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有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的核心成员大多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是留美海归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知识群体。留美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思想与知识的完整教育，为什么学衡派知识分子与大多数留美学子不同，成为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这是饶有兴味的、值得探究的问题。
学衡派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可以说是一群“哈佛帮”，他们与胡适为代表的“哥大帮”有着明显的不同。所谓的“哥大帮”，乃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位，相当一部分受到杜威影响的中国留美学人。据统计，现代中国265位教育家中142位是海归，其中有34位出自哥大，包括胡适、蒋梦麟、马寅初、张彭春、张伯苓、郭秉文、陶行知、任鸿隽、杨振声、朱经农、查良钊、杨荫榆、杨亮功、廖世承、陈鹤琴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学习理工农科，或者先学农科、后来转入人文（比如胡适与蒋梦麟），因此有很强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胡适曾经总结过西学的三大优点：1，归纳的理论，2，历史的眼光，3，进化的观念。因此，“哥大帮”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以崇拜科学为核心的理性主义者。
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主要分两大支，一支是理性主义，另一支是浪漫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都对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了张灏教授所说的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理性主义主要是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哥大帮”就是其中之一。浪漫主义主要是留学德法的知识分子，比如张君劢、李璜等等。然而，主要出身于哈佛的学衡派正是对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者这两种启蒙思潮的反弹，他们的立场是受到了白璧德影响的古典人文主义。
考察“哈佛帮”，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大多不是出生和生长于沿海地区，也没有在条约口岸城市中读过书，梅光迪是宣城人，在安徽高等学堂求学；吴宓在陕西宏道书院读书，虽然在圣约翰大学读过书，但受到同学的轻蔑；汤用彤和梁实秋少年时代都在北京长大读书，胡先骕在至南昌洪都中学堂读书。“哈佛帮”中的汤用彤、梅光迪、吴宓、梁实秋、张歆海等都出身士大夫家庭，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园读书，具有古典主义的情怀，吴宓、汤用彤在清华期间就组织了天人学会。“哈佛帮”中比较另类的是林语堂，因为他出身于福建漳州的基督教家庭，又在圣约翰大学毕业，故与白璧德不合，后来对“哈佛帮”多有嘲笑：“哈佛毕业的，此辈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
“哈佛帮”以哈佛的新人文主义学派白璧德教授为宗师。白璧德将近代启蒙思想视为科学的人道主义（培根为代表）与泛情的人道主义（卢梭为代表）。西方自18世纪之后，就走上了背叛自己古典传统的道路，二者相互结合。这两种思潮带来了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滥情主义和人的狂妄自大。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则是古老的轴心文明在近代的发扬光大，他对古希腊哲学、儒家文明和佛教怀有崇高的敬意，可以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端和现代人的心理疾病。因为古希腊文明与儒家文明具有相通性，白璧德在课堂上问中国的学生：“为何我的课你们一听就懂？”梅光迪回答：“因为这些思想二千年前中国就有了。”
当梅光迪等还在哈佛拜白璧德为师的时候，胡适等“哥大帮”已经在国内展开了思想启蒙和白话文运动，抢得了思想市场的先机。梅光迪、吴宓等决意回国，与胡适等人决战。于是，二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理性主义（机械主义和实验主义为主流）、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白璧德式的古典人文主义，，与近代人道主义有区别）的三大阵营。这三种主义对世界与人的理解有重大的差异：理性主义将世界视为物理学的机械世界，而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是征服世界的主体。浪漫主义将世界视为一个有机体，而人是有情感和意志、有能动创造性主体的人。而学衡派所秉持的古典人文主义更愿意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有着自然法则的世界，人与世界是和谐的，人要遵循自然法则，自然法与人的内心法则是一致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需要平衡与和谐。
