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的危险条件

赵汀阳 原创 | 2016-08-29 17:46 | 收藏 | 投票

  现代中国“方向”之惑重于“身份”之忧

  共识网:您今年新推出的两本专著——《天下的当代性》和《惠此中国》——有很大的关联性,“内含天下的中国”在《惠此中国》一书中有了更为翔实的刻画。这几年人们对有关中国的论述格外有兴趣,学界也有相关优秀著作呈现,当然这也从侧面揭示出人们在当下的一种身份焦虑。请您谈一谈《惠此中国》的主旨以及与其他相关著作的不同之处,还有如何看待国人的这种身份焦虑?

  赵汀阳:对于“身份焦虑”的说法,我可能会有些犹豫。对“中国”论述的兴趣未必都出于身份焦虑,也许更是为了确认一种精神力量。在前行需要力量时,祖先的精神就是一种绵延不断的能量。或许,身份焦虑曾经是个问题,一百多年前,中国面临国家身份转换的压力,由古代中国转换为现代中国,所谓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那时自然会有身份焦虑,也是一个“重新确认身份”的问题,但我愿意说,即使在那时,它也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命运,即中国往何处去。对于进入现代竞争的中国,“方向”之惑重于“身份”之忧,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一直到毛泽东和邓小平,思想焦点都在于中国“向何处去”而不是“是什么”。命运问题之为焦点,虽与紧迫时局有关,也与中国的思维方式有关。在我的理解里,中国是个方法论,“做什么”便是对“是什么”的最终说明,或者说,“是什么”落实为“做什么”,这意味着方法论与存在论的一致性。形成中国方法论的是一种“变在”(becoming)存在论,按照古典概念来说,就是关于万变而不变之道的形而上学。由于中国思想从不寻求超时间的不变本质,而是寻求“全时态”的连续变化之道,即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变化连续性,因此,中国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蕴含于中国如何生长的问题之中。这正是《惠此中国》的一个意图,我试图把中国是什么的问题转换中国如何生长的问题,而追问中国的生长方式意味着通过分析“怎么做”(how)去代替定义“是什么”(what)。恰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告诉我,你是如何寻找的,我就告诉你,你到底在寻找什么”。可以说,讨论中国的生长方式,就是关于中国的一种存在论解释。

  精神资源是中华文明的根本保证

  共识网:您的“旋涡模式”理论对巨大时空下的中国生长方式提供了一种有力解释。旋涡的形成来自于谋取生存利益的物理性存在动力,但您同时认为中原的物质性因素又不足以解释旋涡的形成,中原真正的优势资源是无限增值的精神资源,这前后似乎稍有矛盾。那么在中国旋涡的生成扩大过程中,到底是何者占主导地位?请您简要地谈一谈旋涡生成与天下秩序的关系。

  赵汀阳:我采用的动力分析的基本假设是,一种文明的生存必定追求生存能力最大化和生存资源的最优化,但生存能力和生存资源不等于“物质性”的利益,而是大于并且包括物质利益,也就是说,同时也包括精神资源,何况精神资源是保证物质利益的重要条件和长远条件,因为精神资源是具有无穷能量的资源,不会在使用中贬值或者被消耗,相反,越加使用就越增值或者越壮大。因此,精神资源是文明能力的根本保障,也就成为政治能力的深层结构。

  至于旋涡模式与天下体系的关系,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关系。周朝建立的天下体系是中国的世界史,而秦汉至清的古代中国是天下的中国史,这是一个从天下万国到国中天下,由世界制度变成国内结构的演变过程,其间的巨变就是周秦之变。秦汉放弃了万国一体的天下体系而转变为大一统国家,但天下的精神仍然被保留下来,于是,世界制度收敛地演化为国内制度,使中国变成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从汉朝开始具体落实为“一国多制”的结构,这个“国内天下”的制度在实践上落实了天下概念的多样原则和包容原则,从而使古代中国具有比外部空间甚至更为丰富的内部性,因此,内部吸引力就大于外部吸引力,这一点显然有助于强化中国生长的旋涡模式。

  共识网:“有方法就有青山”。您怎么看待“变在方法论”和“通变历史观”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赵汀阳:变在方法论同时也是变在存在论,是一种作为方法的形而上学。它与通变历史观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一种连续有效的存在方法论就是存在的无限量本钱,就是永远依旧的“青山”。这种源于易经的存在论或方法论早已化为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几乎成为一种精神本能。

  中国人的信仰是一种有神性的形而上学

  共识网:很多人都说中国人普遍缺乏信仰,有些人说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宗教信仰才能拯救。您的书中提到,中原文化没有建立外在于人的超越宗教,不过对人居其中的自然有着神学理解。我们如今需要什么样的信仰?“自然之道”“天下”“中国”应该成为我们如今的信仰吗?

