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与汽车

黄有光 原创 | 2016-01-14 15:10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汽车 雾霾 

中国北方,尤其是北京一带,去年冬季(2015年12月左右)雾霾严重,执笔时(12月25日)北京PM2.5超过500点(ug/m3),是严重污染,非常不健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5点以下才是安全水平。) 雾霾严重与否,短期受天气影响,但中长期更受污染影响,主要包括汽车的排放、供暖(尤其是烧煤)、餐饮与工业生产。(见: http://gongyi.sohu.com/20151215/n431334542.shtml ) 本文集中讨论汽车,但原理适用于其他污染。

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已经超越温饱水平,在社会水平(私人水平还有人际竞争的因素),增加消费并不能显著增加快乐,如果环境质量减少,反而可能减少快乐。(详见拙作:《快乐之道》。)因此,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减低雾霾已经比维持GDP的增长率更加重要。本文论述,在保护环境,尤其是减少汽车的排放上,中国各城市的政策,有很多可以大量改进的地方。

例如,北京在用摇号发车号,用车牌号限制上路日。不错,汽车与汽油的消费有大量外部成本(对他人造成损失而用车者没有负担这费用),包括汽车的人际炫耀性消费作用、使用汽车的堵塞、污染、意外与噪音的作用等。因此,应该限制汽车与汽油的消费[见李雅萍(2014) 、邓欣 & 黄有光 (2008) ],但不应该用摇号与用车牌号等行政手段,而应该用市场手段。应该把汽车的人际炫耀性消费作用加在拥有汽车的费税上,或在限制汽车数目的基础上,以拍卖的方式让拥车者负担,像新加坡的方法一样。(详见《联合早报》2013年9月6日的拙文。)

可能有人会认为,用拍卖的方法分配受限制数量的汽车,会造成只有有钱人能够拥有私人汽车,中低收入者负担不起,不公平。这问题可以通过多抽有钱人的税,多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加大除贫力度来应对。用拍卖取代摇号,增加效率,但可能增加实际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钱人得利10亿元,其他人损失5亿元。以金钱上看,好像得利。但有钱人的2元所代表的快乐,很可能低于其他人的1元。因此,如果只看效率,只用拍卖替代摇号,没有其他配套措施,整个社会的福祉未必增加。

不过,如果在具体政策(包括汽车,但不限于汽车)用效率挂帅,而在整体分配政策上多照顾中低收入者,则可以论证,所有人群,包括富人、中低收入者与穷人,都会得利。(详细论证见笔者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年的文章;中译见《黄有光自选集》,或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第4.7节。)

上海用拍卖来分配车号,显然比北京高效许多。但其拍卖方法也没有新加坡的有效。广州用摇号与拍卖的混合制度,在效率上比北京好很多,而在人们的公平评价上,可能比上海的高。这可能是广州用这混合制度的原因。不过,如果能够让人们明白,在具体政策上应该以效率挂帅,而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加大力度,就可以采用新加坡的更加有效率的政策。要认识到,在像新加坡的制度下,有钱人必须用高价才能够得到车号,就像有钱人多花钱,可以得到较多的旅游、餐饮、房子等物品一样。如果认为平等程度不够高,应该在整体平等与除贫政策上加大力度,而不是在具体政策上。一个人是否有钱,是否贫穷,不是看他在具体物品上的消费,而是看他的整体购买力。与其让一个穷人有机会从摇号中获得车牌的机会,不如设法增加其整体购买力。

其次,与其用车牌号限制汽车上路,不如对汽油征收大量的税,来体现汽油使用的堵塞与污染等大量外部成本,使人们自动减少汽油的消费。用车牌号限制,有钱人往往可以通过拥有多辆汽车,而避免受限制。高汽油税的收入,并不是被丢入大海,而是可以用来改善交通或减少其他方面的税收。因此,高汽油税实际上对人们,包括拥有汽车的汽油消费者,有利。(详见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第1.7节。)

除了对汽车的拥有与汽油的消费征收高额的费税,也可以采用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 中国油品国标严重滞后于国际汽车排放标准。 2011年中国全面实行了汽车排放国四标准(不含柴油车),然而到现在可以与之匹配的国四燃油还远没有全国普及。中国的燃油品质从硫含量上看一直以来都有差距。当前实施标准与欧盟和美国现行标准还有着大约10倍的差距。(详见:http://data.163.com/15/0130/00/AH5S6ILD00014MTN.html .) 李雅萍(2014,第823页)也说,“从汽车尾气造成污染的原因看,主要是汽车数量的激增和燃油品质不高造成的。”可以加上,没有对汽车与汽油征收反映其外部成本的税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污染等外部成本征收税费,可以减低污染于未然,节省大量的清理成本,对污染者的损失,大大小于社会的得利。(详见《信报财经月刊》,2015年2月的拙文。)

可能有人认为,理论上应该对污染征收等于其造成的损失的税费,但这损失很难估计,尤其是关于影响全世界与多年后的人们的排放。然而,拙作(Ng 2004)论证,至少应该对污染征收清理污染的成本的税费,而这比较容易估计。还有,多数情形,这样的税费的收入,大于应该用来清理污染的总投资,从而解决清理污染的资金来源问题。

除了对汽车与汽油的征税,依据同样道理,也应该对其他外部成本,尤其是严重危害环境品质的污染,包括烧煤取暖与工业生产上的,征收高额税费,或进行一定适当的限制。如果能够大量减低雾霾,提高环境品质,一二十年后,即使GDP只是增加50%而不是增加100%, 人们的健康与快乐水平,也应该比GDP大量增加,但雾霾也大量增加,而环境品质大量降低的情形,要高很多。其次,环境品质的大量降低,迟早会使GDP 的增速降低,甚至下跌。长期而言,至少是在小康水平之后,环保应该比GDP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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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澳洲蒙纳士(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出版过《福利经济学》,《黄有光看世界》等书,在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发表过许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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