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6年8月20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8月19日至20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为何“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呢?实际上，习近平已经给出了正确答案：“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诚如2016年8月26日新华网发表的题为《新意中的心意——习近平的“健康中国”策》一文所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此次大会，反映出高层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高度重视。上一次规格相若的此类会议，要追溯到1996年。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本次会议定名为“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树立“大卫生”、“大健康”并重观念的意图显而易见。习近平在大会上提出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卫生与健康战线”，是不同寻常的表述。
不言而喻，“健康中国”，即“全民健康”等即将正式跻身国家战略层面，并且顶层设计或方案落地的时间就在眼前。
目前，有关的具体细节外界尚不得而知，或有待于进一步细化，然诸如“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之类的，则已是清清楚楚的方向性之根本转变。
此转变，恰恰体现的是中医所讲的“治未病”，而在“治未病”的思想先行或医疗实践上，甘肃省卫计委及其直接领导下的整个甘肃医疗、卫生、健康等有关系统，无疑都是走在了中国的最前列。
是故，在2016年4月12日上午，国家卫生计生委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介绍甘肃特色医改——涉及治未病、师承、居民吃中药百分百报销等内容。之后，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实事求是地肯定道：甘肃在医改过程中注意关口前移、强调预防，对慢性疾病的早发现、早预防，产生了很好的效应，“甘肃在探索医改过程中的很多做法是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借鉴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4月12日上午，刘维忠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疗和病人也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一个关系。要把医改拓展到健康促进模式的改革，即“如果不想办法减少病人，单靠改革医院，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怎么才能减少病人呢?我们采取了五条措施。”
一是大病调查和干预。从2013年开始，每年选择群众患病人数多、看病负担重的五种疾病，对患病原因和干预方法组织专家调查一年，第二年在全社会发动老百姓干预这五种病。
二是疾病排序。甘肃做了一个疾病谱排序软件，把全身疾病谱每个月都排出来。疾病谱排序在甘肃作用非常大，减少了很多病人。
三是推广“村级三件事”。第一件事，用“一病一墙”的方式，在健康文化墙上介绍食疗的方法解决慢性病。第二件事，每个月村医把农民召集起来，互相交流一些保健经验，讲一些慢性病的管理方法。第三件事，给农民每户发一个“保健箱”，“保健箱”里有盐袋子、刮痧板、拔火罐器、体温表，挨家挨户培训。
四是健康教育进家庭。健康教育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每年办四十多场健康教育讲座，培训医生，医生看完病给病人做健康咨询。在市县电视台免费播放健康养生节目，提高农民的健康素养。
五是健康促进模式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实行乡卫生院、县医院实行总额包干，促使越来越多的医生到农村入户搞健康管理，搞慢性病管理，搞预防。
直言不讳地讲，在“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方面，甘肃省早已将很多省市“比下去”了。
不过，在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甘肃省委省政府等方面的支持下，甘肃卫计委不但无私地向中国其它省市“送经”，而且虚心地向其它省市“取经”。同时，还积极响应中央有关“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号召，跟世界上不少国家或地区建立了中医药互动机制。譬如，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在俄罗斯、法国、乌克兰等8个国家建立了岐黄中医学院，并吸引了不少外国医务人员和留学生来甘肃学习中医。
并且，不得不提的是，据2014年4月14日《甘肃日报》报道，甘肃的医改和中医药工作先后得到李克强总理的批示和中央深改办、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充分肯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将甘肃确定为全国唯一的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
还有，在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多年来甘肃省卫计委一直联合其它有关部门，对于甘肃的中草药种植、加工、销售等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或帮助。甚至积极地推动中医养生保健与旅游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同步发展。
基于此，笔者于2016年5月6日发表了题为《中国深化医改不妨以甘肃的为标杆》的时评文章。不久，宁夏等地就派团对甘肃的医改情况进行考察。
诚然，社会发展到如今，就全局来讲不大有可能搞中医一枝独秀。所以，就很大层面来讲，还得“中西医并重”。但是，笔者罗竖一认为，要想全民健康就得“优先”发展中医药。
首要的原因是，目前有关政策或医疗、健康、卫生人才的培养机制，以及决策机制和社会环境等都过于“西化”，导致中医药治病救人的巨大价值，一直被极大地挤压着。
多年来，尽管中央高层一再地强调要重视中医药，尤其是习近平一再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传统医学的治疗理念正逐渐为世界所接受，世界范围内对中医药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一些现实的因素，尤其是，决策机制，医疗、健康、卫生人才培养机制，包括有关政策，以及社会环境等都普遍过于“西化”，即正像笔者在《中国深化医改不妨以甘肃的为标杆》一文中所讲，在中国整个医疗体系内，中医至今还是被普遍漠视或否定，而西医则是大行其道，某些层面上甚至还依照西医的体系或标准，来“管理”或“界定”、“评判”中医。凡此种种，既是过度地崇洋媚外，又是过于迷信西方文明，还是对中医的极大不尊重。同时，更是对病患者的莫大不负责。换言之，在多年的各种重压下，中医药治病救人的巨大价值，一直被极大地挤压着。
所以，从整个中国范围内来讲，像甘肃那样重视中医药的，至今是凤毛麟角。
