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学报编辑的选稿与组稿
宋才发
高等学校学报质量的高低，除了稿件本身的质量外，还有一个编辑修改加工的质量问题。稿件质量是提高学报质量的基础，编辑质量则是关键。这正如工厂物质产品的生产一样，从原材料进厂到产出产品的整个生产流程之间，有一个选料与加工的过程，抓不住这个关键环节，就免不了要产出次品和废品。同样道理，高质量的大学学报，一定要有高质量的编辑工作才行。本文试就编辑的选稿与组稿问题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
要根据刊物的性质和方针选稿。任何一种期刊都有自己的特定任务和读者对象。高校学报是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高校学报所具有的“学术性”，为我国早期出版的一些权威学报所确立，传播遐迩，沿袭至今。1919年1月北京大学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就指出：“《月刊》是全校性的学术刊物，专门刊登全校师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稿件。”初创时期的《清华学报》，也在“编辑部启事”中指出：“本学报以研究学问为宗旨，选择研究学问之文字。”所以，高校学报的读者对象偏重于大专院校师生和科研工作者。克鲁普斯卡娅曾经说过：“革命的政治目标和读者们的社会需求”，是列宁办刊和选稿的基本方针，“他是从党的利益、工人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的”。因而根据一定的标准，选取合适的稿件，运用一切编辑手段，进一步提高原稿质量（突出论文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帮助作者有效地获得读者，争取最佳的社会效益，是高校学报编辑的主要职能之所在。高校学报编辑部只有坚持和贯彻正确的办刊方针，始终从本校实际出发，通过编辑有目的的选稿和有计划的组稿活动，形成一定的学术优势和地方特色，高校学报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个性”，办出特色。
必须科学地掌握选稿标准。一叠稿子摆在编辑的案头，用什么尺子来衡量优劣，决定取舍呢？一般来说，高校学报所选用的稿件，在政治方面，其内容必须有助于制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不泄露需要保密的技术参数和科研数据；在专业学科方面，一定要对所论及的学科建设有所帮助和贡献，或在运用科学和实践最新成果的基础上，遵循具体学科的特殊规律，发现新的科学规律或新的研究范式。作为学术理论刊物，尤其要注重突出学术性和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我们通常说的学术性，指的就是专门性、系统性和创造性。一篇论文只有具备了这“三性”，才配称之为学术性的论文。这里是从一般含义和相对的角度强调学术性的，并不是要求编辑把学术性神秘化、绝对化、凝固化。譬如，对某一个具体问题的训诂考证，固然容易做到具有学术性；然而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只要作者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理论上做出有理有据地分析和概括，同样具有学术性。也就是说，理论性和学术性应当是统一的，具有理论价值的东西，就应当具有学术价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做起来却是很难的，它是一切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根本指导原则。以探索科学真理为最终目标的学术研究，只有紧密结合实际，使之具有实践意义，才算真正具有社会价值。反过来说也一样，一切真正符合科学的学术研究成果，又都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我经常对研究生们讲，我们这些搞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朝前看，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越有价值；而那些搞历史研究的人，总是习惯于向后看，似乎经历的时间越久、越古老就越有价值。那么，研究历史上的东西有没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加以研究，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从历史遗产中寻找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借鉴有益的东西，这同样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重视和研究的课题。这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今天时代的需要，学报发表这类确有见解的论文，同样可以提高学报的质量。学术性不能理解为脱离现实的纯理论性，一旦脱离现实性，就会失去学术性，甚至丧失活力。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地掌握选稿、用稿标准，千万不能急功近利。否则，就会把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弃之纸篓，把许多学有专长的作者拒之门外。
编辑选稿要一视同仁，不能以人取文。这里面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名家和非名家的文稿；二是如何处理熟人和非熟人的文稿。编辑重视名家的文稿，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事情。问题是对名家和熟人的论文不论质量高低，一概予以成全和照顾，对非名家和非熟人的论文则求全责备，终究难予采用。这种不能秉公办事，降格录用关系文章的作法，是违背编辑职业道德的。我认为，编辑在选稿、用稿问题上，必须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标准，不慕名人，要慕名文；做到亲疏一体，名人与无名小辈平等。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万斛砂中有金砂，嫩苗丛中有大梁。”把藏在万斛砂中的金沙淘出来，把杂处在嫩苗丛中的栋梁之材选出来，这正是学报编辑的神圣职责。
要正确处理好“内稿”和“外稿”的关系。众所周知，高校学报具有内向性的特点，这首先是由学报在高等院校中所占的地位和肩负的职责决定的。既然学报是本校师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的学术园地；那么，在稿件的选用上就必须以内稿为主。也就是说，高校学报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本校师生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稿源；脱离本校实际，一味追求所谓“质量”，唯名是求，四处拉稿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只有立足本校，组织好以本校教学科研人员为主的作者队伍，着力提高本校的教学科研水平，才能使学报在坚实的基础上，真正代表一所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呈现出自己的特色。然而，在考虑高校学报内向性的同时，为了活跃学术氛围、促进学术交流，学报适当的发表一些外稿，也是十分必要和情理之中的事情。譬如，为了突出本校的某一学科的学术优势，或为了填补本校某个专业的空白点，适当地组织并选用一定数量的外稿，这对于启迪并推动本校缺门学科或弱门学科的建设及深入研究，也是有益而无害的事情。因而，近年来不少大专院校的学报编辑部，都明确提出立“足本校，面向全国”的办刊方针，确属有远见之举。
