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破解''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中西学术思维方式的异同
作者; 张忠俊 电邮; zzj6667@163.com
作者做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先说吃力,中西文化问题是最复杂,需要海量知识数据分析积累,需要读海量书,在海量书中比较,才能有所顿悟,收获.
再说''不讨好''作者己退休,不为评职称,不为升级,作者持客观中立学人立場,因此,在中国这讲究圈子文化,帮派文化的国度,作者四面不讨好,作者也从未有过讨好的念头,为客观中立学人立場自豪坚守.
政府讲了几十年''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成了一个筐,不好解释的都往里面装.
中国经济学家们,整天想着吸眼球,忙着写连自己都不信的股评,经济预测开药方等文章,哪有心思作理论研究,
作者认为,虽然作者四面不讨好,但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有效解决,却离不开本课程的思想成果.探讨中国的思维方式的优势及产业优势.地方政府,面临选择产业发展的问题,只有具有独特优势产业发展好了,地方财政,就业才能好;管理培训业为何要分为中式管理,西式管理？其背后,中,西文化背景问题;企业面临如何选择优势产业发展,是采取中式,还是西式管理模式有效？如何在行业中突出优势？这些事关地方政府,企业,民间生死存亡的决策问题的有效解决,都离不开本课程的思想成果..... .....
前言
要讲本课题,不能不简单讲,''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及关于难题的争论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在上个世纪，“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获得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之也产生了不少争论。这些争论的背后，既有研究方法的不同，也有自身视角的差别，还有概念表述的各异，甚而各说自话没有交集.
虽然众说纷纭，但论证各方普遍能够就如下事实达成共识：
1. 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文明比同时期的欧洲要有效得多.并领先世界.
2.西部欧洲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
3.中国没有发生类似的“科学革命”
本课题研讨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一,确定中国文化及特色
产业发展与定位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国家大问题,要想确定产业定位,就要搞清国家定位,要想确定国家定位,必须确定某国文化定位及特色,因此,可以推论出本课题对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产业的重要性.
例如,九十年代初,中国刚开始搞''房地产大跃进''全国各地大兴拆古民居,古城墙,古建筑风气,在一些有见地专家的建言下,这股风得到某些制止,到如今,人们认识到古民居,古城墙,古建筑开展旅游的独特价值.
例如,当代农业,由于使用化肥,农药,使产量大幅提高,品质大幅下降.
基于中国很多丘陵,梯田密布,因此,中国部份农业应走贵族有机农业的路子,使用有机肥种稻谷,养土猪,养土鸡,等.价格可以大大超过普通农产品,形成贵族农业.用贵族农业与现代农业竞争,应有一定市场份额.
二,希望对当代中国各种学术思潮有所启发,提供基础性溯源探讨,以期各派思潮建立更多共识,使中国崛起少走或不走弯路,毕竟走弯路,首先受苦的是广大平民百姓.
三,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要交流必须了解对方文化底色,不然,容易误解.例如守时问题,西方人认为守时是诚信的表现,是对对方的尊重,但中国人却认为,迟到一点,不算什么,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了解中国人综合式思维方式,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那么中国人不守时问题就可以理解.
四,确定当前中西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各自优势及应用领域.文化比较研究的作用，在于认识双方的长处，检讨彼此的不足，但是非常遗憾，当前中国学术界，普遍只关注了西之长我之短，主张全盘西化的多,却极少有人试图从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与合理性出发，去理解中国古人，寻找蕴含在历史中的古老智慧。倘使我们转换一个视角，从中国古人的视角出发，则可看到，西方文明的种种内生性缺陷，正是古代中国人一直力图避免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长处，恰恰针对的是西方的不足。
第一讲,中西学术思维方式的异同目录
一,中西不同的自然观产生不同的学术思维方式
1,我对中西学术思维方式产生差异原因的认识,
2,中西不同的自然观产生不同的学术思维方式
3,中国人崇尚自然导致学术思维的客观性,综合式思维方式
4,西方人超自然观导致学术思维方式的主观性,分析式思维方式
二,中,西不同的学术思维方式,自然观,导致中,西方社会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
1,中国综合式思维方式, 缺乏提炼新概念思维创造性,政治体制循环往复, 难有进步发展.
2,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具有提炼新概念思维创造性,表现在政治体制的发展进步上也是如此.
学术思维方式往往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的主流思维方式,何谓学术,学,学者,术,著术,学者的著术,称为学术.
思维方式有综合式,分析式之分.笔者认为，虽然中西方知识形态内容各异，中西学术思维方式不同,但同为人类理性衍生物，促进人类理性进步作用,却是相同的.
一,中西不同的自然观产生不同的学术思维方式
1,我对中西学术思维方式产生差异原因的认识,
这个问题,学者,''[张浩;从“李约瑟难题”看中西方文化异同],一文专门讲这个问题[简称张文,即指此文,以下类同],张文;(一)、不同环境下人类认识的演变
纵览人类的认识过程，不外乎根据对世界的观察思考，提出一个个“模型”，并以此来解释世界。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时的模型(至少主流的模型)都可以很好的解释世界，即使神学也是如此[⑤]——用“科学”这个近代才流行的概念，来衡量中世纪的基督教，是把今人的观念强加给古人，在古人那里，他们认为他们追求的是真理，在任何时代，成为潮流的知识形态，都吸引了其时最杰出的人士，代表了当时公认的人类认识的最高水平。然而随着环境条件的各种变化，观测手段的持续改进，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渗透，原有模型就需要修正或重构[⑥]，而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模型”不断否定的历史(尽管在后人看来，过去的某些时候表现为倒退)。
然而从横向来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的影响，在某一个文化圈内，社会思想的发展，会自发的向着某个方向前进——某种本土思想成为主流意识，某种外来思想得到群众认可而被接受[⑦]，都必定有其适应环境的一面，再天才的思想，如果缺少适宜生存的土壤，也难以在社会层面引起广泛的共鸣。换言之，历史地理条件对人们的认识，也存在某些带有趋势性的影响。
无论我国还是西方的原始模型，都起始于对自然现象简单的观察思考，又切合人类自身衣食住等客观需求，因而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模式上的方向分歧，很可能和彼此的历史地理条件有关，正是生存环境存在的差异，使得双方各取了原始模型中的合理部分，或者偏重出于主观的逻辑推演，或者偏重符合客观的直观经验，分别在主观基础与客观基础的体系中发展并渐行渐远。''
笔者认为,张文对此问题论述基本正确,但有局限性,強调地理原因在物质上对中西方学术的影响,而忽视了地理原因在精神上对学术精英的熏陶,启示.
