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表哥汤紹增的三次见面
文革前，妈妈工作之余在后院养过一些鸡、鸭啥的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它们也是我儿时的玩伴，早上，妈妈把几只毛绒绒的小黄鸭从竹笼子放出来，围着一个旧瓦钵抢食吃，鸭食是一把面粉，或者包谷颗粒熬成糊糊拌上许多青菜叶子，小黄鸭们一直吃到脖子都撑粗了，才嘎嘎嘎的、摇头摆尾的相互招呼着，不紧不慢，摇摇摆摆的走下后院旁的小溪里。小溪水很清亮，水草丛中藏有有小鱼、泥鳅、螺蛳供小鸭子捕捉，所以养鸭子很简单，早上喂一次就不管它们了，晚上，鸭子们自然会排着队摇摇摆摆的，很有纪律的走回家，不知不觉中小鸭子就摇摇摆摆的张大了。
抱鸡母则从开始孵蛋起，一直到一窝小鸡仔长大，不再服从鸡妈妈权威之前，性格都会变得十分彪悍，小鸡仔从孵出壳的那一刻起，便“喳、喳、喳”的围着鸡母吵个不休，抱鸡母则咯咯咯的呼唤着颜色也长得不整齐，也不太守纪律的小鸡仔团结在它的周围，不要离得太远，鸡母用爪子刨土，找到蚯蚓虫子类好吃的食物，就咯咯地叫，将虫子叼起来又放下，叼起来又放下，身体力行的教导小鸡仔们如何找食吃。倘若天上有老鹰盘旋，地上有猫猫狗狗或者生人路过，鸡母会召唤小鸡仔回来躲进她羽翼的庇护之中，外物胆敢靠近时，鸡母就奋不顾身跳起来用它坚硬的啄，锋利的爪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
在说紹增哥的事情前，讲些鸡呀，鸭的事情是想证明家禽与人类的基因遗传密码，都存在某些生物的共性，作为地球生灵的主宰有智慧的人类，更有共通的，普世的价值存在。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信仰者为了坚守和追求自己的精神信仰，放弃物质享受，甚至付出自己生命也在所不辞，他们把自己生命的意义赋予给了对光明的寻求。
由于父亲有历史问题，我家的人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治理中一直过得战战兢兢的，但，如果遇到有人欺负到家里来时，母亲就会表现出抱鸡母般的彪悍，把找上门来肆行淫威的人骂个狗血淋头，无论来者是民警、居委会干部、还是文革积极分子，她一律不管全部统统骂回去。
我妈妈出身工人阶级，读过高小，是服装四厂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在那个年代，算能说会道的文化人，她性格倔强，无论是谁只要她不服，你就降不住。
能说会道的妈妈，常给我们讲她年轻时候的事情，讲得最多的是我三姑妈的儿子汤紹增哥哥的故事。
抗战期间，1937年三姑妈一家和我们从宜昌逃难到了重庆，那时很多下江人来重庆住在南岸玄坛庙。
妈妈说你爸的前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你爸是老幺，跟你爸结婚那会儿，老梁家三个姐姐的儿女同我我差不多大小。你伯伯抗日开始就被抓去当了兵，后来就一直没有音讯。
汤汤紹增比你爸小五岁，比我大两岁，他能读书，是老梁家几子妹的子女中，唯一的大学生，汤紹增思想进步，解放前就入了党，刚解放时当过厦门大学的教导主任。
汤紹增小时候性子倔，1938年开始以后连续好几年，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得特别厉害，你三姑爹他们华元公司的船停航了，但三姑妈还是经常打麻将，有一次紹增听见他爸和她妈为老打麻将吵嘴，就认为家经济出了问题，就不上学了，他自己悄悄跟着马帮跑到贵阳去找舅舅。
