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赵紫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改革的重要历史见证

 

  ——胡耀邦赵紫阳对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报告的批示,绽放出的是:代表觉醒革命先驱,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尊重生命,无惧无畏的解放思想,勇于、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以开放驶向文明,以改革造福民生、振兴中华的,率先垂范不朽国魂

 

  张晓彤与我,1984730日,2000年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以及为达此目标,把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允许“晚稀少”生育两个孩子,紧缩为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生育政策等方面问题,历经多次实地调查与反复研究,将所持不同意见及建议,以研究报告——“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写给中共中央国务院

报告明确提出:12亿以内人口控制目标,是依据错误选用控制量的人口预测结果确定的,而确定这一人口控制目标主要参考的人口预测方案,是以航天部宋健等为主,以尚不懂此方法、技术的中国社科社会科学院田雪原参与,借社科之名令外界有名正言顺、合理感而已。然而,在前者尚未发表其具体数据成果前,后者已大量用其发表了相关文章及专著,前者对后者的如此学术品端大为恼火。然而,这种以总和生育率为控制量的人口发展预测模型,(那时前者因对人口统计学基本常识匮乏,竟误把总和生育率误称为不同概念的“平均生育率”,此时后者的人口统计学常识,也因刚涉入人口学而当然更大不如前者),对实施了10来年计划生育的我国人口结构与计划生育实效来说,实质是把一个控制量与实际相差甚远的假定概念,误认定为是真实概念。显然,把以此做出的人口预测方案作为制定人口规划的依据,尽管那时绝大多数人口学者对人口预测仍旧陌生,但用不少地区早已在实践中,经检验证实为相当准确的分年龄生育率与年龄结构移算估计法,就足可以验证这种当时所谓“高科技”的不靠谱。再加之此人口预测对生育模式、死亡模式选取的根据不足,因此,就是以其最佳方案与实际对照,短短五年间就差了两年人口增长量。若再以其所选取的控制量总和生育率值,与根据1‰人口生育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总和生育率值比较,相差就更远,因此,无论如何该人口预测结果都绝对不可置信,这只是其一。其二是12亿人口控制目标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及发展趋势不符。根据人口统计学常识可知,利用1982年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以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抽样调查计算的相应指标,就可用统计推断法,验证出上世纪末十二亿以内人口控制目标根本没有任何可行性。若是结合计划生育实践与实效,来分析12亿控制目标,就会得出“钢铁数字,豆腐办法”的难以行得通的结论。在城乡差异毕竟还很大条件下,强力推行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其实实践已证实了在广大农村根本难行通,因而才有了不得不从增加政策可行性入手的政策“开小口的政策完善。须知在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基础上的“开小口”,因“小口”开得实在太小,乃至后来“小口”开到允许只生有一个女孩的夫妇可再生育一个,虽然政策的可行性面有所扩大,但与“晚稀少”允许生育两孩政策比较仍还有不小差距,实施效果证明终归一直是远不及群众创造的“晚稀少”政策。不了解计划生育实践的学者与一些官员,总误认为在农村政策规定只能生育一个孩,还都在普遍生育二孩,若要允许生两二个还不都生三个!实际上,这是缺乏对实施计划生育实践成效的比较,不能正确认识农民生育观及其生育行为的变化,尤其是对整个70年代城乡普遍实施“晚稀少”二孩生育政策后,生育水平一直都持续显著下降的不了解。事实上,从1970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自城乡普遍实施计划生育以来,粗略反映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总和生育率值,全国在1971年大幅降到5.34后,一直持续速降至1980年的2.28;全国农村在1971年大幅降到5.89后,一直持续速降至19802.49;全国城镇在1971年降到2.84后,一直续降速至1980年的1.13,城镇居民竟基本是都只生育了一个孩子。

1980年,不分城乡差异的紧缩生育政策为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后,城乡生育水平都出现了大幅反弹。总和生育率值,全国连续回升到19812.631982年的2.86;全国农村连续回升到19812.931982年的3.20;全国城镇连续回升到19811.401982年的1.58。实践检验结果有力表明:欲速非但不达,反而还导致大幅回升,足可以得出,两孩生育政策是城乡生育水平大幅下降的基础。因此,那时只有解开束缚政策可行性的绳子,也就是对政策“松绑”到大多数群众的可接受程度,才能有效发挥政策作用。否则,本已留有充分余地的生育第一孩平均年龄达24岁,间隔四五年生育第二孩,就可将人口控制在12.3亿左右。如若不恢复效果显著的“晚稀少”二孩政策取信于民,即使相应各种投入极大增加,也将事与愿违大大超过12.3亿,而向13亿靠近!如若执意执行只能生育一孩或过小的“开小口”政策,无论是对已酿成的不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还是对已酿成的不良社会舆论及简单的行政命令式工作作风等的负面影响的改善,都将会收效甚微,这是毫无疑义的。

