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这个人比较复杂。
一是经历复杂。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这或许无可厚非吧!可以说,只是打工而已嘛!就像是黄包车夫,必然拉过国民党特务,却不能证明黄包车夫就是国民党特务。
二是婚姻复杂。
王实味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很快因为热恋李芬而离开了党组织。1930年在上海,却跟李芬曾经的北大同舍女生刘莹结婚了。
1937年7月,在王实味家乡河南开封,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王实味和刘莹,商定一起奔赴延安。然而,当时他们已有儿女,而且刘莹又有孕在身。于是便决定堕胎。可喝下打胎药,却没解决问题。既然没有解决问题,按道理,王实味也该先解决问题再走啊!可是王实味等不及。10月份,就抛妻弃子,动身去了延安。
王实味一走,刘莹只好回到长沙,实行剖腹手术终止妊娠。等到身体基本康复,可以去延安了,这时已经是1938年。当时武汉会战,日军攻占了武汉等地,此时再去延安,实在已不方便。当然,也幸好如此,否则到了延安,看到的却是历史有明文记载的一对郎才女貌的佳缘:一个叫做薄平的女生,与他的丈夫王实味,已经从师生关系发展到夫妻关系。这在延安已经是众所周知。
至于这个叫做薄平的女生,是如何认识他的丈夫王实味的,既然都在一起了,公开了,那也不妨明言:在王实味和刘莹结婚期间,1936年,薄平考上了开封唯一的官办省立女子中学,遇上了当英语老师的王实味。
王实味还给薄平取了个笔名:绯石。说来,这薄平也奇怪的很,巧合的很,1936年考上了开封官办省立女子中学,1938年4月,却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声乐。于是,1939年2月,既没有跟原来的妻子刘莹离婚,这王实味,就急着娶上了自己的学生薄平。
三是性格复杂。
据有据可查的历史资料:
当时边区棉布很缺乏,大家都穿土布,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成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也享受这一待遇。但是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为王实味瘦削,没有领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围着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文澜把自己的一份给了王实味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王实味只要了帽子,因为范文澜个子大,他的衣服王实味根本不能穿。在编译室,只有两个人,王实味没有与之吵过:一是持重厚道的留日生王学文,一是博学而谦和的张闻天。王实味与何锡麟争吵只因学经济的何锡麟指出王实味的一处翻译不应用“价钱”而应改用“价格”。何锡麟后来对人说:“此人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王若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还有小鬼打饭,质量不错。王实味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边的瘦肉。”
四是所处时代复杂。
其文章发表,是否合乎时宜?
1942年3月,时为延安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野百合花》。一时轰动国共两党。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其文重在讽刺延安时期食色两方面的等级差异。这种明文暗述的等级差异,能够挑起非领导阶层对领导阶层的敌意和敌对情绪,且效果显著。对此,就连国民党,也深刻认同。
这样的文章,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是写不出来的,因为他们对于延安的实情并不了解。王实味的文章发表以后,国民党慧眼识才,喜不自禁,很快便利用此文,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作为政治上“讨伐”中共的檄文。在小册子的按语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不但编小册子,还出了专刊,标题为《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
其实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当时的延安体制,是一种军事组织体系,军事化、等级化,是这一种组织体系原本具有的普遍性。无等级差异,则不成其体系,无等级,则无军事。众所周之,古往今来,直至今日民主神话的光环下的欧美,其军事组织也是要讲究等级威严的,同样是无等级则无军事。因此,对于等级制的批评,很容易被误会为过分的苛求。
当其时,正是在遵义会议上丧失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主管《解放日报》,他要禁止此文的发表,自然是一言九鼎。可是此文仍然奇怪的发表出来了。而此文众多所指暗讽当时中共权力最高层,很容易被误会为派系斗争的延续。
五是被杀的政治复杂性
对于王实味,当初也只是关着。毛泽东尽管提过意见,说他是托派,但确实从没杀他的意思,关于这个,毛泽东有过明确的说法。
毛泽东没有杀他之意,却又为何杀了?
其好友之一的张闻天,当时位列高层,为何不救?
促成王实味悲剧的因素,最重要的一方面,其实是他自己视死如归的往枪口上撞。关押期间如此之长,肯定给过多次“承认错误、悔过自新”的机会,而他也一定是坚决不肯妥协的,毕竟,性格决定命运。
其复杂的政治经历,原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只是一个翻译人员。当时的翻译很稀缺,被视为高级知识分子。而且当时的翻译,是一种共同协作,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任何翻译人员个人,在理论权威的形成方面,并无决定性的影响力。但他自己要牵涉到政治之中,也便当另眼相看了。
六是其平反的政治复杂性
其因言获罪,并非神话故事。以其受难者的形象,而永垂不朽,带上了普罗米修斯的荣光。
不能说其平反是派系斗争的结果,也不能说是不同政治派系政治上重新崛起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说,是某一政治派系从政治高台上重重跌落的结果。历史给出了对王实味案的再审查,还会不会给出对王实味案的否定之否定呢?
我看不会。
毫无疑问,王实味杂文的警示意义,远远大于蒋介石在台湾几十年绝望而张狂的叫嚣。《野百合花》杂文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其:王实味之问!
烈士的牺牲,是否是有价值的?现在,未来,他们的牺牲是否值得?如果烈士的牺牲换来的只是等级差异,是特权,是红色贵族,那么,他们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换了一批人上台而已。随着后人价值观的转变,贞节牌坊,已经完全成为历史遗迹,后人不认同其当初为之而建造的意义。烈士纪念碑,会不会面临同样的历史宿命?
整风运动、三反五反、四清、文革、八项规定、反腐败,能够治标治本吗?能够对付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等级主义吗?
附录:
一
《野百合花》前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具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狂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二
《野百合花》摘录: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
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
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
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
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
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
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
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
不能不有些“不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