妈妈说，抗战的时候，你爸在贵阳当运输兵，跑重庆到缅甸那条线运送抗战物质，你爸那会儿是个运输部队的小军官。突然在贵阳见到走了十几天茶马古道风尘仆仆，蓬头垢面汤紹增出现在面前又是欢喜又是惊讶，问他怎么到的贵阳，到贵阳来干啥子。紹增说，我跟着马帮走，到贵阳来找你帮我找工作。可是，战时的部队有纪律管着呢，你爸那个小官哪例能给个学生娃找工作呢？，只好留紹增在营房耍了两天，给了紹增两个袁大脑壳（银元）就找车让他搭回到重庆。
你三姑妈三姑爹见失踪20多天的紹增又风流倜傥的出现在眼前，气也不是，怄也不是，生怕把紹增少爷惹到又跑了。后来抗战胜利老，三姑妈他们就搬回宜昌老家。
妈吗叹息：可惜了，汤紹增就是因为他的犟脾气，后来倒了霉。你还记得不，你小时候他来过重庆。
那次紹增哥上重庆是在1958年记得紹增哥带着已经5岁的我去玄坛庙河边的慈云寺吃了一顿很好吃的素餐，还带我上了南山，在当年蒋介石的南山行宫、孔二小姐住宅、南山望江草亭等名胜处驻足停步，讲一些我听不大懂的故事，那是我一次见紹增哥，留下的印象是紹增哥很和蔼，紹增哥很有学问，紹增哥有点高，也有点超。（超 重庆方言衣着讲究的意思）。
文革后期，我作为新三届的知青下乡了，在农村呆了几年，送走，又迎来一批又一批知青，当我由新知青变成老知青那个阶段，一些手抄的消息、故事、歌曲以及各种流言在社会泛起，从纷乱的信息中，可以预感形势将会发生变化，知青运动长不了，迟早知青都会返回城里去，于是便谋划，应趁还在当知青相对自由的这段时间，设法回老家宜昌去看看。
由于我家有姨爹、大华哥和其他几个亲友在跑船，多年来我们这家在重庆的“下江人”一直和宜昌老家保持着联系。
遇到姨爹的客轮定期的，大华哥的拖轮不定期的开到重庆，我们便要去码头接船，每次接船，姨爹或大华哥总是带一些肉呀，油呀，或者在长江沿途水码头买的鸡呀鱼这类六、七十年代的高级、贵重物品带回家，回到我家他们就会说，船上伙食好，鱼肉都吃腻了，只要我妈推豆花当主菜办招待。
尽管宜昌来客与父母谈大人们之间才能谈的话题时，要避开我们这些孩子，但已经20多岁，经历了文革又在当知青后找过一些书来读的我，还是知道了历次政治运动，改变亲人命运的一些事情。
知道了紹增哥是因为被打成了右派被厦门大学开除了公职。1958年那次上重庆是来找舅舅帮忙找工作的，可是，在妈妈嘴里聪明、睿智却有点胆小怕事的爸爸，并没能胜任“家父过世，便以娘舅为大”的传统担当，这一次依然和1938年紹增到贵阳找舅舅谋工作那次一样，也没帮上紹增哥的忙。
1958年我大哥在读小学四年级，他们小学的女校长也是宜昌人，是妈妈认识的同乡之一，不知女校长从里听到了紹增哥当右派的消息，竟有一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我们学校就有个学生的表哥汤绍增，明明出生工人阶级却当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所以广大师生要提高警惕……女校长的讲话从此在大哥心里烙下了深深的阴影。一直到今天，大哥看了我写的这篇文稿，才把这女校长在大会上用紹增哥举例在大哥心头留下心理阴影的事情说给我听，要我加在这篇叙事文章里。
1976年春，一次大华的船将在走了这趟下水后在宜昌进厂检修，修船时大华哥假期，大华是二姑妈的女婿，我回老家的愿望终于可以如愿成行了。
临行前，妈妈嘱咐我到了宜昌，要让小外婆带我去见她的好同学丁家珍。
二姑妈的女儿我喊红英姐，当时已经40多岁了，在宜昌糖厂上班。我和红英姐见面，无需大华哥介绍，迈进家门与红英姐迎面相对，立马呆在了当场，对方熟悉的眉眼之间，让我们同时产生似曾相识的亲近，真是天然的血缘相连呀，我楞了一会，脱口喊了声红英姐，大华哥忙说：这是舅舅家老三，哦~老三，红英姐终于醒豁过来，应了一声，老三！从此宜昌老家的同辈亲人们都喊我：老三。
晚上，丰盛的家宴后，我被安排与红英姐的三个小孩同住一间房，大的哥哥只比我小三岁，与我同床，小的妹妹五六岁和另一个十来岁的妹妹同床，也许在他们听来，我这个三叔叔的重庆话比较新奇，就扭着三叔叔讲故事，我转述了一个老和尚送金扁担给挑夫的叫做“金竹宫”的重庆民间传说，还不够，还要听，又把一些知青的趣闻趣事说给他们听，那晚上大约从17点一直说到24点半夜以后，方才罢休。