学衡派是有着古典情怀的新派人物，可以称之为“新派中的旧派”。他们与清末民初的“旧派中的新派”是不同的。所谓“旧派中的新派”，指的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这些在晚清领时代风骚的启蒙先行者，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经“老”了，他们被一般年轻人视为旧派人物，或者说是“半新半旧”人物，就像有人批评杜亚泉那样：“你说他旧么，他却象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而学衡派与这些“旧派中的新派”不同，他们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良好的知识训练，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最精髓的部分，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胡适等人引进的以科学为中心的机械主义和卢梭发端的、滥情式的近代浪漫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末流。西方文明当中最好的传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它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的古典主义是相通的。因此，学衡派对中国古代的文明传统怀有深切的敬意，他们是一批新传统主义者，是试图将中西古典传统融会、将新旧之学贯通的特殊的留美海归学人。
陈寅恪虽然没有哈佛的学位，但他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他的思想与白璧德有许多暗合之处。据吴宓日记记载，早在美国求学的时候，陈寅恪就对中西文明有非常精髓的卓见。他说：今人误以为中国过重虚理，而专门输入功利机械，结果造成人欲横流，道义沦丧。陈寅恪指出，中国接近古罗马，与古希腊较远，缺乏的是科学的、形而上精神，过于实用。而西方的繁荣来自于科学的产生，而非实用的产物。因此中国更需要的是形而上的人文精神。到了三十年代，陈寅恪提出对中国的传统要有“同情性之了解”，有文化的自觉。这一文化自觉表现为陈寅恪所说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如果说五四的启蒙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一种“文明的自觉”的话，出身于哈佛的学衡派知识分子比较早地具有了一种“文化的自觉”，即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文化认同的重建。
陈寅恪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表明学衡派继承的是晚清曾国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传统。他虽然继承了曾国藩、张之洞的思想传统，但与清末的“中体西用”有区别。晚清对西学的开放和了解还是有限的，张之洞以传统的体用二分，将西学限制在工具性、实用性的层次。然而，陈寅恪所处的时代乃是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这些文化自觉者对西学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刻，丝毫不亚于胡适这些全盘西化派，他们深知中西之间之异同与各自利弊，“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乃是继续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西学，不分体用，只要是好的尽量吸纳。但这种吸纳乃是建立在自觉的文化主体性基础之上，以“本来民族之地位”来选择和衡量西学，无论是文明比较，还是文化重建，不必固守本民族传统，但不能没有自身的主体意识。
学衡派知识分子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对峙，其思想和人际的脉络有其历史的源头。宋明理学之中，朱熹之理学乃官僚士大夫之正统，阳明之心学多为庙堂外的文人士大夫继承。晚清的第一波变革，乃是由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庙堂内的官僚士大夫所领导，后来发展出“中体西用”的温和的“自改革”方案。他们是在尊重原有的儒家义理和制度框架之下的保守主义改革。晚清的第二波改革，乃是有康有为、梁启超这些迥异于官僚士大夫的文人士大夫所领导的变革，他们的身份和活动空间不在庙堂之内，而是民间新起的公共舆论，以舆论掀动天下，因而也带有更多的激进色彩。
显然，五四启蒙派所继承的是晚清的文人士大夫传统，五四的启蒙运动带有强烈的浪漫精神和激进成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虽然身在学院，但影响皆在社会，他们与他们的前辈梁启超一样，在思想和气质上散发着名士派头，语不惊人死不休。且不说思想的分歧，即令是文化的做派，他们也为学衡派知识分子所侧目。柳诒徵痛恨康有为为人之谎骗，说“今者几活动与社会者，人人康有为也”，梅光迪嘲笑曾经的老朋友胡适没有学问，只是商贾。他们对从晚清到五四引领风气的文人知识分子极度厌恶。学衡派知识分子自命继承的是从理学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正统士大夫淳厚之风，如同陈寅恪所说的“咸丰同治”、“湘乡南皮”之遗风。只是到了民国，他们不像传统的官僚士大夫那样固守庙堂，而是中经沈曾植、王国维的过渡，转向了学院的象牙塔，成为纯然的学人。学衡派知识分子除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外在传统之外，这一晚清以来从曾国藩、张之洞到沈曾植、王国维再到陈寅恪、吴宓、柳诒徵内在的士大夫精神脉络，不可不察。
启蒙派知识分子活跃于民间的公共舆论，学衡派知识分子固守学院内的“新庙堂”。陈寅恪、梅光迪、吴宓、柳诒徵、胡先骕等人所坚持的，是文化的贵族气质与精英传统，他们讨厌恶俗的平民文化，不满文化迁就于底层卑下阶级，讨好大众的喜好，更反对以知识和文化制造舆论，引导风气，运动群众，与政治贴得太紧。然而，五四之后，一个平民的世俗化时代已经到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主义战胜学理、大众文化压倒精英文化、民粹精神打败贵族精神，成为不可逆之势。固守轴心文明传统的学衡派，终究抵不过启蒙知识分子所造的时代大势，被日趋边缘化。但边缘的未必没有价值，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学衡派知识分子所坚守的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古典精神和晚清士大夫传统，却放射出不一般的反思性思想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