  赵汀阳:由天、天道和天下所构成的观念系统本来就是中国思想中的古老信仰,并非新造之概念,但这个以“天”为核心的观念系统却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对自然有着神性理解的形而上学。宗教未必是对神性精神的最优表达,黑格尔就有这种看法,黑格尔相信他的精神辩证法就能够更好地表现神圣的绝对精神,因为辩证法能够表达“神圣精神的完整历程”。“天”的神性在于天道是人道的依据,是超越了人的主体性的最终原则和标准。如果一种形而上学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就是无神性的;如果一种形而上学以万物为人的尺度,就是神性的。一种有神性的形而上学足以成为信仰,而无须化为宗教。宗教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无灵验”,或者说,没有一个必然的证据能够证明宗教的教义是普遍有效的。毫无疑问,宗教是一种伟大的文学,它试图探索人类精神的深度。与宗教不同,有神性的形而上学探索的是生存的秘密,对于生命来说,最重要的是灵验的生存之道。天是一种实实在在无可回避的力量,所以天道总是灵验的,违背天道必定是灭亡之途,因此,天道不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自然证词。凡是能够长久存在的,必定做对了某些事情,这就是道。

  共识网:您在对天下的哲学性解释收敛为理性解释的过程中,重点对诸多中国古典典籍做了阐释。当然您以古人求生存的理性角度来作为论述的起点,试图避开对理念的不同解读,但是有学者就认为您好像在论述的过程中又回到了依靠大量选取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版本解读来加持观点的局面。对此您有何回应?

  赵汀阳:正如前面说到的,凡是能够长久存在的,必定做对了某些事情,这就是道。那些长存的古典典籍必定蕴藏许多“得道”的真知灼见,如何解读那些得道之见,又需要一种具有一致解释力的形而上学,也就是一种形而上的“见道”方法,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互相证明的关系,也是历史与理性的一致性。不过,我对古典资源的利用远不限于儒家,事实上,诸子百家思想几乎同源,都源于六经,其中以易经、尚书和诗经在思想上尤为重要,是百家的共同经典资源。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是六经思想的分流,在各自路上自有独特创见和分歧,但在思想的深层结构上,百家仍然是相通的。两宋以来,儒释道三家就已经部分互化互证,主要是在概念和教义上的互相借鉴,虽有减少分歧和互补的效果,但尚未形成思想的一致性合力。思想问题的秘密藏于思想的假设中,如果基本假设不被反思,就很难发现问题的深度。既然中国的形而上学始于易经的思想,而易经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道,于是我希望能够在存在论的层次上反思古典思想,请百家思想来重新面对共同的根源,通过反思而形成合力,以便重新建立对经典资源的一体化理解。

  天下观与世界秩序

  天下蕴含着一个共在、共享和分享的可能世界

  共识网:《天下的当代性》延续了《天下体系》中的主要论点,您认为周朝创制的天下制度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而言太过超前了;随着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趋势,“天下的当代性”意义凸显,您所定义的“配天”的世界秩序有了实现的物质条件。您能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何谓天下的当代意义吗?

  赵汀阳:当代性意味着现实的未来之“势”,天下正是世界的一种可能未来之势。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势”的概念略加解释。形(既定条件)蕴含着势,势具有未来性,却又并非必然之路,而是在构成未来的诸多可能性之中能够显现先机的一种可能性,也许可以说,“势”是对“形”所造成的问题的一种可能的最优解,但未必是唯一解。最优解之所以不等于唯一解,是因为现实之“形”也在不断变化中而不可测。全球化创造了世界之“形”,在市场、金融、资源、产品、交通、技术、物流、信息流、文化流、思想流等方面都在形成世界“同轨化”或者说“同流化”,与此同时,以“网络化关系”为单位的新生权力正在逐步超过以“边界内实体”为单位的传统权力,就是说,逐步成为“世界流”的金融系统和高技术系统正在成为真正拥有世界性影响的物质力量,这是建构新天下的物质条件。不过,这些网络化的物质条件仅仅是物质性的普遍关系而已,如果缺乏精神性的普遍关系,就不可能发展为一种天下体系。天下的实质是一个建构性的精神概念,它蕴含着一个共在、共享和分享的可能世界。假如共在的存在理念和技术共享的知识理想不被接受,成为“世界流”的金融和技术系统就有可能发展为世界性的新专制。所以,物质的形势只是一种条件而已。“势”仅仅是“势”,并非必然性,只是可能性。未来永远有着时间的分叉,潜在地准备着多种可能世界,世事难料,我们只能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讨论“天下的当代性”。