一方水土塑一方人,张文与其它中国学者,受历史唯物主义,及儒家实用主义影响,往往从物质一元来解释学术问题,笔者认为,这种物质一元论,既不符合历史真相,又不能正确认识科学规律.中西方自古以来的美术史,音乐史,文学史,舞蹈史等文学艺术的发展,并不是物质一元能概括,它是人类的精神寄托,表现,创造的历史.笔者认为,自然地理原因在物质上对中西方学术思维方式有一定影响,同时,自然地理原因在精神上对中西方学术精英思维方式的熏陶,启示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以民歌为例,陝北民歌高亢,激越的声调,让人想到黄土高坡的苍凉与广阔,蒙古民歌,悠长的声调,让人想起草原的广阔,无边无际.
滔滔黄河不光能灌溉农田,养育黄河大鲤鱼,还能激发圣贤的想象,如中国孔子面对黄河,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原文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意思是：孔子在河边说道：“奔流而去的河水是这样匆忙啊！白天黑夜地不停流。”对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传统的解释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优，朱熹从理学家的立场出发将这句话的意思概括为四个字“进学不已”，也就是说要不断地学习，这个解释对于我们现在的学习态度仍然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笔者认为,中西学术思维方式产生差异原因,有自然地理的因素,有物质,精神及圣贤人士个人努力等多元因素促成,至于某个具体问题,要具体研讨.
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儒家实用主义历史观都有其局限性,历史的发展,学术思维的形成,是由物质,精神,人的欲望,人的努力多元合力形成的,笔者首创这一观点,并称之为,三元历史观.笔者有专文论述三元历史观.
张文说,因西方小麦产量大于中国粟,粮食的富裕使西方哲人有条件去作主观想象,因而发展出西方学术主观性,逻辑等.
笔者认为,这是用中国式饱暖足,知荣辱的方式推测西方圣贤,从历史事实看,更多的历史亊实是饱暖足,思淫欲.从中国和西方历朝历代看,只要经济富有,就会思淫欲,吃喝嫖赌,腐败衰落.
西方学术圣贤主观性,有身处大海边的自然地理原因,有粮食富裕因素,更有波滔汹湧,无边无际蔚兰的大海在精神上对西方学术精英的熏陶,启示.
笔者认为,大海带给西方学术精英无穷无尽的想象,西方学术精英思考,大海为何如此辽阔？海洋的起源在哪？物种起源在哪？人类的起源在哪？
达尔文进化论起源于西方,受海洋启发很大,跟海洋关系很大,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人在海洋面前,显得渺小,脆弱.微不足道,因此,人们思考海洋,寻找征服海洋的办法,这样就逐渐形成西方学术精英思维方式的主观性.
中国古人,身处黄土地,黄河枯水期,仅象一条小溪,一切都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受黄土熏陶,中国古人讲究崇尚自然,讲究实用,探索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形成学术思维方式的客观性.
[⑤] 尤其中世纪后期的神学，已经是“一套科学的体系，其承载的问题不仅是上帝与宇宙的本质这种终极关怀，同时也关心人类和其他一切事物的具体关系”，“能够将其他所有的科学成果都囊括在内，并有机整合。”
[⑥] 以西方学术为例，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曾被奉为圭臬，但是到后来，他的很多认识被证明是错误的;又如对宇宙的看法，随着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个旧模型先后被推翻，能够提供更好解释的新模型陆续创建。我们今天认为的某些真理，将来也必然会被证伪。
[⑦] 以宗教而言，同为印度发源的宗教，印度教在本土成为主流，佛教则在本土湮灭，在我国发扬光大;一百五十年来，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只有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接受，这些现象都不是偶然的。
2,中西不同的自然观产生不同的学术思维方式
中国人崇尚自然,模仿自然,道法自然,摹拟自然.讲究''天人合一''天与人都是自然的产物,都统一于自然,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
中国文字,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 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合体会意字。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 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 (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产生是模仿自然的,摹拟自然的.
中国武术是中国古人模仿动物,或者受动物动作启发创造出来的,例如,洪门虎拳,就是模仿老虎动作创造出来的.华佗创造五禽戏,是模仿五种动物动作创造出来的.
老子写道德经,其基本哲学思想就是,道法自然,四个字,老子的道德经,处处都紧扣道法自然,四个字.
中医治病,讲究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种都是自然界物质,中医治病原则是扶正抑邪,辨证施治,阴阳平衡.其指导思想为,医法自然,阴阳平衡.
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动力,主要是人力,蓄力,如牛力,马力,骡力,驴力,这些动力都是自然界固有的,非人造力,假设中国古人发明蒸汽机,也可能仅作观尝,不会用于实际生产,这是中国人崇尚自然的价值观决定的.西方人则大为不同.
3,中国人崇尚自然导致学术思维的客观性,重视经验,综合式思维方式
由于中国人崇尚自然,道法自然,因此,决定中国人学术思维的客观性,重视直观经验,一切从客观出发,追求实用性
由于中国人崇尚自然,自然界初始大都是混沌的,如矿石就是混杂的,多种成份混杂其间,要通过选矿才能提取某种物质,因此,崇尚自然形成中国人綜合式思维方式.
何为综合式思维方式,就是从宏观,整体,同一性看问题,思考问题,何为分析式思维方式,就是从微观,局部,差异性看问题,思考问题
例如中医和西医不同的治病理念与方法,很能说明问题.
中医治病的目标是阴阳平衡,一个人做到平衡就是西医说的健康.中医治病是八个字,扶正抑邪,辨证施治.中医的方法是将人体作为整体观,辨证观,即头痛可能医脚,脚痛可能医头.
西医则不同,西医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对症治疗,西医用各种仪器检查器官,有较详细量化指标,如,血压多少？心跳多少？血糖多少？等等,哪个器官有毛病,就治哪个器官的毛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西医往往检测仪器多,机构繁多.
中医则简单多,一个医生,一张桌子,一排药柜,等等.中医靠号脉等主观经验来治病,号脉也无量化指标,全凭医生经验总结,十个中医,十个号脉经验.
总的比较来看,中医善治慢性病,疑难病,西医善治急性病,创伤外科等.互有优势.