与此同时,该报告也指出了梁中堂同志所提二孩政策可行,但为保持与12亿以内人口控制目标一致,认为晚育第一孩后,要间隔8年到10年才可生育第二孩,这样人口可控制低至11.8亿。遗憾的是这种对人口控制目标的锦上添花,同样也是背离实际,毫无可行性的不求实方案。在历经深入各地不同经济社会文化层次的农村调查与反复研究后,我们明确而坚定地认为,12亿以内人口控制目标决不可行,而任何可行性措施又都要突破12亿。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同志,对此报告提出的可行性措施都将突破12亿,批示道:“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目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批示道:“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我主张按紫阳同志提出的,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胡耀邦赵紫阳批示,是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原则,汲取因体制问题,造成大量历史沉积冤假错案,在80年代初,只有靠无私无畏的胆识,才能平反昭雪的沉痛历史教训;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不再重犯历史性失误,求是解决重大问题的体现。

此外,该报告还坚决地反对所要制定所谓人口区域规划,明确强调指出,近期制定所谓人口区域规划是极其荒谬的,其原因在于城镇化进程只是刚刚起步,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将伴随工业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提高而加速,从而也将加快改变人口分布的格局,故暂不适宜制定人口区域规划。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从批示的字里行间都可感悟到,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勇于摆脱旧专制体制与传统陈旧思维定势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产生活跃的思想市场,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氛围,才能破除公权力对私权力的禁锢与剥夺,做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科学决策。

胡耀邦赵紫阳对“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批示,是勇于自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率先垂范改革,不断完善对公权力限制的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法治的民主监督制度,加速提高国家现代管理与治理能力,以民生福祉为主体的利民利国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典范。总书记,总理对这份研究报告如此高度重视与如此高度评价的事实表明,不仅要大力倡导与发扬自由、民主、独立思考精神,而且还要勇于纠正已发文件不妥之处。诸如,纠正12亿以内人口控制目标,刚发不久的“公开信”与中央7号文件中不妥之处。30多年前1984年那个年代,如此批示的重大意义,无论对昨天还是对今天,都有发人深省的借鉴、学习、弘扬指导作用,尤其是对公民成为参与改革开放主体的现实指导作用。该报告对从事人口专业与政策研究的两个无名小卒来说,虽冒有巨大政治风险,但凭着一颗知识分子良心,凭着多次深入农村实地调查,凭着对专业知识与实践的比较研究,凭着对“晚稀少”生育政策群众的真诚拥护与显著效果,凭着对紧缩生育政策的反作用与广大群众的普遍怨声载道,以及对简单生硬我打你通工作作风,不良影响的深刻了解及其危害的认识,才写了这份如此尖锐不同声音的研究报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竟受到上述如此罕见批示!这份报告因颠覆了原来的一些决策,所以耀邦同志阅后被打动而动情地批道,“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批示昭示的是要大力提倡发扬民主科学精神,认真听取不同声音,这是对实施民主监督方式的一种自信。这种自信不是来自口头,而是来自他始终甘心情愿地做人民公仆,来自始终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来自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来自始终恪守着一个共产党人心中装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来自始终信守着解放思想,是发扬公民自由民主权力的畅所欲言,而不是把以解放思想为指导的文明发展,混同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或是强加以“四项基本原则”与解放思想对立起来,开倒车,或是为己利而滥用公权力,剥夺私权力,并强冠予资产阶级自由化。解放思想是为实事求是,务真求实,最终还要经实践检验标准来验证。正因为这种自信,他才勇于发出“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进而十分坚定地认为,这“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与耀邦同志一样,紫阳同志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 都是如出一辙。

