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如何培养出了自干五

徐贲 原创 | 2016-06-17 14:47 | 收藏 | 投票

  问:最近钱锺书妻子杨绛的去世之后,你的文章《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激怒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其中一点批评是你的文章忽略了时代背景,反“右”文革都是非常态社会,知识分子沉默是情有可原的。你如何看这一批评?

  答:对这种断章取义、危言耸听的指责,实在没有必要去专门回应。我的文章在那里,清者自清。正如有评论者说的,“在个人被政治运动裹挟而必须表态的时候,就是保持沉默也几无可能。对此,徐贲并没有苛求钱锺书必须以身犯险。他强调的是,在现实社会里,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是少数,而绝大多数其他人则是身处于既不完全不负责任,也不完全负责任的中间地带’”。我要说的不过是,在完全不自由的状况下奢谈“消极自由”“沉默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自由和权利是自由人的事情,与奴民无关,也不能用来解释被掐着脖子的知识分子的动机和行为。

  问:《统治与教育》中,你分析了“现代民主共和”和“现代极权”两种国民教育,你认为当下中国教育是哪一种教育?

  答:当下中国教育不同于纳粹德国的教育,纳粹教育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教育,与“文革”期间的教育最为相似。今天的中国教育是一种“后极权”或“新极权”教育,是一种犬儒主义化了的极权主义教育。就拿这种教育的“依从”来说吧,它仍然在用以前的一些手段诱导依从,如强调共产党对于人民的恩惠,所以要对党心存感恩,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但是,许多学生未必就真信这个,这与纳粹德国或文革中的绝对盲信是不同的。盲信是天真状态的产物,现在的中国学生可一点也不天真。他们年纪轻轻就已经非常世故和犬儒,他们不信,但善于装作相信。他们知道“上头”知道他们是装信,但还是腆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一本正经装信。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再怎么假装和说谎,他们都能心安理得。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依旧坦然为之。这就是犬儒,只要有利可图,怎么都行。北大中文系的女生马楠就是一个例子,她在(1998年)克林顿访问北大时,曾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生活,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问:你本人也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教育,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这两种教育最大区别在哪里?

  答:最大的当然是教育课程的区别,也就是教育目标的区别。一个是把学生培养成善于独立思考和是非判断,重权利,尽责任的民主公民,另一个是把学生培养成一党统治制度下“又红又专”的党民和劳动工具。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里,不同层次上的教育课程至少都认同这样一些目标(是否充分实现是另一回事):提倡自由和独立思想、维护个人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尊重和关爱他人、容许或接纳不同意见、用说理而不是暴力解决分歧和争端。

  在道德原则上,美国学生的是非观比中国学生清晰,他们尊重常识逻辑,不愿意接受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说法。倘若有教师对学生说,过去美国蓄奴是正确的,后来废奴也是正确的,以前歧视黑人是对的,今天不歧视黑人也是对的。学生肯定会认为老师是在胡说八道。但在中国就不同了,老师对学生说——当然政府也这么对老百姓说,文革前30年是正确的,否定文革后的30年也是正确的,以前打土豪、均贫富,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财产,搞社会主义公有化,是正确的,现在有人成为亿万富翁,穷的穷,富的富也是正确的。老师这么说,学生也跟着怎么说。不但没有人敢说这是胡说八道,还把它当成正儿八经的“辩证法”和“历史发展理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里,把同时接纳两个对立矛盾的想法称为“双重思想”(doublethink)。这样的双重思想教育在中国非常普遍,在美国是没有的。

  问:2014年有一篇文章叫《海外华人“自干五”现象》发于东网,作者李宇晖发现“留学生论坛上的民族主义不是一般的激进,对宏观问题的主流意见远比大部分国内网站要左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应该不是虚伪或是表里不一那么简单。

  答:确实不是像“虚伪”或“表里不一”那么简单。既然不简单,那就请允许我说得仔细一些。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善于“双重思想”的人,那些留学生的“自干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双重思想”一旦在国内训练成了,到了外国也照样运转。“双重思想”是一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其特征是,一个人能同时拥有两种相互抵触的想法或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观,能够说服自己,两个明明不相容的对立面都是正确的,前30年正确,后30年也正确就是一个例子。

  正如奥维尔在《1984》里所描绘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产生普遍认知失调的制度,它强迫所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戴着假面生活,长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形成自动化的双重思想心理机制。“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把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的东西,时而用“一分为二”,时而用“辩证统一”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认知失调对人造成心理的伤害——失恒、无所适从、焦虑、挫折感、失败感、自卑、沮丧、不快乐,因此人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降低或消除认知失调,以恢复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和恒定。

