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三日(1):遥想南京

赵峰 原创 | 2016-11-01 08:35 | 收藏 | 投票
南京三日(1):遥想南京
 
 
2016年10月14日。
一大早从武汉出发,前往南京参加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南京,一座古都,一座名城,曾经很多次路过,这次就要踏上它的土地了。没有一座城像南京这样,让我既向往又排斥的,既憧憬又藐视。它应该是一座北京那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应该是一座上海那样的现代繁华都市——尽管它没有北京那样的郑重,也没有上海那样的喧哗。我总觉得南京的气质很特别,很难归类,很难把握。作为政治中心,它似乎缺乏威严;作为文化中心,它显得阴柔而萎靡。想起南京就会想起秦淮河,想起“商女不知亡国恨”。还有汪精卫。那个曾经的爱国青年,最终的大汉奸大卖国贼。似乎一个时代走向衰微之时,会选择南京作为避难之所;而避难的政客们,已经失去了理想和斗志,只是犬马声色,苟且偷生而已。
我想起孔飞力先生讲的那个“叫魂”的故事。故事并非始于南京,而是杭州,不过故事所涉及的意境关乎江浙文化,这就与南京有关了。其中提到的江宁织造府,就是皇帝搜集信息控制地方政权的工具。乾隆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盛世,据说那个时候中国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就是这样一个盛世,因为对“剪辫巫术”的恐慌,从江浙一带开始 ,乾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原因,根本在于清朝统治者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的犹豫,也在于乾隆对满族官员日益失却尚武斗志的忧虑——在与汉族尤其是江南才子交往过程中,满族官员沾染了越来越浓厚的阴柔气息,原本一个战斗的民族,越来越享乐和堕落。乾隆掀起这场政治运动的目的,一是震慑那些对满族的统治尚存不满的民众,二是试图肃清江南阴柔文化对满族尚武精神的浸润。最终的结果,除了一大堆冤案之外,既没有抓到一个巫师,更没有什么阴谋集团。乾隆试图震慑异议者的目的似乎达到了,而文化的整肃却没有什么效果。
去南京之前,我对南京的印象就是这样的。或者是荣国府那样的奢华,或者是秦淮河那样的放荡——当然这种奢华和放荡都是帝国灭亡的前兆。至于像“叫魂”那样一层套一层的滑稽的阴谋,我以为只有在江南那样水网密布,杂草丛生,空气潮湿的地方才容易滋生和蔓延。
不过,我对南京的这些感觉还只是表面,南京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和想象是杀戮。江南素来是中国的财富中心。巨大的财富就意味着奢侈和享乐,淫逸和放荡,阴柔和琐碎。人们追求财富的目的就是享受财富。没有这种享乐和堕落,奋斗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可是,巨大的财富也意味着风险。财富不仅在阶层之间分配不均,在地域之间分配不均,在民族之间也分配不均。有的民族在积累物质财富和享乐精神,有的民族在积累人力财富和尚武斗志。江南因此一再成为民族利益争夺的竞技场,甚至成为屠宰场。清军进入江南之后,曾经在扬州屠城十日,杀人八十万。扬州距离南京仅一百公里,而南京大屠杀距扬州屠城不到三百年。想到尸横遍野,野有饿殍,总让人由悲伤而恶心,由恶心而无语。我们谴责施暴者的暴虐,同时也哀叹受暴者的苟且和顺从。
真是不可思议!南京大屠杀期间,两个日本兵押送五百中国人;大家都知道将在万人坑前被扫射,可是没有一人反抗。也许到最后一刻,人们还是期待着有别人反抗,自己可以得到生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一再发生。我不说只有在南京的中国人才会那样苟且和顺从,我哀叹的是如此苟且和顺从的中国人实在太多太多,如此苟且和顺从得太久太久。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那种活命哲学,实在是生命力旺盛。人一茬一茬被杀了又杀,活命哲学却生命力旺盛无比。好死不如赖活着。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的意义究竟又是什么呢?
甲午之年我读了一堆关于甲午的著作。对中国近现代史了解越多,越是感觉无奈和沮丧。甲午战争,数月之内,清国和日本从朝鲜打到黄海又打到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中方战死约11000人,被俘1790人,日方战死约1100人,被俘1人;其中,旅顺口战役,中方战死约2000人(另外日军屠杀百姓20000人),日方战死40人。中方战死者,很大一部分是逃跑时被从后面射杀的。相比一下。日俄战争,一年半之内,在中国辽东半岛反复争夺。日军战死病死88000人,被俘1800人;俄国战死伤死33000人,被俘79000人。其中旅顺口战役,日军战死16000人,战伤44000人;俄国战死10000人,战伤30000人。仅仅在争夺203高地的战斗中,日军战死5052人,战伤11884人;俄国战死5308人,战伤12000人。别的国家在我们的土地上打仗,还打得那样壮烈,而我们自己的军队,逃跑似乎是唯有的战法。