中国传统思维强调生命整体式思维，重在综合；西方传统思维则更注重单元个体式思维，注重分析 古代圣贤不用“整体”而用“一体”，该词首见惠施，惠施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后见《庄子》，庄子说，“生死存亡，是为一体”；《易经》中也会讲“观其会通”，提出有机整体论；在我看来，这种整体性思维在中医中体现的最为明显，《黄帝内经》把人体和天地联合起来，视为一个整体。传统中医不分科，讲究“望闻问切”，西医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而中医往往是“头痛医脚”，正是这种系统论观点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思维方式。
整体性思维讲究从系统着眼，直接对众多的认识对象加以全面的综合，不重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的系统化、逻辑化。在老子哲学中，将“道”作为天地万物生存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的总根源是阴阳的和谐。在动静观的把握上，中国古人则认为动必复归于静，动静之中以静为本， 动静统一于静中来把握动静对立的思想，所谓：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 命。”对立面相互斗争的结果，不是使事物产生从旧质到新质，而是和解到旧的统一体之中。简言之，也就是以统一和谐为本，来把握差异与矛盾。在这种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的统摄之下，“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被视为最高道德。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讲究和谐与统一的，而西方传统更注重分别与对抗。西方传统讲宇宙是由单元个体构成的，这种带有无机色彩的宇宙观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便清晰可见。德谟克利特认为物质是由许多微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个颗粒组成，万物多样性是由于构成物质的原子形式、所处状态、结合方式不同组成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 一团 “活水”。从单元个体式思维出发，西方传统思维总是在寻求与世界的对立。把统一的世界区分为具体的不同层次，分门别类地加以深入的理性分析，充分展示世界的多层次性和矛盾性，注重发现内在的差别与对立，从差异和区别的揭示中把握事物的规定性。 从西方重分析的视域下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似乎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模糊而不严谨，但正是因为中国古代重视“合一”的思想，使得中国哲学常以心物同属、主客兼备、天人合一的形态出现，体现了一种古朴的系统论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对综合性科学有启迪，在当下更具现实意义。
因为西方传统的天人对立的思想导致西方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采取的是"征服"的手段，在自然环境的保护上采取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原则，现在看来这一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而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和谐同生的观念更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饮食文化也体现综合式思维方式,火锅是最典型的,各种食材放在一起,统一于一只火锅.
西方饮食文化也体现分析式式思维方式,如 “美式牛扒”， 一边放着牛扒，另一边是意大利青瓜、干笋，切碎加入植物牛油中拌匀，直至凝固，切成小块，放上已煎好的美国牛扒面，即可供食。色彩上形成对比鲜明，但在口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混，各是各的味。即使是调味的佐料，如植物牛油、盐，也都是现吃现加，而不是一次性放够。即使有所搭配，也是简单明了。以上种种做法都体现了“西方重分别”的饮食文化.
中国人靠直观经验,有朮,没有学,没有理论,中国古代有著名的赵洲桥,有辉煌的故宫等传世建筑,却没有现代意义的建筑学,桥梁学.
中国古代就有炼丹术士,却没有产生化学理论,
中国的辨证思维,以老子为代表,老子辨证思维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反求正。
可以把老子的这种策略思维概括为一个图表：
以反求正之策
以退为进，以败为胜。
以柔为刚，以屈为伸。
以废为兴，以愚为智。
以辱为荣，以讷为辨。
无为则无不为
如果将“反”比为劣势，处于弱势，将“正”比为胜势，优势的话，那么，老子以反求正的思维告诉我们：处于劣势，弱势状态，只要积极进取，方法对头，不懈努力，就可以反败为胜。
老子思想的第二个思维特点是，概念集合。
简单的说，就是将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集合在一体思维。
例如,以败为胜，无为则无不为。
败与胜是两个相互否定的概念，无为无不为，也是两个相互否定的概念。但老子却将二者合为一体思维，称为概念集合思维。
可能有人认为：这不正是“悖论”“二律背反”吗？这种悖论只是一种无意义的概念游戏。
但实际上，这种概念集合思维有重大意义。
例如，在生物分类学上，猿人，究竟应该算作猿呢？还是算作人呢？虽然，分类学者中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结果是愈多的分类学者不得不承认，猿人既是一种猿，但也是一种人。因为这种动物确实同时具备猿和人的分类特征。
物质（客观）本身具有两种互相矛盾的特征，因此，人类思维就必须具有概念集合的思维来正确反映物质（客观）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人尊崇自然的自然观体现.
再如，现代经济中的股份制，有很多既有公有制，也有私有制。并存在股份制中，就是经济学中的概念集合。
中国的哲学家老子发现并运用了概念集合这一辨证思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多么伟大的贡献。
但正是中国的辨证思维,阻碍了形式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形式逻辑(特别是矛盾律与排中律)和分析式研究方法的缺乏,因而缺乏长期知识积累,因为综合式思维往往模糊,很难量化,很难复制.但中式思维在解决多变量的动态复杂事情时,如战争,人体疑难病,灾难,等问题时,显出其灵活性,适应性強的特点.
西式思维可复制性好,因西式思维运用逻辑和分析式方法,此方法滤掉许多动态变量因素,可以说是实验室的延伸,因此,解决实际问题时,对非动态复杂问题效果好,对动态复杂问题效果差,灵活性,适应性不如中式思维.但可复制性好,普及性推广性好.
4,西方人超自然观导致学术思维方式的主观性,分析式思维方式
笔者在前面己写过,西方学术圣贤主观性,有身处大海边的自然地理原因,有粮食富裕因素,更有波滔汹湧,无边无际蔚兰的大海在精神上对西方学术精英的熏陶,启示.
为什么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回答这一难题，罗伯特？洛根耗费数十年心血写就《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 洛根开宗明义：字母表乃发明之母。与中国象形文字不同的是，字母表和拼音文字培育了西方人分析和逻辑的抽象能力，西方文化中的独有特征――典章化法律、一神教、抽象科学、逻辑和个人主义一一也与此息息相关。 罗伯特？洛根编著的《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用宏富的材料、严密的逻辑、清晰的语言极具说服力地展现了这一宏大主题。作为媒介环境学者和物理学家，洛根所呈现出的广阔视野和深刻洞见，在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西方拼音文字作用是否与洛根书中所写,有赖考证,但西方拼音文字的思维主观性,西方拼音文字是西方学朮的基础,对西方学术有帮助是不争的事实.