第二天一早我便要求大华哥带我去找紹增哥，大华哥吱吱呜呜的不接我的茬，还挤眉弄眼的向红英姐发出求援的眼神儿，“不去，不去，不准去，那个板板娘的，见他干么子”我完全没想到，提到紹增哥，红英姐会发这么大的火。
通过大华哥找紹增哥的愿望落空。但是大华哥很乐意的把我带到了小外婆家。
小外婆就是我外公的小老婆。我亲外婆死后外公再娶时，妈妈已经是十来岁的大姑娘了，平日里，外公将妈妈像宝贝一样疼着，妈妈认定外公新娶的女人是外公的小老婆，就只肯叫她小妈，外公新娶的女人却并不计较，依然像亲娘一样待见我的妈。后来小外婆生了个妹妹，我的小姨，小姨从小就对同父异母的姐姐很是依恋，渐渐长大，也从不计较我妈妈固执的叫小姨的妈为小妈。于是小外婆这个称呼就自然地延续到了我这一辈人了。
“老三”的到来令小外婆兴奋不已，她迈着一双小裹脚，连续几天带着我走东窜西走人户，到我妈的大爹，二爹（我外公排行老三）以及叔伯姑嫂老表的家，到以前的老邻居老街坊家，逢人便高声的炫耀这是我的“三孙伢子”国香的老三呀！人们就回应她“福气好，福气好，三孙子伢都这么大了”。
因妈妈抗战时期离开家乡后与家乡一直都有音信往来，有音信往来而又不能见面，这便增加了异地亲人间的深切思念，天长日久的思念一直在小外婆和姨妈的心绪中惆帐。后来姨妈倒是生了三个娃娃，三个全是女娃子，我可是第一个由重庆回到老家的小外婆的“三孙伢子”这，怎能不让小外婆得意非凡、兴奋不已！
花几天转完了亲友和老街坊的家，我就要小外婆带我去找妈妈的同学丁家珍，外婆却反问我，你见了紹增吗？我说，我找不到紹增哥的家，外婆就说：见了汤紹增，再找丁家珍。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扭到要大华哥带我找紹增哥，大华哥这才告诉我，紹增在60年代三年灾害时期“裹”了一个女人，那女人是个叫花子，还拖着三个孩子，他自己58年就丢了工作，还要从家里拿东西去养那家叫花子，遭到所有亲人的反对，紹增也不管不顾，我行我素，最后，把整个家都败光。你三姑妈紹增他娘，就是那几年，就为这事件被活活气死，活活气死了亲娘!老三，你说家里人那个还愿意与他往来？老三，你也不要生红英的气，那个汤紹增就是个不通人性的犟拐拐、败家子！老三，你实在要见，我可以带你去找他，但你自己去，我是不会进他家门的！
其实大华哥也只知道紹增哥住在近郊农村一个生产队，我们打听了生产队，再打听到汤紹增的家，便和大华哥分了手，我就朝紹增家走去，那是四间连城一排的新垒的土墙房，也称为干打垒。
我当知青干过建设干打垒房屋的工作，先挖坑，铺上连二石头地基，再把泥巴倒进木模子里面夯，一层土一层土的夯，夯实一个长方形，取下模子位移一格，如此循环反复，连片成土墙，再上梁、架橼、盖瓦，建干打垒房子的工序挺复杂。
我朝一间开着的门喊：汤紹增在家吗？门里面走出一个眯着眼的老太婆问，你谁呀，我说我是汤紹增舅舅家的老三，从重庆来，老太婆啊了一声，连连说稀客、稀客，快进屋，快进屋，我就知道这个老太婆就是大华哥口中说的紹增“裹”的“叫花子”女人了。
进屋一看，屋中间有个铁皮小煤球炉，炉子边一个破铁锅里面泡着几个还没有洗的碗，靠墙有一块石头搭的案板，屋头有两根小木凳子，屋子里就这点东西，显得空荡荡的有点宽。
老太婆递过小木凳喊我坐，又从口袋里面摸出一包劣质纸烟掏一根递给我，自己也叼一根在嘴里，伸手拿张废报纸撕了块纸片从煤球炉子里接上火，就叭叭的抽着烟说，坐，坐，等一会紹增就回来了，然后，然后她和我就再也没有话说了。
我站立来独自参观紹增哥的家。四间连成一排的干打垒有两间是联通的，另两间都独自开有门户，我从联通的门道走进了里面的一间房，这间房有张大木床，床下塞满木箱子，皮箱子，纸盒子。两个竹书架码着一些书摆在靠墙的各一边。除此以外，四壁空空。
又坐回小板凳上与老太婆相对无言，心头想，当年那么风流倜傥，那么“超”的紹增哥怎么会过这样一种生活呢？
