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出台口号性政策才会引起社会不满

郑永年 原创 | 2016-04-05 14:53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还是穷人太多

  众所周知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下半场的开始,十三五规划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民生问题。无论是十三五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到2020年的扶贫目标,这两块是其实有机一体的,但很多人却把他们分开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什么概念?就是把现在人均GDP七千八美金提升到一万两千美金,这是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现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穷人还很多。

  按照我们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看,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村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城市有1000多万。如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来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将更多。因为中国官方计算基本上是1美元一天;国际计算是1。25美元一天,如果按照国际标准,那中国就还有两三亿的贫困人口。我们以前叫计划,后来叫规划,但是十三五又更像是一个大的计划,因为这些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两年中国讨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建党一百周年和建国一百周年。建党一百周年是到2021年,所以第一个百年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任期之内。第二个百年是到2049年,还很远,所以我觉得这更像一个计划,核心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我想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觉得十三五是个行动纲领,我们更需要的是了解如何去做?

  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中间,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困难。即使是实现6。5%的增长,根据以前的规划2010年到2020年翻一番其实也不是很困难。10年翻一番,即每年7%就足够,实际除了去年是6。9%,前面几年都超过7%,所以估算出了6。5%,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如果做的好,也并不难。因为今年的计划是6。5%到7%,如果是6。7%、6。8%,从数据上来说这并不困难。

  扶贫的任务当然就比较重,以前说每年要减少一千万贫困人口就是扶贫。现在来看的话,一千万应该是政府的保底量,但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你不一定能确定每年减少一千万,怎样来防止已经脱贫的人重新返贫?以前像是城市基本上没有贫困人口,但是现在城市也有一千多万,有些脱贫的人口可能又返贫了,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但是我是觉得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执行的问题,怎么样把十三五的规划在规划这项工作完后,真正意义上地执行下去,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紧迫。

  合理调整延迟退休政策,坚决不能搞一刀切

  最近老百姓都很关注延迟退休这个问题,其实在东亚社会还有日本都是延迟退休,大家也没有什么争议。在新加坡呢,延迟退休也没什么争议,大家都还很喜欢。因为现在人寿命很长,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要我60岁退休,我觉得太亏了,我刚刚学会怎么总结经验,就让我退休,这很可惜。其实中国整体来看很多部门退休年龄都太早,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还是农业社会,而且起步的工业化都是重体力活,比如煤矿工人等。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渐的取得技术上的进步,但是退休年龄是农业社会时期定下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很多工作都属知识类型,或者机器类型,重体力的工作者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多了。延迟退休其实并不难,所以我觉得退休年龄延迟5年,根本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很多国家都是这样,虽然中国有讨论,但我觉得这不会成为太困难的问题,还要看国家怎么调整,以前欧洲国家是用减少工作日的方法。

  一方面,现在我们说产能过剩,主要是因为机械化程度高就有劳动力过剩,也有一些探讨比如一周工作四天等,但是退休年龄可能也会延长。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应该是会有调整的。另一方面,中国目前还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实际上如果不延长退休,国家的财政任务会非常繁重,这就需要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有效沟通。从现在社会的发展情况来看,总体趋势是社会福利要求变高,政府要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那政府的钱从哪来?所以作为工人,作为劳动者,也要想一想自己所承担的负担,以及你的后代所承担的负担。西方是政府财政借债很多,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如果不负担,你的下一代就要负担了。所以主要是沟通问题,总而言之,就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中国男女如果都延长5年的话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

  日本现在的私营、民营企业部分有的是延长到70多岁;新加坡我们以前是60岁到62岁,现在是到65岁,大家也一点意见都没有,也都很喜欢。有的人65岁也不想退休,但是还是要看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工种,对体力要求很高的工作,如煤矿工人等和学校的公务员这是应当区别对待的,坚决不能搞一刀切。

  盲目出台口号性政策才会引起社会不满

  但是政府这有些方面我觉得是政策考虑不周全才导致民众的不满,你比如像退休老职工缴纳社保,你让他怎么缴?我觉得其实很多很好的政策,包括延长退休年龄,但是缺因为在没有事先准备好功课的前提下,盲目的出台政策,解释的不够充分。大家没想通就说出来了,有的概念决策者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背后的底线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要做,做多少?这些根本的问题你不去想清楚,老百姓当然担心了,甚至会引发社会的恐慌。我觉得政策研究部门、决策部门应当负起责任,中国好多东西是口号性质的,自己还没想清楚,就丢出去。这是决策不到位所导致的,所以你不能怪老百姓。像退休等问题,就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的财政现在情况怎么样,假如延迟两年会是怎么样的?三年呢?对国家财政负担能减轻多少?好处在哪?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没说清楚,当然会引起社会的不满。

  很多时候让人想不清楚的一点是,为什么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和其他国家的不太一样呢?我们都是先有口号,然后政策部门例如大学研究所、智库,再去论证这个政策。但是其他国家都不是这样做的,别人都是先把它论证好了,再丢出去交给社会,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跟中国的决策机制有关。

个人简介
浙江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1997年到2006年担任过香港《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1985年和1988,分别从北京大学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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