  当今政体形式恐怕都是“地球往事”

  共识网:您特别强论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全球的系统化为新天下体系准备了物质条件,但不会自动演变为天下体系,属于所有人的世界必须按照世界理念去生成;新天下体系对伴随全球化而来的系统性权力的监护必不可少。这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新天下体系的构建主体是谁?”反而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甚至是焦虑。您在著作中对此有一个简单的回答:“最为理性的政治结果只能是所有国家共有共享的世界权力”,您能进一步谈谈这个话题吗?因为我发现不只是外国人关注这一问题,中国人更是对此抱有玫瑰色的想象。

  赵汀阳:这是个高难度的问题,我也有类似的困惑,但这种困惑超出了理论问题,而更像是一种对未来故事的好奇。事实上,无论多么自洽的理论都不可能确保与之相关的实践,因为人们的欲望、意志和心理都落在理论能力之外不受控制。因此,我们只能论证某种理论,却不可能预定任何一种实践。具体地说,我们可以在逻辑上论证新天下体系的政治原则,却不可能预测未来世界的政体形式,也难以从现在的国家政体和国际秩序去推想未来世界的天下秩序。从未来的可能视野来看,当今的政体形式恐怕都是“地球往事”。一千年前人们难以想象君主制之外的政体,而许多现代人会以为政体只有两种类型,要么是民主要么是专制。以“地球往事”去推论未来的实践缺乏可信度,所以我们只限于理论分析,只能显示一种可能性。

  关于权力的根本问题在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按照现代理论标准,政治合法性概念是“全体一致同意”,这意味着一种政治安排符合一个共同体的每个成员的普遍意愿,具体表现为一个共同体的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游戏规则,大概相当于合法的宪法。这是一个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理想概念,但远超实践能力。在逻辑上说,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宪法是政府与每个人的签约,同时也是每个人与所有人的签约,这样的双重签约才能达到“一致同意”,可是,这样高要求的宪法从未存在,全世界至今也没有一个宪法能够达到这样严格的合法性,很显然,总有部分人对一种制度安排不满意,因此,一致同意的理想合法性无法通过选票或民意调查来实现。

  如何证明新天下体系的合法性

  赵汀阳:我们可以转换角度来发现另一种合法性:从“普遍意愿”转向“普遍利益”,也就是把一致同意的主观标准转换成一致同意的客观标准,于是,合法性就落实为能够为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提供可信的安全、权利和利益的游戏规则。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合法游戏,它为每个人提供公正而可信的生活条件(这是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不是符合每个人的主观意愿(这是做不到的事情)。虽然实质合法性无法达到积极的一致同意,但能够达到消极的一致同意,这意味着,对于一种游戏规则的公正性,无人能够提出一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反对意见,也可以说,如果对一种游戏规则公正性的任何报怨都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理由,那么它就具有合法性。这里讨论的只是抽象原则,在具体实践中,公正、权利和利益都是动态变化的概念。在《天下的当代性》中,我考虑了一个或许有助于证明合法性的标准,称作“普遍模仿测试”,论证细节不说了,大意是,如果一种行为策略能够经得起每个人的普遍模仿,而不至于导致报复的循环,那么就是普遍公正的,而一种能够保证无报复性的游戏规则就是合法的。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我相信这是一个足够硬的客观标准,也是天下体系所期望的合法性标准。也许应该补充一句,这个合法性标准仅仅适用于社会成员属于同等文明级别的世界,而不是绝对普遍的原则,比如说,肯定不适用于“黑暗森林”状态的宇宙,也不适用于不同生物之间,比如人与昆虫之间。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的危险条件

  共识网:具有天然外部性的他人导致了生存竞争问题,这是自然事实。最难以和解的冲突是与生存并无直接关系的文化冲突,而这种文化外部性恰恰是人为建构的。具有独断和独尊双重性质的普遍主义一神教除了基督教,至少还包括伊斯兰教。您认为天下概念的世界观能够容纳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神世界吗?

  赵汀阳:一神教本身不是一个危险。如果某个社会的人愿意信仰一神教,这不见得会导致文明冲突,就是说,一神教本身不是形成冲突的充分条件,至多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单是普遍主义也不是导致冲突的充分条件,也只是一个必要条件。逻辑、数学和科学,甚至大多数哲学理论,都是普遍主义的,可是显然不会导致文明的冲突。因此,没有理由批评一神教本身,也没有理由批评普遍主义,问题仅仅出在一神教和普遍主义合二为一。只要一神教和普遍主义两者合一,就构成了导致文明冲突的危险条件。天下理念是一种兼容普遍主义,它的普遍性并不落实在某种价值观的推广上,而落实在所有种类价值观之间建构兼容共在关系。严格地说,天下所期望的普遍性不是符合每个人的意愿的普遍性,而是适用于每种关系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天下理念与任何宗教之间都无矛盾。无论人们对天有多少种不同的解释,天下都必须接得住。

  关系理性事关人类生存

  共识网: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学界出现了很多对“关系”的研究,尽管切入角度不同、理解各异,但都可作为突破西方话语霸权的努力,比如秦亚青教授就以“关系性”切入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在中国,“关系”一直存在却很少成为我们自觉的思维模式,请您谈一谈“关系理性”对理解这个世界将有何大不同?

