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笔记之:透过窗口看“革命年代”

田成杰 原创 | 2016-06-30 11:57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政治 运动 革命 历史 革命年代 

     阅读笔记之:透过窗口看“革命年代” 作者:田成杰

 

  《革命年代》,高华/著,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大致而言,作者高华对“革命年代”表现出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他参阅的资料和根本观念基本并未脱臼“革命传统”,特别是对国民党以及解放后某些人物、事件的描述,基本以“政治正确”的史料为主,由于这些资料天然的片面性,因而总给人一种“追忆革命年代”、歌颂“革命”的感觉,对一党治国、延安整风、专政、个人崇拜、领袖专制、文革发起等事件多持理解甚至赞颂的态度,当然,严细的资料考证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观察“革命”的“窗口”(另一方面,也使得这部书部分内容学术性太强,或过于细节),通过这些窗口,我们还是能发现一些理解“革命年代”的“新风景”。

  以下为该书节录及部分点评。

 

  书本终究不能代替现实,我活在当下,这是一个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随处都见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

 

  他以半调侃的态度说:林秃子恶毒啊,竟然污蔑伟大领袖是B-52轰炸机,还攻击我们是“封建社会主义”,真是死有余辜啊!当他说完这番话后,不少同事相视一笑,没有任何愤怒情绪,而是皮里阳秋地说:林秃子没有良心啊!是白脸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坏蛋啊!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

  ——相视一笑,心照不宣。表面是“骂”,实际却是“点赞”。

 

  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向全民公开《571工程纪要》是失算了,作出这个决策,显然太过于自信,也太看低了国人的智力。

  ——本以为是屎盆子,却不想引起了共鸣!

 

  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可以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

  ——可惜,中国已入此“轨”。

 

  “以党治国”是1928年后国民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思想…采用苏联以党治国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它是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失败而转向学习苏俄一党制经验的产物。

  ——只不过是专制、独裁、帝王的转世,党凌驾于国家之上,“政治乱伦”的毒至今仍在坑害中国…

 

  在拒绝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孙中山表示要“以俄为师”。至于向苏联学习什么,孙中山则有明确的限定:学习苏联的“办党经验”和建军经验。学习苏联“以党治国”的经验,以党领政,以党训民。

  ——苏俄和孙中山,天使还是魔鬼?中国被引入了天堂还是地狱?

 

  孙中山希望运用苏联建党、建军经验和其他政工经验,把国民党改造成类似于苏联共产党那样具有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领袖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党。

  ——孙中山用共产党的方式改造国民党,但奇怪的是,从此之后,共产党却走了国民党的路…

 

  孙科在1944年已预测到苏联将出兵中国东北,并把此与中共问题加以联系。他分析道,当欧洲战争了结,“苏联也有参加对日战争的可能”,“苏联出兵打日本……一定在东北”。“假便(使)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兵力还没到达那里,那时他们当然要找他所认识的人,很可能找中国共产党”。对此前景,孙科深为忧虑。

 

  尉天骢认为,在近代中国,革命行动的产生是难以避免的,但从实践看,理想主义走向了帮会化和流氓化。

  ——深以为然!

 

  李玉南(其丈夫为徐梦秋,是关于长征的最早的历史记录文本《红军长征记》的总编辑)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呵呵!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用天津话说,这算嘛?让领袖领导“五四”、“参加”开罗会议…,难道不是一直在造假吗?

 

  将整风运动导入审干、反奸轨道经历了一个过程,促成其工作重心转移的导火线则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

 

  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烂也要搞”。

 

  19424月底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会部宣布: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已于4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不久,康生正式宣称,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复兴社分子,是兼差特务。

 

  到了(1942年)9月,陆续破获的“特务案”为总学委的论断提供了证据——党内暗藏有托派、国特和日特,而自由主义则是产生敌人的土壤。此一形势促使总学委调整整风战略,将整风的重点加速转移到审干、肃奸的轨道。

 

  (整风)如此酷烈的灵魂搏杀,能否产生总学委所预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据刘白羽称,他就是经由审干的洗礼,“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

  ——思想不“转变”,整风怎过关?如此迷信强压下的自我“反省”,恐难免被专制的“高效”所迷惑。

 

  1939年…中共在山东的力量还较弱小,朱瑞作为党在山东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好在毛泽东已为全党制定了大政方针,这就是抓武装、夺地盘。

  ——呵呵,不是要领导抗日吗?说实话了?