在此背景下，如果马上推行“中西医并重”，不仅会困难重重，而且很有可能会将中医药继续搞成“四不象”，甚至更为糟糕。
其次，中医药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明确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
究其根本，都是在告诉全球亿万羲黄子孙、龙凤传人，谁不得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因为其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因为其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体。换言之，中医药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再者，中医药体现的正是“预防为主”。
众所周知，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以“预防为主”，而中医药体现的正是“预防为主”。在这一方面，西医药大都是毫无价值。
还有，确立并落实“优先”发展中医药的思路，有助于中西医的共同成长，是真正实现“中西医并重”目标的重要扶手。也就是说，“中西医并重”，是一个长期目标，而确立“优先”发展中医药的思路则是一个有益于中西医共同发展的桥梁。即“优先”发展中医药跟“中西医并重”是相统一的。
另外，多年来在很大层面上，不少医疗机构，甚至是个体，利用西医药采取“过度医疗”或“虚假医疗”方式所激发的诸多问题比较严重，而“优先”发展中医药对此是一种很好的遏制或消除。
除此以外，西方某些势力多年来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围剿中医药，以现实其经济利益，或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如果从国家战略层面将“优先”发展中医药排斥在外，那一定是不利于中医药发展的。
限于篇幅，其它的原因就不再赘言了。
其实，在时机成熟之后，西药完全能成为中药的一份子。也就是说，作为化学药物的西药，在未来可以跟中药之植物药、矿物药、动物药等成为兄弟姊妹。换言之，将来西药也可以成为重要家族的一个成员。
至于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医药，中央的顶层设计或方案，肯定会有诸多专业的说法。
不过， 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作为参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的一员，其于2016年8月25日发表在《中国中医药报》上的有关文章值得有关决策者、行政者，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深思。
譬如，刘维忠在文章中指出，随着医学模式不断从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西医依赖于现代科技急速发展，而中医药受各种历史因素的制约，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申中西医并重这一工作方针，是中国卫生特色和优势体现的需要，是人民健康的需要，是健康中国的需要，是健康世界的需要。
多年来由于诸多因素，中医药弱、西医药强的局面没有改变，两者发展很不协调，虽然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但这些都是政策性要求、政策性举措，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把发展中医药与政府责任、部门职责进行更好的固化。中医药立法迫在眉睫，而且法律要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的责任，体现权力和责任对等。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执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西医并重的方针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能否真正体现到实际工作当中，能否真正让人民群众体会到中西医并重带来的利益和好处。
要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明确各级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职责，保障中医药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能够坚决地贯彻执行。各级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必须有西医也有中医，县级以上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疾控机构和监督机构也要设置独立的中医管理科，确保中医药各项政策在本单位、本部门的落实。
各科临床病区要设中医综合治疗室，建立健全中医到西医科会诊制度，鼓励综合医院向中西医结合医院方向发展。各级中医院要完善中医综合治疗模式，探索多种方法综合应用，把中医的整体观、系统论和现代医学强调的个性化诊疗结合起来，以患者为中心制定综合诊疗方案，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提高临床疗效、缩短病程、降低费用、方便患者。要大力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积极培育和发展中医药重点专科，在中医药治未病，治疗重大疾病和康复养生等方面创新发展。
人才是坚持做到中西医并重的根本保证。在医学院校的设置布局上和招生规模上要中医药和西医药基本协调，在培养中医药人才过程中，应当注重中医药人才的成长规律，改革和完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避免中医药院校教育西化倾向，强化中医基本理论和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积极探索中医药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途径。
大范围开展西医学习中医活动，设立西医学习中医专项经费，从各级各类综合医院遴选有志于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西医临床医师系统进行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学习。在西医人员晋升高级职称技能考试中加入中医药知识与技能的内容。规定西医人员学习中医药知识，作为年终考核和高级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
从有关新闻报道以及笔者的实地考察来看，刘维忠上述文章中所讲的一些，实际上，早已经在甘肃落地开花，而造福于2000多万陇原儿女了。
说白了，无论是中医药，还是西医药，只要能治病救人，只要能造福于民，就都应该大力发展之。否则，赶紧拍拍屁股走就是了。
行文至此，有人或许还会说，“优先”发展中医药跟“中西医并重”是矛盾的。事实上，“优先”发展中医药是达到“中西医并重”目标的极为迫切之现实需要。否则，“中西医并重”最终还会成为空话——几十年的中国医疗实践已经一再证明了的。
(罗竖一，中国经济新闻联播特约评论员。中国著名评论家、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调查记者、专栏作家，“中国好写手”十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