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流行的观念，民主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人的素质还有待提高。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在1949年前尝试过民主，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因而过去数十年，党内外都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抵制民主甚至抹黑民主，认为中国在现阶段并不适合搞民主，一搞民主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就会导致执政危机。
如果说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搞民主，这个理由完全站立不住，中国人素质再低也不会低过阿富汗、伊拉克人吧，他们能够靠一张一张选票尝试民主政治，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和排斥？如果说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搞民主，那么在党内先行一步吧，如果党员素质也成问题也不适合搞民主，那么就让几千名党代表先实行民主，这似乎可以吧！
五年一次的全党代表大会要选举党的最高领导人，与会代表应该是中国素质最高的群体，让他们先尝试搞一次民主选举对外直播应该不难吧。只要按照现行的法定程序，并列提出几个而不是一个候选人，请他们各自发表自己的执政主张，再由与会的全体代表不记名投票选举，票多者自动当选，中国的民主问题应该可以基本解决。
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有过一次颇有历史意义的谈话。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从兴旺到灭亡的周期律，每个朝代开头都是好的，后来腐败了，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他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黄炎培先生对尚未掌权的毛泽东说：在历史上，这种周期律是跳不出来的，他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欣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在延安所畅想的这条新路在他执政掌权后，并没有让执政党去尝试，更甭提人民了，一直到今天，执政党所控制的宣传机器仍然纠结于是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抑或是走邪路，没有把中国引向文明社会所公认的民主之路，这是历史的缩命，还是中国的劫数？
当年毛泽东闹革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解放了劳苦大众，推翻了“腐朽”的蒋家王朝，赶走了一切帝国主义，也把外国资本从中国大地上清扫干净。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更是让我们看清了所谓的历史周期律，以1949年为界，清朝及民国政府敞开国门吸引外资，甚至在重要门户口岸设立租界，被毛泽东称之为丧权辱国，毛泽东闹革命推翻了丧权辱国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城市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消灭有产阶级，并强制推行各种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
且不说这个阶段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仅文字狱就残害了无数正直的国人，在那个年代，只要文字或者言语表达了或者疑似表达了对体制乃至社会的质疑或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就是阶级敌人就是反动派就是牛鬼蛇神，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被残酷的抹去。而几乎所有的施暴者没有任何负罪感也没有被追刑责，似乎是干了一桩桩高尚与光荣的事情。
1976年之后，用执政党自己的话来总结，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才有了邓小平强推的改革开放，自1979年开始，邓小平拨乱反正再次提出先富理论大力引进外资，被誉为中国新时代的总设计师，毛泽东用革命摧毁的制度，又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得以复活。今天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究竟是革命的结果还是复辟的必然？为什么完全相同的尝试实践，一个被批为丧权辱国被打倒被推翻，一个又称之为丰功伟业要人民感恩歌颂？
持改良主义的胡适曾提出“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 “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长期反贫困策略”一致），这个理论在旧中国遭到梁漱溟以及一批名流的猛批。梁漱溟等人认为胡适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所谓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毛泽东后来将这三者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毛泽东宣称只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等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更令人困惑的是，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新中国后30年被改革开放彻底所否定；而改革开放所炫耀的伟大成就，比如经济市场化、所有制多元化、财产私有化等等又都是1949年之前就存在并得到保护的，只是被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彻底摧毁推翻罢了。也就是说，60多年来，中国无非是在不断的颠覆自己否定自己打倒自已，走完了一个历史的轮回。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之后，改革开放更是脱离了初始的运行轨道，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速崛起了一批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社会制度的畸形不公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官员与群众之间的对立，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看不到社会正义得以伸张、腐败受到惩处、民间疾苦得到关怀，从而加重了对执政者的失望和抱怨！
掺杂使假、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成为今天这个社会的常态，而在所谓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荣，说真话为耻！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窑洞里所畅想的一条新路难道就是现在这番光景？
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尖锐地指出：依靠同情和怜悯穷人的大众革命是不可靠的，同时也拯救不了穷人，因为这种“革命”不是以人性为基础的。革命的暴力只能使用一次，如果革命后不建立一个有效的民主的法律与制度，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就会进入一个循环往复的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暴力运动之中，并且不可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