与中国学术有术无学,依靠直观经验不同,西方学术是先有学后有术,即先有理论模型,后有实验验证.
正如作者:吕陈君“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一文中所写;'' 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把我们对世界的经验认识转变为一种逻辑-数学结构，由此来分析近代科学形成的轮廓就比较清晰了，其中有三个历史事件是关键性的：一是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数学物理学观念体系的创建，二是微积分的发明，三是近代原子-分子化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这三者彻底改变了古代科学的面貌，并一直延续至今。''
''最重要的，牛顿把地上和天上的物体运动统一到一个数学理论中，这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而在此之前，各个民族古代的实验科学传统都是相似的，数学计算方法及其效果也差别并不太大，但古代科学的实验传统和数学传统的融合，只有17世纪的西方做到了——尤其是比较中世纪阿拉伯和西欧的科学发展历程便知，且微积分的发明使得近代数学的精确计算成为可能，结果一下子就把其他民族的数学远远抛在了后面，这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事件。西方近代科学形成的这段历史，还需深入地详加研究才行。''
''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没有演进为近代科学，答案也就比较清楚了：数学没有同实验科学融合起来，再者，中国古算自宋元后就衰落了。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我认为是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科学思维有一个重大差异所致。这得用一个逻辑命题来说明：一杯浓度为50%的糖水(即糖、水比例各半)，是糖还是水?依中国人的思维，肯定回答：“既是糖又是水。”但按形式逻辑的思维却是：“非糖非水。”因为假设它是糖或水都会导致矛盾，“糖水”就是一个创造出来的非糖非水的新概念，它与初始概念糖、水无关。''
''而中国人的思维不具有这种创造新概念的演绎模式，更擅长的是在原有经验概念体系上作循环论证。举例来说，中国古算在解二次方程和求无穷级数近似值方面远超西方几百年，但它就是没有形成虚数和极限这样抽象的数学概念，所以近似值算得再精确，它也无法推导出抽象代数和微积分的方法。''
''一般说，科学认知包括了经验认知、逻辑认知和数学认知这三个递进阶段，逻辑认知确定理论的基本概念，是从经验认知飞跃到数学认知的中介环节，但也有可能跳过这个环节，譬如量子力学，就是直接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数学理论，但其物理解释却始终模糊不清。中西方传统科学思维最大的差异是在逻辑思维上，前者是经验性、循环性的，后者是抽象性、演绎性的。''
''我再打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中西方传统逻辑思维的差异性，大家可能一下子就搞明白了。西方逻辑思维模式类似于“化合物”，譬如氯和钠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氯化钠，它既不是氯也不是钠，而是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即概念);但中国逻辑思维模式类似于“混合物”，譬如糖和水发生物理反应生成糖水，它既是糖也是水，并未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即概念)。所以，中国逻辑思维模式很难形成新概念，易陷入循环论证，缺乏那种内生的概念思维创造性，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或科技)最终落后于西方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
''科学为什么具有创造性，即能发现人们经验思维所不能发现的隐蔽自然现象?这完全在于科学预设“空盒子”的能力。科学就是设计能装东西的“笼子”，但它不是任意的，而是必须遵照某些基本结构原则，譬如对称性、递归性等等，新概念往往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假设我们做了某个“盒子”刚刚把一个观察到的现象装进去，那么根据对称性，就必然存在一个尚未观察到的相反现象装在另一个对应的“空盒子”里，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发现。元素周期律和基本粒子谱系差不多都是由递归原则和对称原则发现的。如果我们把观察到的现象称为经验概念，而把未观察的现象称为抽象概念，那么显然科学设计出来的“空盒子”都是一些抽象概念。中国人恰恰缺乏这种抽象、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我们骨子里其实并不相信这些抽象的概念存在，也就缺乏创造新概念的思维能力。''
''现在国内学者盲目崇拜西方学术、热衷套用西方理论术语也是因为缺乏科学精神，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一个中国人提出一个新理论就不会受到如此重视，假如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康德是中国人的话，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没人理睬，也没人理解。根源就在于，中国人骨子里并不相信科学，或只相信科学的效用而不相信科学的意蕴。''
吕陈君“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一文中又写道;''三、中国人对科学的几个认识误区
''“李约瑟难题”说的是中国古代科学问题，但近现代中国接受了西方科学后，仍然存在一个难题：为什么中国至今还没有做出重大的原创性的科学成就，而且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与科学还是如此隔阂?这就是“钱学森之问”，它说的是中国近现代科学问题，但实际上跟“李约瑟难题”一样，指的都是中国人的科学认识与科学精神问题。''
''按照杨振宁先生的说法，中国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是从1900年开始的，那至今也有100多年了，为什么中国本土没有培养出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或做出过一项基础性的重大科学理论?也就是说，在科学研究上，我们基本上都是沿着西方科学家开辟出来的方向在走，自己却没有开辟出一个历史性的方向，让西方科学家也跟着我们来做。这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经济不发达吗?恐怕不是这个，可能还是意识、思想、精神方面的原因。我认为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误区主要有三点：
1，科学不是技术，而是艺术。
中国人可能更擅长从技术层面来研究科学问题，就像解奥数题，反正解题框架是固定好的，只要在框架内找到一种巧妙的解题思路就行，亦即，我们只擅长解决特殊性的科学问题，而不擅长解决一般性的科学问题。技术当然重要，但科学更重要的是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做“笼子”，即虚构一个概念的世界。
譬如，爱因斯坦能想到引力的本质是时空结构并用一种新的几何学去描述它，这无疑是科学史上最有创造性的思想，是科学研究的典范。在我看来，数学证明也是一门艺术，关键不是真而是美，如果你在证明过程中体验不到美感，那就说明你只是一个程序师而非数学家，并且我始终认为，这种美感与实用价值无关。我特别欣赏美国数学家外尔对数学基础的评价：“‘数学化’很可能是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像语言或音乐一样，具有原始的独创性，它的历史性决定不容许完全的客观的有理化(rationalzation)。”[6]中国科学如果不能突破实用主义的藩篱，那就绝不可能达到人类高贵精神的巅峰，永远只能处于从属的位置。
2，科学家不是越老越好，一般来说，他在25-35岁之间是最有创造性的，这是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
跟哲学不同，科学的创造性并不需要太多的经验积累，而是具有“血气旺盛”的特征，它需要特别敏锐的想象力，这一点上，科学家与诗人的精神状态很相似，如果年龄偏大，经验虽然丰富了，但思维的敏锐性必然大大降低了。科学适合年青人，哲学适合老人。科学家一生最多也只能形成过一两次重大的科学创新思想，而且往往都是在他的青年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量子力学的创建者差不多都是20几岁的人，但这却是整个物理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3，科学决不能迷信权威。
既然科学是门艺术，而且是年青人做的艺术，那么科学本质上就是反权威的。在科学研究上，不能设置任何人为的路障，而是具有无限的思想的自由性。科学不是宗教，它反对任何人使用真理的名义去抑制他人的思想。相反，中国人特别重视权威，认为权威说的就是对的，没有权威性就是错的。我分析过其原因，中国人的权威崇拜是政治性的：统治者在政治上需要权威来证明其决策的合法性，但他不懂也不管科学评判的对错，只是需要科学权威这杆旗杖而已。这对科学来说是最危险的。所以，中国科学要想有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必须落根到民间，落实到年青人身上。这个结论，希望国人都能深思之。''
(作者单位：聂荣臻教育促进会)
必须重点指出,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虽然孕育了近现代自然科学,并推动了工业革命,从根夲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正如学者,''[张浩;从“李约瑟难题”看中西方文化异同],一文写道;'' 必须指出，这种从“主观”出发的学术特征，带有着强烈的理想化色彩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否定现实、追求来世的神学体系统治着西方的学术界;此外，不独神学空想色彩浓厚，在政治学领域，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许多学者都是主观构想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不是从现实出发，考虑当前的可操作性，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13];即使是在“严谨”的近现代科学之中，“客观规律”的理想化也表现的淋漓尽致——由于几乎所有的定理、定律，都只能表述若干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完全无视现实中的其他要素，所以，在许多时候导致这样一种情况：论证越严谨，条件越严苛，反而距离现实世界就越远，如牛顿提出的惯性定律：“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时，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14]”，在实际生活中，不受外力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15]。''
上述中西不同的自然观,导致中式学术客观性,综合式思维方式,西式学术主观性,分析式思维方式,是指中西学术主流思想潮流,从科学史看,中式学术也有零散少量西式思维方式,西式学术也有零散少量中式思维方式.
在16世纪之前,中式学朮在解决农业时代的各种生产及技术问题显得有效,因此,农业时代中国曾领先世界,16世纪之后,西方兴起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兴起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创造了工业时代輝煌,领先世界.