二
学报编辑不仅要善于从诸多来稿中选择优稿，而且要善于有计划地组稿。要办好一本刊物，没有一批积极热心的自由投稿的作者是不行的。正是由于他们有自己专门的研究方向，平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经过刻苦地潜心研究，写出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从而使刊物得到充实和提高。然而任何一家刊物，如果没有自己的编辑发稿计划，没有一定的约稿、组稿选题，“守株待兔”式的办刊，最终必将使刊物停滞不前，出版的刊物也无法满足学术发展的需要，更无法满足读者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刊物也就必然失去原来固有的活力和特色。把高校学报与社会性学术刊物相比较，尽管大学学报具有内向性的特点，但是编辑不能只当“守门员”，靠等米下锅来维持局面。要想提高大学学报质量、办出特色，学报编辑必须深入作者，主动找米下锅。也就是说，编辑不仅要善于从来稿中选稿、编稿，而且要善于主动到作者中间去组稿和约稿。这就要求编辑人员熟悉不同作者的业务和科研能力，根据不同作者的气质类型，提出不同的约稿要求。如果编辑想到的一些选题计划，作者正好纳入自己的研究计划，成为即将脱手的研究成果，那么这样的组稿是事半功倍的。如果编辑不熟悉作者，临时仓促上阵物色作者，搞“拉郎配”式的组稿，势必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因此，组稿和约稿不仅可以弥补自由投稿的不足，而且也确实是提高学报质量的有效举措。组稿是一项带全局性的工作，选题和组稿计划必须经过编辑部集体讨论后付诸实施。编辑要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有针对性地约请有关专家、教授以及中青年教师，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撰写出有一定理论深度并有一定现实意义的论文。青年人思想敏锐，因而尤其要重视在硕士、博士生中组稿和约稿，积极推出他们的科研成果和成名之作。
编辑部要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组稿方法。在学报编辑实践中，笔者首先觉得大量的、常规性的组稿，应当是根据编辑部的组稿计划，由责任编辑向作者进行意向性的约稿。这种约稿既能考虑到作者的专业特长，让其自如地就某一个专题做长期性地研究，分期分批地出成果，又能考虑到编辑部的意图，使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其次是向个人约稿。责任编辑向个人约稿，一般是约者必发，互相讲求信用。这就要求编辑工作者知人善任、待人以诚，并把探索作者的心理作为自己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如果需要在较短时间内，灵敏地对某个问题做出反映的写作任务，编辑就需要去向具有胆汁质和多血质特征的作者约稿；如果是需要较长时间去对某个问题作系统地研究才能完成的写作任务，就必须向属于粘液质或抑郁质的作者约稿。对于难度较大的、非一般人所能独立完成的重点研究选题，则应采取向集体约稿或出题招标的方式组稿。编辑要想使组稿和约稿工作进展顺利、得心应手，除了与作者交知心朋友外，还必须深入到系（所），了解系（所）的科研规划和教师个人的研究动向，尤其要掌握重点学科的发展趋向，同系（所)分管科研的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及时地向组织和个人落实选题计划。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编辑的约稿都需要采用最恰当的方式，把编辑部的意图变为作者的写作意图，以激发作者的写作激情，调动作者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要扶植作者和培养一支靠得住的作者队伍。高校学报不但是生产精神财富的基地，而且是培养和扶植人才的场所。在高等学府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中，常常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尽管他们是佼佼者、才能出类拔萃，但他们最初的文章往往有不成熟的地方，很难被较权威的刊物所采用。他们后来之所以成为有名望、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当年正是通过学报把他们的成果推向社会而为人们所瞩目的。在大学学报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譬如，鲁迅在女子高师所作的著名讲演《娜拉走后怎样？》，最早就是以讲演笔记的形式发表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上；马寅初从《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创刊始，就连续发表理论研究文章；从1919年至1936年的10多年间，他在《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商学季刊》、上海大夏大学《经济丛刊》、《上海大学》、《中央大学半月刊》等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20余篇。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哲学史专家冯友兰，以及文学理论家郭绍虞、俞伯平等，都在几家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20篇以上，从而使他们在当时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我国今天的讲师、专家、教授中，有许多人也都是首先在高校学报上发表论文才脱颖而出的，他们的许多科研成果，大多也是通过在学报上多次发表才转化为社会效益，从而使他们成名成家的。反过来说也一样，大学学报作为新知识、新信息的载体，如果没有这样一批热心为学报撰稿的作者队伍，在刊物生存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高校学报不但不可能办出特色，而且还有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掉。从这个意义上讲，扶植和培养一支信得过、靠得住的作者队伍，又是促使高校学报事业发展兴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编辑对作者的扶植和作者对刊物的支持是相辅相成的，这正如巴金所说的那样：“真正爱护作家的是好的编辑，同样，好的编辑也受到作家的爱护。”刊物关怀作者，作者也必然关心刊物的命运。
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编辑部启事”，见《淸华学报》1915年第1期第2号(第1号为英文版）。
《列宁——记者与编辑》，莫斯科1960年版，第285页。
资料源自《中囯大学学报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0页。
见巴金：《致<十月>》，载《十月》杂志1981年第6期。
载《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2016年11月19日，宋才发教授在广西民族大学留影
2016年11月19日，宋才发教授在广西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