  赵汀阳:世界总是以个体事物和关系所构成,因此,个体事物和关系同样重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可以选择把焦点落在个体事物上,也可以落在关系上。到底应该以个体为本还是以关系为本?何者能够更好地解释问题?这取决于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做一个不准确的类比,思维也有一种类似量子状态:当以个体为准,就很难有效地解决关系问题;当以关系为准,就很难确定个体的自治边界。一种方法只能解决某类问题,但不存在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一种方法。

  现代社会以个体作为利益的基本运算和结算单位,于是以个体为准去定义理性概念,所谓个人理性。个人理性可以有效解释个人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但个人理性的局限性是难以解释集体行为的合理性,因为个人理性无法推出集体理性。如果以个人理性的加总去形成集体选择,经常事与愿违地导致集体非理性,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结果。由此可见,个人理性没有充分表达人类理性概念的全部,人类理性显然大于个人理性,因此,在个人理性之外,必定至少存在着另一种理性,能够补足个人理性的欠缺。我相信,与个人理性形成互补之效的另一种理性就是“关系理性”。两种理性有着不同的优先原则:个人理性优先考虑的是自我利益最大化,而关系理性优先考虑的是互相伤害最小化,或者说,个人理性优先考虑排他利益,关系理性优先考虑互相安全。对于生存来说,两种理性缺一不可,关键在于如何平衡运用。如果在存在论意义上来看,关系理性优先于个人理性。为了保证继续存在,安全最大化显然优先于利益最大化。有一种思维认为,个人理性也可以保证安全,其策略是消灭对手。可是,除非在力量对比有着绝对悬殊级差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消灭对手来保证安全的策略其实是非理性的,几乎无望成功,至少是得不偿失的。由此可见,个人理性并不是一种真正保险的理性,它有可能转化为非理性,而关系理性则是严格保险的理性,其互相安全的优先原则保证它不可能转化为非理性。我相信关系理性对于人类的生存更为基本。不过,人类意识似乎有着一种内在的悲剧性,它意味着一种自造悲剧的命运,就像古希腊悲剧所刻画的那样。这一直是个谜。

  生活世界的实质是无限大的

  共识网: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您每次推出的著作总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请问您接下来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在推出针对“中国”的专题之后会转向对“世界”的研究吗?

  赵汀阳:哲学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一个事物、一个概念或者一种历史,都是以一个生活世界为尺度去确定意义的。老子谈水,孔子谈礼,柏拉图谈国家,加缪谈自杀,摩尔谈手,列维纳斯谈脸,维特根斯坦谈游戏,其思想背景上都显示出整个生活世界的尺度。一个生活世界的存在状态总是表现为多种可能生活的纠缠状态,也就是说,生活世界存在于复数的可能性之中而不是在必然性之中,这意味着,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基本问题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在《第一哲学的支点》的基础上,我最近几篇论文都是在继续讨论以可能性为主题的形而上学,特别是复数可能性条件下形成的分叉现象,比如时间的分叉、意识的分叉、伦理的分叉和智能的分叉。不过,哲学问题的意义受限于生活所定义的世界,因此并非思想空间的最大尺度,人类思维的最大尺度大概属于逻辑学和数学。按照莱布尼兹的理解,人的世界只是无数可能世界中的一个,唯有逻辑对所有可能世界有效,逻辑是唯一连上帝也无法超越的规则,因此,逻辑学和数学展现的是神级尺度,即超越时空的绝对尺度。古典形而上学曾经试图研究属于最大尺度的“存在本身”而无果,因为对于存在本身,人唯一能够说出的可信命题只是一个重言式,即“存在就是存在”,因此,人终究无法研究存在本身。哲学的对象是生活世界,一个生活世界虽然是有限的,但其有限性蕴含着无限可能性,因此,任何一个生活世界实质上都是无限大的,甚至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一个时代,一个表情,都可以在无限可能性之中展开为无限大,正如博尔赫斯的“交叉路径花园”是一个无限的存在。

个人简介
赵汀阳,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主要研究元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美学等,广东汕头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互动知识中心主持,兼任清华大学伦理和宗教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应用伦理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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