[13] 马基雅维利曾辛辣的批评道：“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或君主国。”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3页。
[14] 原文为“Every body perseveres in its state of rest, or of uniform motion in a right line, unless it is compelled to change that state by forces impressed thereon.”
[15] 笔者只是指出这一现象，而不是试图否定惯性定律(当然也否定不了)。
二,中,西不同的学术思维方式,自然观,导致中,西方社会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
1,中国综合式思维方式, 缺乏提炼新概念思维创造性,政治体制循环往复,难有进步发展
中国综合式思维模式类似于“混合物”，譬如糖和水发生物理反应生成糖水，它既是糖也是水，并未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即概念)。中国综合式思维模式很难形成新概念，易陷入循环论证，缺乏那种内生的概念思维创造性，因此,中国古代科学(或科技)最终落后于西方近代科学。
中国人综合式的思维不具有这种创造新概念的演绎模式，更擅长的是在原有经验概念体系上作循环论证。
中西方传统科学思维最大的差异是在思维模式上，前者是经验性、循环性的，后者是抽象性、演绎性的。
中国综合式思维模式很难形成新概念，易陷入循环论证,表现在政治体制上也是如此.
中国自从秦始皇确立秦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以来,百代皆行秦政制,2000多年皆如此,只是专制的外包装用了伪儒学的仁义,或是程朱理学,某些政策作了改良,但大多是对专制添砖加瓦.
专制制度实质是狼群生存法则在人类社会的运用,谁拥有暴力,谁当老大,没什么公平正义可言,没什么道理可言,谁拳头大,谁有理.
专制制度奉行的狼群生存法则,也是中国人崇尚自然的自然观在政治体制上的体现,正如历史学者张宏杰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的，“《新民周刊》：你为什么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形象最好的时代？”
张宏杰：“那时候的中国人，个个都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那时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都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让人不敢相信。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比较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而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当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了。
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秦国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个专制制度建立得太强硬，剥夺天下的意图太明显，结果二世而亡。汉朝吸取秦始皇的教训，给秦始皇建立的硬制度加上一层软装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要行王道、行仁政，给专制制度配上一个非常合适的意识形态体系。
汉代统一思想，对全国人民的大脑进行格式化删除，彻底剪掉了知识分子思想的翅膀，中国人的智力开始持续下降。从汉武帝开始，直到至今，中国没能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没有再出现过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接下来隋炀帝、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天底下所有的知识分子统一到科举考试上，从制度上有力地控制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宋代重文轻武，有意识地削弱了尚武精神，防止地方有能力对中央进行反叛。”
“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文化人连隐居山林的选择也没有了，凡不听从号令，不为朱家王朝服务的，全族被抄家，全家被杀掉。朱元璋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命令下，苏州才人姚润、王谟因征召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文人连“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到了清朝，知识分子就更惨了，几代皇帝前赴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用暴力和恐怖，在人们思想大脑里，建立监狱，对知识分子实现特务恐怖，甚至清查文章里的隐喻，连谈历史的兴衰，借古喻今都成为罪证，彻底让一个民族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
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着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
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在这样的专制下，清代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创造力，为皇帝服务的大臣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丧失尊严、人格，无思想无操守，老老实实当奴才，卖命效力，以获得功名利禄，一有机会，他们就大肆贪污腐败，盗窃皇帝的家产。”
“西方人认为中国从秦始皇之后，2000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
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秦始皇以后，中国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也可以说，秦始皇后的2000年历史，就是专制制度的发展史。
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不是指南针，不是造纸术，不是火药，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专制制度。
这套体系背后有着很多理论提供者，像韩非子，法家、儒家，包括老子、墨子，董仲舒，都对这个制度上提供了思想之源。比如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主张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往往忽略他另外一句话“天得一以宁，地得一以清，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的小国寡民论，是建立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之下，他是最早提出大一统政治要求的知识分子。
墨子我们对他往往比较有好感，实际上墨子最核心的思想是尚同，就是要用一个大脑统一全国人的思想。他的设计是这样的：一乡的人要把思想统一到乡长身上，一县的人要把思想统一到县长的头脑上来，一国的人要把思想统一到君主的思想上来，这样才能令行禁止，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的集体主义、专制主义的思想源头远比我们想象的深远。春秋战国，思想那么活跃、开放，诸子百家气象万千，非常峥嵘。但他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呼唤中国尽快统一，呼喊中国尽快出现强有力的统治者。”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认为自己的国民性存在劣根性，兴起如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
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毛泽东，其中有一主题是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100年，好像我们整个素质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
梁启超说中国人身上有奴隶性，甘于帝国的统治，甘于暴力的统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识，只有私德意识；缺乏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三大弊病，”
“梁启超的思路后来被鲁迅所继承下来。”“鲁迅的思路后来被毛泽东继承下来。”
“毛泽东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认为找到改造中国的灵丹妙药。他认为马列主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 只要用最先进的思想占领每个人的头脑，每个人都变成共产主义新人，听党的话，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
新中国建国后，有人统计过，毛泽东共进行过63次群众运动，其中大部分群众运动，都贯穿着思想改造的主题。“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用思想革命解决中国人素质问题的这条路走到了极端。不同的政治、社会运动，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国民性改造的，但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很清楚。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性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是因为当下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打击贪污腐败，百姓冤屈上访，国家工程贪污，这些问题，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相似度惊人地高，好像那个时代的事物改头换面，换一套马甲又穿越跑回来了，像是时光倒流。所以翻读历史的时候，渐渐发现，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现代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问题，这种问题的根源都在历史上。”
笔者以为中国国民劣根性，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1，套用一句民间俗话，中国人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人都不想舍弃一点利益，只想多得到利益，因此，中国人崇尚实利，因为当官有实利，也崇尚当官，为了实利，不讲是非，不讲道德，不讲理性。
明知中国股市连睹场都不如【吳敬链语】，抱侥幸心理，还千军万马炒股，极少数赚钱，大多数血本无归。炒作，吹牛，夸大的技巧从不识几个字的家庭妇女到政界，商界精英，都运用自如，无师自通。异常聪明的人，一抓一大把，诚实厚道的人，成了稀有资源“傻子”。