等到响午时分，屋外安静的地坝传来了响动，老太婆说紹增和伢子们回来了，就迎向门外喊；紹增，快进屋看，舅舅家老三来了。
哈哈哈，老三来了，随着爽朗的笑声，紹增哥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走了进来，眼前的紹增，还是印象中那样的高挑，那样笔挺着腰板，只是脸上添了些皱纹，当年风流倜傥已经蜕去不见踪迹，换了一副风霜刻痕的硬汉模样。
方正，叫，快叫三叔叔，“三叔叔！”那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叫的很干脆，
伢子们都叫呀，都叫三叔叔，紹增冲陆续进屋来的，两男一女三个大伢子说，大伢子们就不好意思的，冲我这个年龄和他们不相上下的人喊了一声“三叔叔好”。
紹增拉着小男孩对三个大伢子说你们在家和你妈吃饭，我去陪三叔叔在外面随便吃点，下午还要送货，送方正去托儿所。
说着话，紹增解下院坝里停的板板车车绳子，套在肩上，方正熟练的跳上车坐稳，我终于朝老太婆喊了一声大嫂，并向三个大伢子道了别，就跟着紹增朝宜昌城的方向走。
从紹增家所在的生产队到宜昌的沿江大道，只有约莫一公里多点的乡间土路，不一会就进了城，紹增把板板车停在街边一家馄饨店门前，馄饨店老板是熟人。热情的招呼着问；紹增来客人了，嗯，这是我舅家老三，以前我上重庆头一次见老三时，他才这伢子那么大点，他摸着方正的头说，你看，转眼老三都跟我一样高了，日子过得快，日子过得真快呀，紹增对老板也对自己说。
紹增又对我介绍说:这位老板跟我一样也姓湯，我们同一年当右派，同一年丢的工作，虽然后来他开了这个店子，我下力拉板板车，但你看他干的活路轻松，身体却没我好，老板不服，说你身体好是因为你爸妈把你的的基础打得好，和干的活路没关系哈……
我看见两个右派相互打趣调侃，慢慢的就丢下了心中那个“那么风流，那么超的紹增哥怎么会过这样一种生活”的思想包袱，也莫名其妙的跟着这两个笑哈哈的老右派乐观了。
边吃馄饨边聊家常，我问，外婆为啥要我先见你才肯带我去找妈的同学丁家珍?紹增哥说，你妈妈叫你找同学，你就去找嘛，不要问那么多。
吃完馄饨，一同送方正去了托儿所，我要求紹增带我一道去送货，紹增哥果断的摆着手，说要不得，你各人回去找外婆，我继续要求说，没关系你拉货我可以搭上一把力，我在后面推板板车，紹增哥说我拉货，路上遇到静谷都会绕着道走，更不准你跟我走。紹增哥坚决的态度，让我不得不依依不舍的离开他。
离开紹增哥我就去了红英姐的家，我要把紹增哥的事打探清楚心里才舒服。
没想到大华哥和红英姐都在家等着我带回紹增的消息，红英姐含着泪听我讲完去紹增家的经过与心中的疑惑，又流着泪讲了我不知道的与紹增相关的一些事情：
我们老梁家，祖上当过官，汉口老家还存放着祖爷爷当县令大人时从衙门带回去的大关刀（这事我听吗妈也摆过）外公刘家、三姑爹汤家、还有丁家珍家在这几个家族是世交，几代人相互间有来往（这个以前妈妈没讲给我听）。抗战时期丁家珍和你妈在重庆读高小时，汤紹增已经读中学了，紹增的中学老师是地下共产党员，紹增是那个地下党老师喜欢的学生积极分子，地下党老师组织学生积极分子赴延安，紹增却想带着你妈和家珍同行，这事不知是谁透露给了几家世交中的一家，然后几大家族就都知道了，你外公刘三爹跑的船刚好在重庆停靠，他在重庆袍哥中有点势力，接到家族电报，就亲自带人找到地下党老师，阻止了紹增他们几个的延安之行。
抗战胜利后汤紹增、丁家珍两家人都回了宜昌老家，他们回来不久便参加了宜昌的地下党，又双双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你妈妈和你爸爸那时却在重庆定了亲，不久，就在重庆安了家。
解放后，汤紹增、丁家珍跟随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去厦大教书，两人充满激情的投身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们的入党介绍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参加革命早，资历深，当了厦大校长，汤紹增成绩好出生好，当了教导主任，家珍则在学校教语文，就在那段时间，汤紹增和丁家珍结了婚。
