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三日（3）：“政治经济学的春天”来了吗？
2016年10月15日。
我是第一次参加“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我以前一直参加的是政治经济学年会。参加这样的会议门槛低，只要报名，只要交会务费，主办方一律欢迎。有时候，我也听听会，听他们煞有介事地东拉西扯，正儿八经胡说八道，我会有一种知识优越的快感。就我的初步观察，政治经济学年会基本上就是那些老同志的年终聚会。那些老同志之所谓“老”，不仅在于年龄大，也不在于知识老化，更在于他们治学态度的僵化。政治经济学为政治服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老同志”们一生的学问，无不追求政治的青睐，至少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独立性和科学性似乎是政治经济学的天敌，阶级性和革命性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生命线，而且，这种阶级性和革命性是看政治的脸色的。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我很难将其理解为科学。年会中也有青年人，但大多是还没有站稳脚跟或者没有取得充分话语权的。他们并不需要老同志的学术点拨，但仰仗老同志给他们分配学术资源；他们尽管在心里对老同志嗤之以鼻，表面上还是要装出恭恭敬敬的样子。我看到的情况是，他们对老同志的鄙视和恭维都很极端。
我一直没有去参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首先是因为别人从来就没有邀请过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学科中的“主义”的反感。我讲过多年的以“主义”命名的课程，自己都不相信却还要对年轻人谆谆告诫，我感觉自己比南郭先生还要卑鄙。后来跟莱德聊天的时候了解到，就正儿八经的学术水平而言，这个研讨会要比政治经济学年会高很多。这个研讨会成立于1985年，除了1989年之外，每年召开会议，今年已经是第三十届。这种盛况是全国所有社会科学会议机构中是罕见的。
进入会场之后发现果然不一样。那些学界的大人物来了不少。政治经济学年会的时候，大概会去一两个大人物充充门面，而这一次来了十来个。据说有全国八所大学的校长，还有三十几个经济学院的院长。我发现以前政治经济学年会时经常坐在主席台上的某几位校长，现在只能坐在台下了。台上那几位，都是大名鼎鼎的，至少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拥有资源分配权的。他们中的好几位，我还用过他们编写的教材。能够编写高教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通用教材的，都是这个领域里面的头面人物。现在台上坐着的，就有洪银兴，逄锦聚，吴宣恭等老人，年轻一点的有刘伟。不过我得跟他们坦白一下，我虽然给学生订的是他们的教材，但我从来没有照着他们的教材讲过一页。其实，我自己也编教材，也没有照着自己的教材讲过两页。我之所以不愿意讲他们的教材，不是因为他们的教材差，而是因为照着教材是无法讲好课的。当然，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解释政策，服务政治，这与我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尊重是矛盾的。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最近几年，尤其是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新的更高的地位。据说总书记曾经几次发表过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之一，似乎是对“中央精神”的一个回应。我对这样的“研讨”从来就不以为然。不过，这次会议上大人物们的回应似乎要客观一些，也要更加务实一些。以前那种虚头巴脑的东西似乎少了一些。响应新的时代精神，洪银兴教授带领他的团队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很多努力。尽管还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理论性还是得到很大提高。至少，洪先生的努力是基于理论正确而不是政治正确，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听逄锦聚的发言，我只听清楚“政治经济学的春天来了”这句话，就想入非非了。其实，逄锦聚也是与洪银兴一样学养极深，学问极好的学者。从老先生看起来有些欣喜的表情来看，“政治经济学的春天来了”这样的表述不完全就是奉承，可能也是真诚的希望。不过，如果确实是真诚的希望，却又显得幼稚了。这些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夺去了政治经济学的不少阵地，而借助于政治情势的变化，政治经济学家们有望夺回一部分失去的阵地。政治经济学家如果为此而欣喜，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这是春天的话，也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春天，而不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春天。
在此我想引用一段马克思的话：“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17）科学的经济学应该是独立而自由的，应该是公正无私和不偏不倚的。就我们的现实而言，大多数“正统”而“体面”学者其实只是权力的附庸，只是政治的应声虫。他们本来就是仰政治的鼻息而生存，靠政治的庇护而发展，靠政治来分配资源。他们期待的只是自己的春天，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春天。
不过，即使是“庸俗的政治经济学”的“春天”的到来，也许还是能够带来一些有益的变化，这是我对“政治经济学的春天”怀有的一点希望。在马克思的时代，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政治经济学的斗争对象消失了，斗争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建设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现实中，因为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为私有制和剥削的广泛存在，以批判和斗争为宗旨的政治经济学似乎又有了复活的土壤。我们目前的两类经济学，都没有把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经过几十年的引进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为学术领域实际上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主张私有制和市场化，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反应。经济学中的另外一支力量，就是政治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学，既与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也与马克思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与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在于，它强调政治性；与马克思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在于，它实际上并没有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政治经济学的春天”果然来临，政治经济学在与虚无缥缈且反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在资产阶级的辩护力量削弱的同时，政治经济学可能会稍微关注一下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我对“政治经济学的春天”所寄予的希望。
前段时间，我在读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展历史的一系列著作。以前从弗里德曼等人的著作中了解到，他们所主张的实证经济学是杜绝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的，是完全中立和客观的。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中我了解到，事实并非如此。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对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普及和发展的努力来看，他们是有着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的。当初，哈耶克等人是看到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新政”主义可能对资本主义自由造成威胁而投身于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这完全是一种阶级意识的反应。当马克思主义及凯恩斯主义兴起时候，首先威胁到的不是哈耶克等人的个体存在，而是资本主义的整体存在。哈耶克等先行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推动，表达的是一个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弗里德曼的努力也是这样。在凯恩斯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弗里德曼顺势成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也能取得个人的成功。但是，弗里德曼看到了凯恩斯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害，而他相信自由竞争终究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他还相信自由市场能够给人类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经济自由，于是他一生都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普及和发展中。研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展史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感慨，扬言自利是人的本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会为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无私斗争一辈子，而我们吹嘘大公无私的经济学家却长期漠视无产阶级的利益追求，甚至成为资产阶级的帮凶。真是黑色幽默！
其实主流政治经济学家中也有无私的奉献者。这次大会的一个议程，是向一批老经济学家颁发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由卫兴华先生提供。听涵霞说，卫先生去年获得了吴玉章奖，奖金一百万，他将其全部捐献出来。这次研讨会颁发的奖金，就来自卫先生的奉献。这个研讨会最初就是在卫先生的倡导下建立发展起来，他本来打算来参会的，后来因为身体不适而未成行。会议放映了卫先生录制的讲话视频。卫先生九十多岁了，依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卫先生谈到了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面临的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观点鲜明，逻辑清楚。在卫先生的发言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官话、套话和大话，全是平实而严肃的表述。对于卫先生的为人和学问，我很是敬佩，。
整个会场，最积极最投入还是吴宣恭教授。吴老已经八十五岁了，还经常参加各种年会。我曾经在几次政治经济学年会上见到他。每次会议，他都当之无愧是最积极最守纪律的，尽管他年岁最大。他总是每次开会都早早到达，聚精会神听讲，不分心不打岔。安排他发言，也认认真真准备，从来不打一点马虎。这次会议，吴先生还作了主题发言，思路清楚，表达顺畅。
一个上午，我脑子总是回响着“政治经济学的春天来了”那句话。我是绝对不会相信这样幼稚的判断的，但还是希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会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政治经济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但我希望它作为一门学科不要太过于离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