  海外华人“自干五”的认知失调表现在,他们一边“爱国”(认知),一边在美国生活(选择和行为)。要消除这二者之间的失调,有两种方式。第一改变行为,那就是回国,这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难的,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回国。第二是调适认知。正如挪威社会学和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酸葡萄》一书中指出的,人的选择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实际上不想“回国”),在认知上就很难不多不少地精准调适,调适经常会变成“过度调适”(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审查制度里,执行审查的刊物和出版社会把“自我审查”作为适应性选择,但经常是过度自我审查。海外华人“自干五”那种很夸张的爱国也是一种过度调适。[page]问: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更为积极,或是说“夸张”?

  答:这涉及认知失调的另一个方面。自己出钱的爱国者比受雇的或既得利益集团的爱国者更富有激情,也更积极。这个看似奇怪、违反常理的现象可以从下面这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得到解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默里尔·卡尔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心理实验。他们让71名实验参与者重复做一件极为枯燥单调的事情,参与者们当然都对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参与者们被要求去劝说自己的朋友也来做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参与者们有的得到1美元的报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报酬。

  所有参与者们都被迫陷入这样一种认知失调,“我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很有趣,而实际上我觉得它非常无聊”。这明明是在说谎,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报酬的人在说谎时更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更容易相信,我不是为了钱才这么说的,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却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了钱才说的谎,因此反而更愿意承认“我不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却说了谎”这个事实。

  得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20美元报酬的人更积极言不由心地劝说别人,当然,他们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由心”。他们因为没有金钱利益的动机,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没有说谎,以平息自己的认知失调,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则比较不需要平息这样的认知失调。

  拿钱少的比拿钱多的更需要认知失调的自我调适,不拿钱的“自干五”比拿钱的“五毛”更表现出积极热情。不久前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帮大妈在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她们说,唱红歌是因为热爱社会主义。有人挖苦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妈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词。其实这些大妈就是普通百姓,既没有拿政府津贴,也不是来执行组织任务的。试想,如果她们唱红歌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费旅美的组织活动,唱歌是她们的工作任务,那么,她们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务。唱歌并不一定需要用真诚热爱社会主义的动机来解释。反倒是普通百姓,像“自干五”那样,自己掏钱买机票、食宿自理,还把有限的旅游时间花在唱红歌上,倘若不是相信自己是因为真诚热爱社会主义才唱的红歌,岂不等于自己承认是犯傻和丢人?唱红歌的大妈们不但不觉得犯傻,反而觉得光荣,这便能平息她们的“认知失调”。然而,许多旁人不认同她们这种行为,那是因为他们身处于认知失调的情境之外,所以觉得那是一种非理性的奇怪行为。

  问:如今不少中国家长因担忧国内教育而早早送孩子出国,你认为这可以摆脱中国教育的影响吗?

  答:这就要看每个学生自己了。他们有可能步海外华人“自干五”的后尘,但也并非一定如此。许多出国学习的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有机会接触民主国家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人的尊严,公民权利和人权观念,亲眼目睹民主社会的现实。他们会看到,正如研究东欧历史的美国学者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与朱特(Tony Judt)对谈的《思虑20世纪》(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所说,对于充满苦难和不幸的20世纪来说,民主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不受愚弄,这就已经是摆脱极权教育的影响了。

  问:你曾为你的父亲编过一本文集《复归的素人》。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你父亲经历过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代的教育,并对文革教育悲愤难抑,乃至于到了晚年复归写古体诗。你如何看?

  答:我父亲的那本书里有一篇《奴性评议》,他似乎把奴性看成是自古至今中国人无法摆脱的厄运。我并不赞同我父亲的看法,但我理解他。他的看法与他自己长达几十年的不幸遭遇有关,也是他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种剖析。在学校里,他最爱护、最欣赏的学生恰恰是在文革中迫害他最厉害的。他教书教了一辈子,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除了无可奈何,没有其他应对的办法。他那本书里还有一篇是谈党国语言之毒害的,里面的例子令人想起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分析的纳粹语言。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德国媒体和宣传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极权语言像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战后德国建立了与纳粹极权统治全然不同的政治体制,这是消除纳粹教育影响的最根本条件。今天要消除文革教育的影响,还不具备类似的充分条件。消除文革教育影响首先需要认清文革的罪恶,对文革做彻底的反思,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个人简介
徐贲,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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