鼓励百花齐放时 ，大鸣大放运动中，学校组织教职工给领导提意见，紹增觉得校长老是在他面前着摆资格，总是暗示当年当汤紹增丁家珍的入党介绍人其实是对小夫妻俩的一种恩赐，汤紹增就对校长了意见，他提的是书面意见主要是：应将革命事业与个人之间的情谊区别开来的意间和建议，后来上级要他为这事写检查，紹增那个犟脾气楞是坚持他提的这条意见没有错，不写检查。校长被顶回去后又动员家珍回家劝紹增写检查，紹增愤怒的对家珍吼：校长借此事情污蔑我，说我有反党的右倾倾向，逼我写检查，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自己不检讨、老怪别人错，真是岂有此理！
慢慢汤紹增两口子所承受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变成了不是检讨就能解决的事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政治问题。其时，丁家珍肚子里怀了孩子，为了不让还未出生的孩子受到牵连，小两口离了婚。
然后紹增当了右派被开除了公职离开学校回到宜昌，家珍在留校生了孩子不久，也想法子调回了宜昌继续教书。两人同住一个小城市，难免碰上面，但两人碰面也装着不认识，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汤紹增在1960年，裹了一个逃难的女人，他的生活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20多年间，有不少人给丁家珍介绍，劝丁家珍另嫁，但她一直坚持独自一人，把女儿养大，他们的女儿丁静谷比你大两岁，也当过知青，现在已经考进医学院读书去了。
红英讲汤紹增、丁家珍的事情让我听得噫嘘不已。红英姐讲完，哭完，对大华哥说趁老三在，你明天去叫紹增来家，一起见个面罢。
第二天红英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宴，傍晚，汤紹增哥牵着汤方正进门了，“你个板板娘的，你个死人子汤紹增，还知道我的门朝哪方开呀？”红英姐用一阵骂声迎接紹增，紹增却哈哈哈的笑了一阵才回答，不是老三在，我还真想不起来你家的门朝那边开了。
席桌上紹增哥并不理睬红英姐的不停数落，他自豪的高声宣布：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至少已经做成了三件好事情，第一件救活了一家人，第二件，养大了三个流浪儿，还为两个男养儿留下了新房子，养女也出落成一个健健康康的大姑娘，她早晚是要嫁人的，没给她留房子但也留了些钱作嫁妆。弟三件，给我们老汤家留下一个种，他指着方正说，汤方正，长大了要堂堂正正的做个人！
好，好，就你了不起，大华哥不知道是讽刺还是附和说着，还冲紹增哥竖起大拇指。红英姐则瞪眼怪大华哥没有向着她。
通过这次家宴我看出来紹增与亲人们结了二十多年的死结，出现了松动。便趁机问，我如果见到丁家珍，能不能请到家里来？红英姐便把目光转向紹增，紹增却说尽管家珍按照我“生男孩叫山岚，若生女儿就叫静谷”的约定为女儿取的名字，但与家珍见面这话，我还是不会说，老三可以带话给家珍，就说，请她放心，没她同意我不会出面认静谷。
第二天我又回到小外婆家，讲了与紹增哥见面的经过，等到估摸下班的时间，小外婆就迈着小裹脚一拐一拐的在宜昌市中心绕了几个拐，带我来到一个小院前，指着院子说，家珍的家就在这个院子里。