   鉴于邓小平等的不同意而搁浅,然而,实践检验证实邓小平等是误判。实践结果表明,“晚稀少”两孩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水平水平是持续下降,直至降至更替生育水平,因急于求成的紧缩生育政策而大幅反弹,直至90年代后期,因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大幅提高与抚养儿童成本加大的影响,生育水平才回归到终止”晚稀少”时的水平及降至低生育水平!邓等的误判与阻止胡赵决策实施的令牌,不仅致使2000年的人口控制结果,较比“晚稀少”二孩政策至少多生了人口半个多亿,而且人财物投入大幅增加的无效益,以及党和政府在国内外的形象损失等等,都难以估量。实践检验结果证实,研究报告完全正确,当然,也就证实了胡赵决策的英明果断正确。足见,胡赵的自信是来源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足见他们的决策与智慧来自科学与民主,足见凡经批准师点头,也是经他们决策后实施的,都成就辉煌;凡经他们决策而未经批准师点头实施的,则会出现重大失误。诸如,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只不过是对此类事实的一种侧面反映而已,从中可窥见一斑罢了!

三十多年前的两孩生育政策,主导的是生育水平持续下降,而把生育政策重新恢复到合情合理,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的今天,执行同一生育政,怎么反倒误认为生育水平就得有所升高,而不是有所下降或稳定呢?这种连1970年以来计划生育实践走过的历程都不研究,更不加甄别计划生育今天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背景与过去70年代的巨大不同,以及生育政策符合实际与脱离实际截然不同的正负效应和巨大差异,显然,不尊重历史,不记取教训的1958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幽灵,在22年后的1980年,又雷同地以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孩“大跃进”方式再现,酿成重蹈覆辙的“新”失误。正因为是以主观意识形态而不是以实践检验的标准来正视历史、认识历史,所以至今仍有那么多官员与学者,不调查研究政策是否贴近实际而有可行性,而是还在误认为政策愈收紧,生育水平愈低,反之就愈高,似乎低生育水平被误认为是紧缩生育政策紧缩出来的。须知1970年以来的计划生育实践与政策决策进程,既有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生育水平下降速度创世界奇迹的时期,也有背离放思想实事求是,被计划生育实效冲昏头脑,大肆鼓吹实施“一胎化”,致使实事求是步履艰难的时期,同时还有逐渐完善政策,最终以实事求是,恢复了原合情合理生育政策时期。不同生育政策与不同实施效果的实践历程,再一次告诫人们,离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将脱离高速稳定发展的轨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改革与发展的灵魂。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有改革的正确方向与措施!

 30多年后巨变的今天,在认识恢复两孩生育政策时,不少学者竟像是天外来客,把政策允许生育两孩,认定为是要多生出若干二孩,真是怪事咄咄!生育问题不是数学问题,更不能当作数学游戏,它是有规律可循的社会问题(请参见:科学是规律的反映,实践是历史的见证——1984928日,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研究报告专家论证会的答辩。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1993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令人遗憾的是身为中国人口学者,竟如此不了解自己国家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的相关变化,还在那里把生育水平的下降误为是种种不合理,误认为第二孩生育水平的上升在何时就达预期了。允许普遍生育两孩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生育政策,在文革“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生育水平都在急剧下降,几十年后的今天,竟人为反其道行之的纸上谈兵大议第二孩生育水平升高不久就会如期而至,实在令人费解!

中国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人口相对过剩国家,解决中国人口相对过剩的过程,必然是释放人口红利的过程,必然也是解决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过剩的过程与人口结构向合理转化的过程。老龄化从人口结构来说,就是年龄结构变动的一种表述,老龄化对欧洲人口适宜的国家来说,就是起负作用的坏事;对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人口短缺的国家来说,就是起更大负作用的大坏事;但对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国等人口相对过剩国家来说,就是起积极促进作用的大好事。任何以提高生育率来搞什么对策,来调节误认为的人口结构不合理,或误认为的所谓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以刘易斯拐点误断的劳动力将走向短缺,或误认为与日俱增的人口红利即将变小消失,都只能说是既缺乏对人口结构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又缺乏对人口统计学关于统计指标问题基本常识的认识,若考虑提高人口素质因素,也只能说是进一步提升人口红利效益的问题。面对如此滞后的人口研究水平与学术上的不学无术状况,实为可叹又可悲!

                                                                                                                        马 瀛 通

 

个人简介
1985至今历任国家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2005年至今被聘为全国营养食品产业联盟专家委成员;从事中医学研究40多年,受聘为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专家,现任北京本草天鸿中医研究院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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