2，奴性十足，奴性是自秦朝以来集权专制制度长久以来摧毁人性的结果。奴性最典型的特征是丧失独立人格，丧失质疑，独立思考能力，势利，投机，善变。
“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性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张宏杰这句话，说到问题的根源.
所以,笔者认为,从秦始皇直到当代中国人仍在中国历史中循环往复,中国人综合式思维方式,缺乏内生的新概念思维创造性,崇尚自然的自然观,中国特有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精细化统治,导致中国社会任何创新都无生存空间,中国历史转折处的偶然因素.....等等,导致了制度选择的路径,当代中国人何时走出历史循环怪圈？中国文化何时才能重现輝煌灿烂？找到自己文化定位？有赖于与西方和其它文化交流,碰撞,交融,乃至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底色的新文化.
[简版]
2,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具有提炼新概念思维创造性,表现在政治体制的发展进步上也是如此.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欧洲特定历史时期，是指十三世纪末叶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
文艺复兴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一。
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艺术的成就很高，人们也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学术思想，这和黑暗的中世纪是个鲜明的对比。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不断入侵东罗马（拜占廷），东罗马人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等。
这种辉煌的成绩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其优越性与黑暗的比较，使得人们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于是，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兴起。
其实今天的西方世界，其人文精神与国家制度，无非就是古代希腊与罗马时代的复制而已，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除了增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和古希腊城邦时代没什么区别。
所谓资产阶级，就是生意人而已，做生意，交换物品，从人类的食物吃不完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生意人走遍当时的已知世界，开拓了视野，了解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明白了世界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人文主义复兴已经不可避免。
宗教改革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相传，公元1世纪由巴勒斯坦境内拿撒勒人耶稣创立。崇奉耶稣为救世主。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此外还有许多较小教派。主要分布在欧洲、南北美洲、大洋洲等地。全世界信徒约有15亿。它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力，与它自身的变新辞旧有密切关系。基督教的第一次变革是从原始基督教（犹太教）变为现代意义的基督教。原始基督教约出现于1世纪20、30年代。
早期基督教分前后两期。前期自1世纪20、30年代至60、70年代，即原始基督教阶段。后期自1世纪末至4世纪初。约在1世纪40年代后期，在耶路撒冷的一次会议上，以保罗为首的世界派和恪守犹太传统的民族派展开辩论。结果保罗派获胜。从此基督教便沿着世界化宗教的方向发展，传遍罗马帝国全境各民族中，并远传到希腊、小亚细亚、塞浦路斯等地。一些较富裕者和知识分子入教，教会领导成员逐渐上层化
基督教在流传过程中，同各种思想倾向广泛接触，导致基督教的主要信仰、早期神学形式基本形成，组织体制以主教为首，辅以长老和执事的三级教职制开始形成，但主教集权制尚未确立。崇拜仪式和圣礼逐渐定型化。这时一些护教士，已不是对迫害提出抗议和谴责，而是由罗马皇帝和知识界申诉，说明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制度习俗的合理和无害，力图消除反教者的误解，博取宽容和同情。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以罗马帝国的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基督教的第二次变革是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改革。十六世纪初期，教会内部腐败的情况十分严重，其中最受一般人指责的就是出卖大赦 (又称赎罪券)以搜括民财，征收重税以及买卖教职等，使百姓信心丧失殆尽，于是改革的呼声再度提高。因此当出身德国埃斯勒本城穷苦农家的马丁路德，为改革开放教会弊病而登高一呼，显然在他的背后便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助力向前推进不断
马丁·路德的改革非同小可。他将原本集中在教会神父手中的关于《圣经》的解释权夺了回来，将其直接放归于任何一个直接面对《圣经》渴望得到神启的教徒手中——根据路德的看法，信仰的唯一源泉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圣经，不再需要教士们充当传统的中间人，教士们只应通过布道济世来为它服务。
路德就这样剥夺了教会和高级教士们作为上帝恩慈的中间人的特殊地位，同时动摇了罗马教会的基础，即它的教义法规和习俗。换言之，人们可以主动地直接面对探索真理，而不必借助中介（比如教会比如神父）的阐释被动接受所谓“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思想核心乃在于借神权而化解教会的特权，从而开启世俗权利与教会权力并行不悖的先河，人之出，神亦在，我信则神在，我信则基督在，我信则上帝在，上帝管上帝的事，我管我的事，与上帝沟通无须教会插手帮忙，那是我自己的事，人-俗人从上帝那里夺回了自己的权利，虽然这仅仅是从信仰的权利开始的，然而牵一发而动其全身，从此，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喷涌而来，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现代社会因此逐渐成型。
第三次则是新教改革。新教是由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会和基督徒形成的一系列新宗派的统称。原指1529年神圣罗马帝国举行的帝国议会中的少数反对派，该派诸侯对于会议通过支持天主教压制宗教改革运动各派的决议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后即以其泛称宗教改革各新教派。目前全球约有五亿九千万教徒。
首先，新教彻底否定了天主教的“圣礼得救”、“善功赎罪”论，认为圣礼和善功对于灵魂拯救是毫无用处的，因此新教把天主教和东正教所规定的七项圣礼削减为两项，这样就使广大信徒能够从各种复杂、繁琐的宗教活动和仪式中解脱出来，从而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世俗的工作与生产劳动中。
其次，由路德奠基、加尔文进一步发展的新教救赎观认为，人是否可以得到灵魂拯救，取决于他是上帝的“选民”还是“弃民”，而“选民”的标志就是在尘世间取得事业的成功。因此，人们只有勤勤恳恳，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通过刻苦努力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样一来，就把基督教徒最关心的灵魂拯救问题与人们在尘世间的工作表现和事业成就联系起来，因而有力地调动和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进取性和创造性，使广大新教徒在经济活动中体现出高度的勤奋和实干精神。
再次，要想取得成功，不仅需要通过勤奋工作来创造财富，而且还需要通过生活上的节俭来积累财富。而“新教伦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大力提倡勤俭节约、严格自律的生活方式，坚决反对豪华奢侈、铺张浪费、讲排场摆阔气的生活作风，主张杜绝一切不必要的花销，把积攒的金钱财富全都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中而不是浪费在奢侈的生活中。新教伦理的这一特点，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精神前提，而且也成为日后西方社会中一切有事业心、有作为的企业家们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与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相比，新教徒通常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进行资本积累、投资和扩大再生产。
最后，由于新教还特别强调要让每一个信徒都能读懂《圣经》以便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所以新教徒历来都很重视普及教育。又因为新教徒特别注重现世成就，而要想取得现世成就，就必须具备各种实用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所以新教徒不仅重视教育，而且还要求在教学内容中安排较多的世俗性、实用性的课程。韦伯在谈到基督新教的伦理时说：“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在经济上获利，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
这样，基督新教的所谓“入世苦修主义”的伦理，就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可见，新教伦理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所以近代以来，大多数天主教国家和东正教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显著落后于那些以新教为主的国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都是如此。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中，新教徒在经济上也通常要比天主教徒或东正教徒更为活跃，更有作为.
新教伦理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