由于家珍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丁家的小院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不像工人出身，但参加过袍哥的外公，我们刘家院子，早被分给了十来位无产阶级居民共同居住，外公自己一家只留了三间房。现在，小外婆一家六口人，就拥挤在三间房子里面。只能另行在过道上搭灶当厨房。
我上前敲院子的门，喊：丁家珍、丁家珍
这时候小外婆迈着她的小裹脚静悄悄的溜回去了。
小院的门吱·呀一响，开了，一个气质妇女出现在门前问，谁呀？我说我妈妈叫刘国香，让我来找她的同学丁家珍，哦，国香的儿子，进来，进屋子来说话。
丁家院子里有一栋两层楼的青砖小洋楼，主楼旁有两排厢房，花园里面有桂花树，和长得矮一些的栀子花树，两排整齐的万年青护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两旁，小路从进院子门穿过花园，一直连接到小洋楼。
丁家珍给我泡了杯茶，坐下来说，静谷没回来我这里就清净得很，这些年也只有几个大学同学有往来，小学、中学的同学都没有联系了，然后就把话题转移了，问你妈妈爸爸还好吗，你家几个孩子了……
回答了家珍姐的问话，我就想把话往紹增哥的方向转，她尽管是妈妈的同学，但心里面想，我还是应该按紹增哥的辈分称他家珍姐，
于是开口说：家珍姐，这么多年妈妈一直都在念叨你和紹增哥，你能不能找个时间与紹增哥见一面，家珍姐说，见面的事情以后再说吧，静谷还小，还在读书，没参加工作……
我便知道我想促成紹增哥父女相见的努力落空了，是那么的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心头产生了失落，便起身向珍姐姐告辞。家珍姐亦不挽留，把我送出丁家院子，挥手说，老三再见，老三，慢走。
接下来姨妈家三个妹妹丽丽、亭亭、文胜，带我在宜昌城里玩了几天后，我便搭乘熟人的船回重庆了。
我回到重庆把回宜昌与紹增见面的情况说给父母听，我的讲述父母听得很认真，讲完了妈妈还反复扭到细节问。比如妈妈问，家珍喊你老三，我说，对呀是喊的老三。
以前，爸爸妈妈对我说话，都是要怎么样，去做什么，统统是交代式的短语句，二十几岁了，这是爸爸妈妈第一次用交谈方式与我对话，受到如此重视，我觉得自己终于在父母眼里长大了，很是自豪。
最后还是妈妈喃喃的说，看来我得找机会回宜昌去一趟，才结束了我这个儿子与父母的第一场交谈。
这次回老家不久，我们的生活就随着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我随大批知青一起返城了，78年返城知青已成为大龄青年。
很快进入80年代，在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大龄青年们体内储蓄的活力终于突破了桎梏迸发了出来，挥洒进改革开放的宏大篇章中。
1985年的夏天，我已近从端了几年铁饭碗的体制内下海，几人合伙在南坪的松藻煤矿宾馆租了两间房子，挂靠市侨联，注册设立了个重庆侨声公司来经营。
这一年，已经被摘了右派帽子并被教育系统就近安排，进了宜昌七中，当了副校长的紹增哥，利用学校放暑假，带已经快要读初中的汤方正上重庆来参拜舅公。
我专门向公司请了两天假，陪汤家父子俩在鹅岭、南山、南泉等重庆风景名胜玩了两天，这些名胜地对汤紹增是故地重游，对汤方正却处处新鲜，父子俩都玩的兴致勃勃。
这是我与紹增哥第三次相见，听紹增哥讲，他原来的学生有很多事出类拔萃的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比如那个学生是什么什么身份接他去了广州、深圳，那个学生当了啥子接他去了上海，那个接他去了北京……这些年，每个假期全国各地到处走，紹增哥的话语中充满一副桃李漫天下幸福感。除此之外说得最多的便是夸当下政策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取消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不厌其烦逐条的对我讲解每条改革举措的重大意义。他的这些讲解我也深有同感。
