。由于反腐败,官员贪污也就少了,平日心理压力也就少了,再不用一天提心吊胆过日子,生活幸福度也就提高了。而身价百万,或家藏万贯,但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从实际看,这样的日子跟罪犯过日子没有什么两样。
    第四,反腐败有利于官员子女。腐败的社会,谁都吃亏,官员的子女也不例外。污染的空气,大家都吸,官员的子女也不能例外。在污浊的河水里游泳,河水也不会因为你是官员的子女而自己主动变清。当然,有些官员可以将子女移居国外,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除了文化与人家难相容外,若还再遇到发生排外事件,财产和生命就都会遇到很大风险。另外,从整体看,能移居到国外的,也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官员的子女,最终还是在国内生活和工作。
    第五,从我国历史看,腐败也让官员群体吃亏最大。由于贪污腐败,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满情绪就十分严重,社会就会不断发生暴动或起义事件。而一旦发生暴动或起义,穷人最多丢了命,而官员或富人,不仅丢了性命,也丢了财富,最终人财两空。甚至有的官员或富人,被暴民们满门抄斩。有些暴民在杀害富人或官员时,之前往往会施行各种酷刑,让富人或官员死前也要经历巨大痛苦,而不是好死。
    所以,对于反腐败,官员应当有战略眼光,有清醒认识,要积极支持中央反腐败,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中央敢于壮士断腕,下决心惩治腐败分子,官员个人也要敢于壮士断腕,要不怕受牵连,要不怕受损失,要敢于对腐败分子不留情,要敢于割肉放血。                  
    四、反腐败要注意避免改革英雄成悲剧人物
从历史看,中国社会有一怪现象:改革艰难改朝容易。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改革,或者改革者自身成为改革的祭品,或者改革本身最终以失败告终。商鞅变法,改革者自身成了改革的祭品。王莽改制,是现实击碎理想的梦,最终改制也随着新朝的灭亡和王莽死去而画上了句号孝文帝改革,改革最终也救不了北魏亡国的命。永贞革新,最终是越革越越陈旧,而且革新失败后,宦官觊觎大权,朝堂朋党林立,大唐王朝愈加腐败黑暗。庆历新政,是阳谋难敌阴谋,坚持了一年多最终失败。王安石变法,最终是越变法国家越贫弱。变法失败后,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并且在变法失败后四十一年,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张居正改革,也是最终正不压邪终遭失败。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张居正成了改革的牺牲品,家产被抄没,家属或死于非命。此后,某些改革的成果虽然保留下来,大部分遭废弃。戊戌变法,是君子横刀法难变。而清末新政,最终结局也是:新政成了清朝末日绝唱,主观上救命,客观上催命。
目前,中国大力强力反腐败,也是中国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有效避免改革英雄成悲剧人物,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比如,如何有效保护实名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就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实际存在的情况是,一些实名举报者,大多后续处境都不好或变坏,比如常艳等,这种情况需要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对实名举报或反腐败有功的官员,应重点考虑提拔,对其自身涉及到的腐败问题,可考虑给予一定程度赦免。对于实名举报的公民,国家应考虑给予重金奖励。
 
 
 
                   作者: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通讯地址: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邮编:730070
                   电子信箱:gssgw007@sina.com                 
 
 
个人简介
宋圭武,男,汉族,1964年生,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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