是工商业者们的经营盈利活动，导致了其对自身伦理正当性的社会要求（正如传统社会中的特权阶层，要通过宗教寻求自身统治特权地位的伦理正当性证明一样），从而导致了对加尔文教的普遍接受、赞同和推崇；还是反过来，是这种新的伦理性宗教，促进乃至决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的发展，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很多社会团体都发生过工商业者的盈利活动，伴随着这种活动，都出现了一些类似加尔文主义的社会观念，但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比如，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工商业的经营盈利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那时中国的工商业者没有听说过加尔文教，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商业道德，比如对勤俭、守信的推崇，对商人社会价值的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经商同样是一种“事业”，甚至是一种“创业垂统”的事业——
这四个字在中国历来是被用于形容帝王的，这些都和加尔文主义有相似之处。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在引证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余英时指出：“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勤’与‘俭’两大要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到了明清时代，这种勤俭的习惯便突出的表现在商人身上。······在明清商人伦理中，‘诚信’‘不欺’也是占有中心位置的题目。
余英时论述的中心是：韦伯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新教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不同，造成了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而事实上在明清时期，中国文化中已经有很多类似于西方新教文化的内容，因此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并不是由文化的不同造成的。那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余英时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的：“明清商人所遭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明清的‘君主独裁’或‘国家与官僚’对商人的影响。以盐商为例，他们一方面固受君主专制下官僚体系的保护，但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构成他们发展的终极限制。······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有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
但是，也许，我们对韦伯的上述批评都是出于对韦伯的误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这样说： “在这样一个研究中，······我们仅仅是试图说明在我们的当代世界文化中，在无数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宗教力量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只是想考究，这一世界文化的一定特点在什么程度上应归因于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想支持这样一个如此愚蠢而教条的理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只能作为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结果而产生；甚至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是这一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以下事实就是对这一论调的充分驳斥：在这种宗教改革出现很早以前，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一些重要形式就已经出现。我们只是想确定，在资本主义在质上的形成和量上的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宗教力量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的什么方面可以追寻到某种宗教上去。”
所以伊恩·罗伯逊说：韦伯只不过想表明新教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只是将这种思想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假说提出来。”
启蒙运动
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压迫的愿望日益强烈。其次，自然科学取得很大进展，牛顿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物质运动的基本法则，科学实验打破了束缚人们头脑的神学说教；在科学的启迪下，一些思想家们相信人的理性，力图发现支配人事和社会的法则。因此，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启蒙运动提供了理论启迪和思想方法。再次，从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传播了人文主义。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掀起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史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推动了理性时代的到来。
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以理性为武器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解放运动。17世纪时，英国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想，18世纪中叶在封建专制的天主教国家法国，出现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推动启蒙运动进入高潮。很快，启蒙运动从法国传播到德意志和其他国家，涌现了许多启蒙思想家，启蒙运动得到扩展。
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包括人文主义、进步的社会思想和历史观等几个方面，其主要观点是，反对专制王权，贵族特权、等级制度和愚昧迷信，提倡政治民主、权利平等、个人自由和科学精神，这些思想以哲学、法学、戏剧、小说等形式呈现出来。他们力图构建一个民主和科学的美好时代，这是一种人事和社会的理性，“理性”是启蒙运动的核心。
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
（1）孟德斯鸠：法国人，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主要思想为“三权分立”学说，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最早实践的是美国的1787年宪法；
（2）伏尔泰：法国人，代表作《哲学通信》，主要思想是反对天主教会，倡导生而平等、信仰自由和民主政治。后世评论：“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
（3）卢梭：法国人，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主要思想为阐述“天赋人权”，提出“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论”，主张创立民主共和国。是思想最激进的启蒙思想家，为资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理论。
（4）康德：德国人，代表作为《纯粹的理性批判》，主要思想为“人非工具”，他的理性批判哲学最终确立了人类的主体地位。
启蒙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击着欧洲的封建专制统治。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传播了自由和平等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欧洲范围，极大鼓舞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启蒙思想成为人们追求解放的精神武器，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表述可以从三方面加以分解：一是思想上，对思想解放和人文主义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二是它政治的批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英属北美殖民地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发生起了动员和鼓舞作用。三是它的政治建构（诸如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等）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谋划和架构。四是从区域上越出法国以至欧美地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产生了影响。
科学革命
大多数科学史家所指的科学革命大约于1543年开始，那一年尼古拉斯·哥白尼出版了著作《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安德烈·维赛留斯出版了《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尽管科学革命的具体时间仍有争议，比如有人认为科学史的萌芽开始于14世纪，也有人认为化学和生物学的革命开始于18、19世纪。但公认的是，在16至17世纪之间，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以及化学的思想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中世纪的观点转变为现代科学的基础，不论是在各个独立的学科内，更是在对整个宇宙的认知中。
科学革命本质上是科学思维方式的革命，科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是科学革命的实质。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是解决科学进步过程中发生的危机的手段。科学发展中的每个重大突破都是与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出现紧密相联的。因此，各门科学和整个科学发展的水平可以根据它们所采用的方法的完善程度来判断。在科学革命过程中，从某一学科的突破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将迅速向其他学科传播，甚至向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从而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思维方式，并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
第一次