我妈妈关心的却不是我和紹增哥谈的这些时事政策话题，她关心的是汤紹增与丁家珍之间的关系，当知道两人关系依然保持几十年的原样后，妈妈便耿耿于怀。
1993年春节过后，妈妈下了决心，暂时丢下了带外孙的义务。回了一趟宜昌老家。
我妈离别家乡56年，首次回到宜昌见了她的小妈，见了妹妹全家，见了许多亲朋好友，那些见面的情节、情绪真的是“几多欢喜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出了本篇文字的叙述空间，在更大的范围蔓延。
这次妈妈亲自出面， 先找到她的好同学丁家珍、再喊来比她大两岁的侄子汤紹增，促成了同住一城，却彼此相分离的一家人见面。那可是一个已经41岁的女儿丁静谷苦苦寻觅几十年不得相见、一个年近70的老父亲汤紹增一直在远远的看着成长，痴痴的等着相见，这样一对俩父女、俩姐弟的第一次面对面……
我与紹增哥三次见面的故事大致说完，还有80年代我们在鹅岭喝茶的交谈值得特别记叙。
我问：为什么历次运动这么多知识分子被整呢？
紹增哥说：中国的读书人历来讲究 家国天下、士志于道、关怀社稷黎民，有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所以喜欢指点江山。但毛主席把知识分子比喻成轻飘飘的毛，不依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就会依附在资产积极的皮上，说皮将不存，毛何所附傿，国家主体意识形态把阶级斗争当成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就让每个知识分子表态，你要依附在哪个阶级的皮上，你若那张皮都不依附，对不起，就当你是成尘埃，毛主席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到，就把你打扫出门啰。
我问：阶级斗争的专制主义，文革的混乱局面会不会重来，历来不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吗，万一又出个喜欢专制的领袖人物，是不是会历史又重演？
紹增哥说：现在那个想让历史走回头路不容易，你看阶级斗争为纲被取消了，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了，社会经济发展了，那个还愿意跟你走回头路呢？要有多数人，自觉自愿跟你走才行嘛。
我问：当初你不是自觉自愿的入党吗，一样遭整了这么多年。
紹增：其实自觉自愿要分开来说；“自觉，”是理性的认识，当年共产党带领人民走科学、民主、公平的共产主义之路，当然国民党也是讲三民主义的，从自觉上面说也通的过。但是国民党只是口头讲，实际上官僚很腐败，“自愿”是在理性基础上，还要加情感的取舍，我就在“自愿”的选择上跟共产党走了。
至于我和其他很多人遭整，不是我们的错，是整我们的人错了，你看我们不都平反了嘛。要允许人犯错嘛，当然，这么多人遭整，是因为更多人被蒙蔽，你看现在都讲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了，取消了“最高指示”了，取消了“政治犯”了，没人可以蒙蔽大家的思想了……
紹增哥和我在鹅岭这场交谈始终记忆犹新。
至今我也坚持认为紹增哥80年代上重庆那个时代，是我国百年不遇的最好的机遇期。可惜后来由于一直强调经济改革领先其它方面改革严重滞后导致贪腐、污染、贫富差别大，社会诚信缺失等诸多问题出现，最好的发展机遇似乎与我们渐行渐远。好在十八大审时度势，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个文明五位一体一手抓的效果如何，人们只能翘首以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