我们今天面临和当年很相似的状况。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我们枕头边上磨刀霍霍,我们却还在自我陶醉。我们似乎因为自己是“世界第二”而很是自满,电视和网络上也一再给自己打气,我们的生产能力如何强大,我们的技术水平如何先进,我们的武器如何让敌人闻风丧胆。说实在话,我对此很忧虑也很沮丧。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的武器并不比日本人差多少。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前若干年,中国海军舰队访问日本时,还真的让日本人吓破了胆。那时,中国海军舰队是真正的亚洲第一。即使在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军队的装备并不比日本人差。北洋舰队经营多年的威海卫是亚洲第一,世界先进的海防工程。若就相对水平而言,那时候的海军军力可能比现在还要强大。但国与国竞争或者战争的关键,不是物而是人,不是武器的先进程度而是人的精神面貌。威海卫那么先进的设施,在甲午战争中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日本人一来,守卫部队远远就逃跑了,海军还得派爆破队去将炮台炸毁,以免日本人利用我们自己强大的炮台攻击我们的军舰。
甲午战争中,唯一称得上军队的,也就是海军了;而海军的战斗力,与他们所接受的现代文化有关。至少,他们是有荣誉感,有爱国心的。陆军中也有英雄豪杰,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士兵还是军官,都是乌合之众。士兵没技能也没斗志,官长没水平也没胆魄。闻风而逃,丢盔弃甲是清军作战的常态。甲午战争显示出中日的差距,远远不是武器的差距,而是人的差距,制度的差距。其实日本之前与中国一样封闭和保守,他们也经历过被美国人欺凌的屈辱。不过,日本人似乎不是很在意强国的入侵,他们将这看成是自己崛起的机会。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就逐渐进入了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生产技术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即使仅就军队的建设而言,也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观念的进步,是人的变化。日本人固然因为甲午战争战胜中国而发了一大笔财,但在甲午战争之前,现代化进程已经塑造出日本人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了。战争未开,胜败其实已经确定。
在日本人明治维新前后,中国人本来也有现代化的希望的。我最近读美国学者裴士锋的《天国之秋》,颇为认同作者的分析,也颇为中国失去一次现代化的机会而失望。当初的太平天国就定都南京,这为南京作为历朝古都的“荣誉”增加了一笔,也为南京的屠杀史增加了一笔。洪仁轩进入南京之后,有机会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进行彻底的变革,作为总理大臣,他制定和实施了具有现代化色彩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改革计划。洪仁轩曾经深入接触过基督教文化,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摆脱了封建的束缚,显示出现代的意味。他要求在中国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主张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他主张发展交通、办理邮政、开采矿山、兴修水利,开办银行和保险,发展现代文化教育,等等。洪仁轩的改革方略,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当时却是一件相当先进的意义非凡的事情。事实上,在此之后五十年孙中山提出来的建国方略,与洪仁轩的主张就颇为相似。假设洪仁轩的“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得以实施,太平天国可能取得成功,中国也许可以提早几十年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开避免被小日本欺凌的屈辱。当然,这种事后诸葛的假设也仅仅是假设而已。洪仁轩的“理想国”未能建立,更多的可能是太平天国内部的原因,也可能是这个“乌托邦”本来就脱离中国实际。不过,外部的原因也是很重要的。假设太平天国不是被曾国藩、李鸿章联手外国势力打败,洪仁轩也许还有一点希望。
围剿太平天国,使南京成为一座屠城。长期的围困,城内断绝供养,出现了公开的人肉市场。最后,争夺城墙的战斗发展成屠杀的竞赛。对比清军对抗日军和虐杀太平军的不同战斗力,我很奇怪为什么对付自己人会那样勇猛如虎而对付外敌却那样胆小如鼠?
 
去南京的一路上,我就在想着这些与南京有关或无关的事情。
天空一直阴沉沉的,我的心情忧郁而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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