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竖一:亟须“重构”中国特色哲学社科思想体系

罗竖一 原创 | 2016-05-19 10:46 | 收藏 | 投票

 文/罗竖一

       据2016年5月17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17日上午,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诚如习近平所讲。不过,目前以美国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尚居于世界“主导”地位。也就是说,面对现实世界,要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然会遇到来自海内外的诸多困扰、阻力或压力。换而言之,中国上上下下都要勇于直面的是,百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各个层面的思想体系之构建及其落地、践行,大都以西方文明为指引。譬如,在几乎所有医疗系统中,差不多都是以西医的思想体系之马首是瞻,而护佑中华民族成千上万年、博大精深的中医则被“边缘化”、 “奴化”“,甚至被一味地“西化”,进而面临消亡的威胁,尽管多年来像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哟哟、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九代苗医”王小英等一样的为数不少的民族脊梁一直在苦苦地坚守着。

  并且,在西方文明的不断进攻,乃至“侵略”下,在改革开放之大潮的冲击下,中国执政党的很多经典理论及其坚守者,也常常倍感压力大,或受到不少困扰、阻力。在不少方面,有些经典理论或坚守者捉襟见肘,或“迷失”了方向。更有甚者,索性向西方文明“举起双手”,或直接投进西方文明的怀抱,而有意无意地忘记了“本尊”,丢掉了“根本”。与此同时,中国民间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者之中,也不乏孤芳自赏、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扬名立万或凭借“故纸堆”谋取钱财者,而鲜有跟西方文明或中国执政党之经典理论“融通”的。即使中国官方层面的宣称弘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者,也大都是嘴上说说罢了,而其内心深处还是咬定某些原有的“条条框框”不松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百年来,“德先生”和“赛先生”等成为亿万羲黄子孙的普遍追求,而滋养、指引、庇佑中华民族成千上万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华传统美德,则被有意无意地逐步送还给列祖列宗,或束之高阁,或“创新”为四不像。特别是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内外交困和政治运动频现的历史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更是被折腾得支离破碎,甚至是奄奄一息,而不断地被抛到九霄云外。

  换而言之,现实中国正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在2016年1月26日发表于新华网的一篇文章所讲,近来,高层为了推进结构性经济改革,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导向概念,即通过改革供给体系来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不同倾向的人做不同的解读,一些人把西方所谓的供给学派拿过来作为理论基础;另一些人则干脆把新自由主义重新包装;强调政府作用的则想调和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在中国,除了拼命炒作概念之外,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中国的环境中,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这只能说明中国有效知识的供给不足。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长期以来,中国所具有的只是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没有通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得到发展。在不存在中国经济学的情况下,何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实践呢?各种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拿它们来解决中国问题往往导致问题的恶化。中国经济知识的短缺局面已久,并且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例如,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了应付危机,政策研究界就提出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来拯救经济,结果导致了教育的大扩张和产业化,影响至今。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是今天无穷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动力的根源。有效知识供应不足不仅存在于经济学界,更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的学科。高层提出了一些改进中国制度体系的政策目标,但因为没有足够的政策研究,在实践上不能到位。

  实际上,包括但不限于前述问题或现象,中国最高层面已经逐步看到或体证到了,其认知越来越清晰,并日益深入;而确实如习近平所讲,“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乃是历史洪流,而铁一般的事实是,中华文明系世界四大文明里面惟一没有断裂而绵延至今,且一直在造福人类的博大精深之文明。换言之,中华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会给“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经济基础。

  是故,习近平明确强调道,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存在不小的问题,而理当“重构”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实践要求的哲学社会科学。

  显而易见,这一指令跟习近平以前所讲的诸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类的论断,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然百年来,尤其是在军阀混战和社会大动荡时,以及某些畸形的政治生态下,大凡肆意否定、贬斥、践踏或欺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者,而一味无限拔高其它的,或是无知,或是处于政治或时局要求。甚至,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新中国的建立者也有意无意地或多说少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跟中国执政党的经典理论和社会实践等“割裂”或“对立”起来。

  但是,比较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两届,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重视。例如,习近平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事实上犹如“打通儒释道”三家一样。也就是说,习近平代表中国执政党要告诉世界的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西方文明于一体的。这,实际上是中国执政党理念上的一次大飞跃,其重大意义和历史价值不亚于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惟有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才能真正地一一实现。同时,也在最大限度地造福于全人类。

  其实,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雄辩地表明,建立在易学、阴阳学等基础之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就是特别讲求“融通”的。例如,“阴阳一体”、“有容乃大”、“和而不同”、“为而不争”,等等等等的说法,其实都是这个意思。可惜的是,百年来,中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一大智慧,几乎被全民扔掉了。

  直言不讳地讲,时至今日,对中国执政党提出的“中国特色”之说,有不同意见的海内外人士并不少见。究其根本,是这些人士真的不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试问: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是被“中国化”了,还是中国被“佛教化”?答案貌似很复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佛教与原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为一体、相安无事,而成为中国信仰和精神。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

  一般而言,西方文明基本都认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事实上正像曾仕强所讲,伏羲八卦、阴阳学说告诉世人的就是,“一就是二,二就是一”。后者,其实更是宇宙真理、万物规律。这,亦是“中国特色”。

  再问:中国执政党从成立之初到现在,难道大多数时间不是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吗?“北极熊”的“城市包围农村”,在中华大地上被调整为“农村包围城市”,这难道不是“中国特色”吗?“北极熊”希望中国“划江而治”,但中国执政党坚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难道不是“中国特色”吗?

  简言之,“中国特色”这一概念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事实上对于中华民族来讲,其历史和实践已是成千上万年。

  说一千道一万,百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出问题,进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负面影响,在某些层面上的消极作用越来越大。究其根本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体系,或者说指导方向出了问题。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抛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大道、正道,而多以众所周知的某些“条条框框”或“术”之类的作为思想体系或指导了。

  立身国学网国家频道相关负责人了義说得好:“中华民族,虽国运兴衰变迁,朝代存亡更迭,但民族正气与国家精神,历久弥新,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谓国家精神,实乃中国精神。精神是家国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经过近百年的奋发图强,虽已世运隆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乃至社会各行业均繁荣兴盛,但关乎国家兴亡的民族正气、国家精神则缺少重视。阐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立国精神,实是当务之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每一位国人皆有承续中华文化之使命,并有责任助力中华文化之正本清源,且有义务与国际社会一切热爱中华文化者一道掀开人类文明新篇章。希望一切有良知的文化工作者,都应该补上传统文化学习这一课,为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而且,正像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张家界市国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昌发军所讲,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基础是马哲,其辩证法是来自黑格尔,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上深受《易经》、《道德经》这些中华经典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伏羲、老子这样的中华古圣先贤,其实就是黑格尔的老师。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实是“认祖归宗”。换言之,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和立足点的“中国特色”,是亿万羲黄子孙的应有之举。这点,实际上习近平早就讲过多次了。譬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实,习近平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而且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综上所述,笔者罗竖一认为,亟须“重构”中国特色哲学社科思想体系。否则,“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一句空话;并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会身处“沼泽地”,而继续陷入某些恶性循环之中。(文/罗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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