发生于16～17世纪,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代表,初步形成了与中世纪神学与经验哲学完全不同的新兴科学体系,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后经开普勒、伽利略,特别是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的推动，建立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
第二次
发生于19世纪,以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的重大理论突破为内容。有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等成就,这三项重大成就被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形成了整个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实验科学体系。
第三次
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X射线、电子、天然放射性、DNA双螺旋结构等的发现，使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由宏观领域进入微观领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使物理学理论和整个自然科学体系以及自然观、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有机化学、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生物技术、微电子与通讯技术飞速发展，标志着科学发展进入了现代时期。
第四次
依据曾邦哲的观点第4次科学革命[1] 是系统科学、新老三论与计算机、人工智能、纳米化学、生物医药等科学的技术集成与方法整合，系统生物科学的诞生开启第四次科学与技术革命，包括系统生物学与系统医学、系统遗传学与系统生物技术、合成生物学与系统生物工程等，将导致的是21世纪的转化医学与生物工业革命，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实验与系统二维度的科学体系.
工业革命
有人认为工业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庚寅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英国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所以工业革命的开始的标志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而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瓦特改良蒸汽机。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工业革命传播到英格兰再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后来，工业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国。
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18世纪时英国的工厂手工业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这就对工厂手工业提出了技术改革的要求。在这种趋 势下，工业革命就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了。
⑴主要原因/政治前提：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统治日益加强
瓦特改良的蒸汽机
⑵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产生并聚集了大量劳动力，同时也扩大了英国国内市场；
⑶多年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为英国积累了原始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原料地和海外市场；
⑷工场手工劳动时积累的经验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这是后来的法国，德国等国都无法相比的）
⑸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工厂手工生产已无法满足需求。
于是，一场机器生产革命必然爆发。
工业革命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
⑴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消除了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束缚，为工业革命创造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⑵消除农业中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一定的国内市场；（英国圈地运动）
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提供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必需的大批自由劳动力和巨额的货币资本（殖民掠夺）；
⑷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长期的发展，为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
一般认为，蒸汽机、煤炭、钢铁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三项主要因素。工业革命都是以轻工业开始，向其他部门发展。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整个生产动力依靠人力和畜力。伴随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自蒸汽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取代。工业革命是一般政治革命所不可比拟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推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类推向了崭新的“蒸汽时代”。
另外，在西欧国家和美国轰轰烈烈革命时，中国清王朝正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英国等国是不会放过这块能掠取财富的土地，这也是诱发鸦片战争的一个原因。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对印度、东南亚的侵略加剧，印度、埃及、缅甸相继落为英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工业革命对19世纪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有些学者指出,在中国宋朝己有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如发达的工商业等,在明,清时有资本主义萌芽,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在引证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余英时指出：“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勤’与‘俭’两大要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到了明清时代，这种勤俭的习惯便突出的表现在商人身上。······在明清商人伦理中，‘诚信’‘不欺’也是占有中心位置的题目。
余英时论述的中心是：韦伯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新教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不同，造成了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而事实上在明清时期，中国文化中已经有很多类似于西方新教文化的内容，因此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并不是由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那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余英时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的：“明清商人所遭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明清的‘君主独裁’或‘国家与官僚’对商人的影响。以盐商为例，他们一方面固受君主专制下官僚体系的保护，但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构成他们发展的终极限制。······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有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28
笔者认为,韦伯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新教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不同，造成了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此观点有局限.
余英时观点,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的.此观点也有局限.
韦伯这里指的文化,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的好与坏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主要原因吗？显然有局限.
余英时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发展,显然有局限.
上述两学者将此问题看得太简单,伦理道德好能产生科学革命吗？显然不可能.中国古代去掉君主专制官僚制度能产生科学革命吗？能产生工业革命吗？显然不可能.
西方所以出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并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一系列因素合力推动决定的.
综上所述,可以清唽看到,工业革命所以首先在英国展开成功,并非偶然,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1,西方超自然的自然观,
2,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具有提炼新概念思维创造性,
3,中世纪至今,欧洲分散的多政治中心的格局，以及这些政治中心之间互相竞争的关系。
工业革命是一系列创新概念思维的最终结果.同时一系列创新概念思维具有递进的特征,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每个概念层层递进,形成一个系列,环环相扣.每个概念的性质都不同,后一个概念都在前概念基础上,具有新性质.例如,启蒙运动建立在文艺复兴的基础上,但启蒙运动又具有新性质.西方最終建成以三权分立为特征,以人权为基础的当代民主政治制度。
第一稿2006年 第二稿201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