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减少国际社会反对中国崛起的力量?

阎学通 原创 | 2016-06-06 13:58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国际社会 

  今天组织的这个讨论是受到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影响的。道义现实主义认为,讲道义有利于崛起大国提高实力地位、争取国际支持,但这并不意味道义现实主义认证“不讲道义的国家就崛起不了”。历史上有讲道义崛起成功的大国,也有不讲道义崛起成功的大国。如秦帝国、罗马帝国等都是靠暴虐杀戮成功崛起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不认为中国今天的崛起应借鉴历史上靠暴虐杀戮成功的经验,而是建议借鉴那些使用武力但也运用道义原理取得成功的经验。如中国历史上的周武王、齐桓公、唐太宗的经验。下面谈一下国际道义的标准问题。

  一、崛起国应比霸权国更具道义

  首先,国际社会是以霸权国的道义水平作标准来衡量崛起国的道义水平的,即国际道义的相对性。也就是说,在既定的历史时期,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对外政策都具有相同的拓展性质,但只要崛起国的政策道义水平比霸权国高一点,就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讲道义的;而如果低一点,就会被认为是不道义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崛起国要争取国际政治支持就需要采取比霸权相对道义的对外战略。

  其次,中小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哪一方更道义的判断,并不依据他们是否进行战争,而是看哪国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多,特别是安全好处,如果两者都带不来好处则看哪一方的给他们造成的伤害小。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层面的道义是指一国政策行为的正义性,而非不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二战时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被认为是不道义的。英国对纳粹德国的政策是和平的,但给欧洲其他国家没带来好处而是害处。

  许多亚太国家采取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向战略,这个现实说明,他们认为经济上可以从中国获利而安全上可以从美国获利。同时也说明,他们认为中国对他们构成的安全威胁大于美国。我们特别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冷战后美国天天进行战争而中国一场战争都没打,反而是许多亚太国家采取“安全靠美国”的政策?认为一国崛起无害,是他国认为该国讲道义的必要条件,当这个条件不能满足时,该国就会被认为是不道义的。

  二、拓展新兴领域利益阻力更小

  第三,国际社会根据霸权国与崛起国拓展利益的内容,判断何者相对讲道义。无论是霸权国还是崛起国,其实力上升的过程都是利益向外拓展的过程。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拓展的利益内容不同使得一国的道义形象不同。一般讲来,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比在传统领域拓展利益容易形成道义性。如果崛起国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利益冲突方会较少,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就小,甚至可以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支持。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发展常常创造出一些新的利益领域。在新兴领域,拥有相同利益的国家相对较少,于是拓展利益对他国形成伤害的可能性也较小。例如,当工业生产创造国际贸易市场,这时美国在中国搞门户开放的扩张政策就显得比欧洲列强在中国强占租界地的扩张政策显得讲道义,这是清政府同意门户开放的原因之一。当工业化创造出国际资本市场后,向海外拓展资本利益就比拓展商品市场利益显得更讲道义,这就是为什么打开一国投资市场的阻力相对小于打开对方商品市场。大国崛起都不可避免地要拓展其国外利益,其国外利益得不到拓展的国家肯定不是崛起大国。其拓展重点是传统领域还是新兴领域,对其道义形象的影响则不同。

  三、争取国际社会不反对中国崛起

  根据上面有关国际道义相对性的讨论,我想总结三点:

  一是,中国外交战略要将国际社会不反对中国崛起作为首要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上再考虑争取国际支持。如果世界上没有人支持也无人反对中国崛起,我们的国际环境就会比现在好很多。这意味着,出台一项政策首先要考虑是否会引起反对,然而再考虑如何争取国际支持。为保障中国崛起的成功,总结历史上道义在崛起国成败中的经验和教训都重要,但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重要,因为以往的成功战略并不必然适于现在的时代,但以往历史的原因仍会导致今天重复历史的失败。总结历史上那些崛起国因遭到严重反对而失败的教训,对我们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二是,中国崛起是在信息时代,因此中国崛起战略的主攻方向应选择在网络领域拓展利益而不是传统领域。网络代表了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经济,中国已是网络技术第二大国和网络使用第一大国。网购能力是我国拓展境外网络利益的有效工具。由于多数国家与我国网络技术和网络使用能力差距较大,因此拓展我国境外网络利益将具有利益冲突小的特点,且很多国家愿意搭乘我国网络发展快车。这意味,拓展境外网络利益比拓展传统领域利益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甚至认为是相对讲道义的行为。

  三是,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是大国道义的核心内容。超越国力的承诺和目标是无法兑现和实现的,于是必然导致国际战略信誉受损。从操作化的角度讲,我国的实力为世界第二,而非第一,即综合国力约为美国的50%左右。这意味,我国的国际承诺和战略目标应低于美国。总之,防止极“左”路线对外交的干扰,我们就得依据国家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防止国际战略信誉受损,争取“得道多助”的国际效果。

  注:

  本文整理自第十五期清华国际关系论坛上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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