 

  周扬如果没有得到支持或批准,他怎么能够把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大作家丁玲打成“反党分子”和“大右派”?70年代末,周扬在与美籍华人作家赵浩生谈话时不无自谦地说道:他只是“毛主席的留声机”。许多人还以为周扬是在推卸责任,现在才知道周扬说的不完全是玩笑的话…

 

  (周扬)“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近十多年来披露的历史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周扬说过的这些话:把胡风等打成“反革命”,把丁玲、冯雪峰整到那个程度,“都与毛泽东说了话,写了批语有关”。

 

  制度虽然是严格的,但并非完全没有弹性,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取决于党的领袖和主管领导在操行这套制度时的态度。冯雪峰是长征干部,照样被打成右派;张春桥和江青虽有“叛徒嫌疑”,一直有人揭发,仍深受老人家的信任。

 

  制度虽然是严格的,但并非完全没有弹性,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取决于党的领袖和主管领导在操行这套制度时的态度。…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人所周知的中共“叛徒”,也没对姚文元搞株连,在最讲成分的“文革”年代,还步步高升,最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

 

  她(丁玲)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丁玲算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了…

 

  他(MZD)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丁玲回忆)

  ——呵呵,皇帝之心不死啊…

 

  …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太子尿的词来了。(丁玲回忆)

 

  在这个(批判)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周扬冲锋在前,听到的是他声色俱厉地批判丁玲、冯雪峰,却长久不知道在周扬的后面还有最高领袖的身影。

 

  “丁、陈反党集团案”的真正决策者还是最高领袖。…1958年初,老人家亲自动笔,写了那篇犹如重磅炸弹,置丁玲于绝境的《再批判》,新账、老账一起算,把当年他称赞过的“文小姐”、“武将军”一下打入了地狱!

  ——太无情了,难道丁玲还不够乖?

 

  冯雪峰是毛泽东在1934年瑞金时代的旧识,丁玲在1936年就到了保安,从此没离开过革命队伍一天,两人都是在革命最困苦的阶段前往苏区的,但是,就为了一些说不上理由的事儿,再掀出“历史问题”,说打下去就打下去了。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曾谈到1957年反右时的情况。他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196671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周扬,称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首领”和“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这位“大左派”最后还是被归入到胡风、丁玲一类,被“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一下扫入到了“历史的垃圾堆”。

  ——人人作恶,人人又都是受害者…

 

  极左文化…完全演变成文化“废墟主义”: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列,而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只落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中国的极左文化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专横,…更自大、更狂热,不仅对知识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1961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此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泽东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

  ——肉烂嘴不烂,死几千万人算嘛…

 

  1965年)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

  ——这有什么不寻常?即便是名义上的一号人物,也有很多是傀儡啊…

 

  196512月上旬,刘少奇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被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少奇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

 

  1965年)6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毛泽东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有时,毛泽东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

 

  1964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他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

 

  在中国,毛泽东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毛泽东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这才是真正“有事”了。

  ——无论是中国的“领袖”,还是“领导人”,需要的只是傀儡…

 

  1964年)年末,他(MZD)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这也太嚣张了吧?而国家主席竟然也受得了…

 

  196583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说,“我孤单一人”。他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他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激起他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毛泽东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

  ——这才是文革的真正原因吧!

 

  196412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那天毛泽东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他对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

 

  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毛、刘)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19675月,林彪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

  ——谁在搞阴谋诡计?

  (www.earm.cn/田成杰/2016-6-30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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