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近代自由国家的形成

赵京 原创 | 2017-10-01 09:21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英国 近代 自由国家 

 对于英国从中世纪向近代国家转化的历史(1485-1688年),中文的权威书籍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强调产生工业革命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有不少狭隘偏见。例如,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以此史观收入了这段时期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思想家”John Milton/ㄇㄧㄦㄊㄨㄥ/密尔顿的《为英国人民声辩》、“反映中等贵族利益”的James Harrington/ㄏㄚㄌㄧㄣㄊㄨㄥ/哈灵顿的《大洋国》、“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要求”的Levellers /“掘地派”领袖Gerrard Winstanley/ㄨㄧㄣㄙㄊㄢㄌㄟ/温斯坦莱的《文选》和“1688年英国封建贵族同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妥协的产儿”John Locke/ㄌㄛㄎㄜ[1]/洛克的《政府论》(上、下两篇)[2]。例如所谓公开土地的“enclosure围圈”[3],主要把闲置的土地转换成牧场或耕地,很多Tudor [ˈtuːdə]/ㄊㄨㄉㄜ/都铎时代的围圈是小yeomen/土地农民[4]而不是大地主或资本家干的,增加了本地就业、创造了财富,为英国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1819世纪对那些依然无主的良田的围圈有不少是工场主所为,确实把小土地农民至于不利地位[5]

继承父位的ㄊㄨㄉㄜ王朝第二位国王Henry/ㄏㄣㄌㄧ/亨利VIII八世建造正式的海军,在统治末期1545年击败法国舰队的入侵,为他和他的继位者女儿Elizabeth/ㄜㄌㄧㄕㄚㄅㄟㄙ/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打下了基础。至此为止,关于英国“神圣王权”的正统性,“谁是上帝指定的国王?ㄊㄨㄉㄜ王朝的回答是实用主义:谁碰巧坐在王椅上就是王。Stuart/ㄙㄊㄨㄚㄊ/斯图亚特王朝因为感到血统安全、后代出身幸福,可以声称婴儿出生的啼叫就是上帝的选择声明。”[6] ㄏㄣㄌㄧ八世本来是一个天主教徒只是不喜欢教皇而已。为了“婚姻自由”的权利,他第一次并非情愿地召集议会,连续通过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法案。其中Act of Appeals/上诉法案(1533)把英国的所有司法权归于国王,取消了教皇对英国的管辖权;Act of Supremacy/最高教权法(1534)规定国王(而不是教皇)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Treasons Act/叛国罪法(1534)就是判处任何不放弃对教皇效忠的英国教士和官员。被国王任命为Chancellor/首相的Thomas More/ㄇㄛㄦ/莫尔爵士,不识抬举,被扣上“不承认”ㄏㄣㄌㄧ八世的最高权威的“叛国罪”而被处死[7]。这位《乌托邦》的作者为了宗教自由不识时务,死得其所。

1558年成为女王的ㄜㄌㄧㄕㄚㄅㄟㄙ幸运长寿地“统治”了英国44年,其间女王的旗号远扬地中海沿岸甚至中亚、远东各国、穿越新发现的Magellan[məˈɡɛlən]/ㄇㄜㄍㄜㄌㄢ/麦哲伦海峡、到达基督教从来没有传播过的Chili/ㄑㄧㄌㄧ/智利、Peru/ㄆㄟㄌㄨ/秘鲁等地球边缘,但现在被认为“死后赢得了远远超过她的实际政绩的名声”[8]。这主要是因为她坐享其成,接受她父王ㄏㄣㄌㄧ八世的改革成果(如拉拢一些Wales/ㄨㄟㄦㄕ[9]的贵族进入议会而把ㄨㄟㄦㄕ并入ㄅㄨㄌㄧㄊㄞㄣ成为“大ㄅㄨㄌㄧㄊㄞㄣ/大英”),特别体现在她在位的1588年,近代海洋志向的新型英国海军击败了中世纪的罗马(地中海)式的西班牙的无敌”Armada/舰队。她也“凑巧”与英国的世界文学巨人Shakespeare[ˈʃeɪkspɪər]/ㄒㄟㄎㄜㄙㄆㄧㄜㄦ/莎士比亚生于同一个时代。虽然没有来自大学、教会或贵族的背景,平民出生的ㄒㄟㄎㄜㄙㄆㄧㄜㄦ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剧作(如Hamlet/ㄏㄚㄇㄌㄧㄊ/哈姆雷特、King Lear/ㄌㄧㄦ王/李尔王、Othello/ㄛㄙㄟㄌㄛ/奥赛罗、Romeo and Juliet/ㄌㄛㄇㄧㄛ/罗密欧与ㄐㄡㄌㄧㄟㄊ/朱丽叶、The Merchant of Venice/ㄨㄟㄋㄧㄙ/威尼斯商人,等)以其丰富的内容完成了近代英语、也是真正的国际语言的确立。虽然不容易,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读懂原文[10]

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君主与旧的教会联盟,英国的君主却与议会结盟[11]本来由各城镇或行会管制的贸易,也变成了国家权威的事务,如由议会制定劳工法规、由国王的“公正(法务)与和平”部门执行,管制工资和价格[12]。ㄜㄌㄧㄕㄚㄅㄟㄙ治下的英国以议会制度之母的近代国家制度走上世界舞台,例如,“废除修道院救济帮助英国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把科学的救济作为一项国内法律义务。尽管ㄜㄌㄧㄕㄚㄅㄟㄙ的济贫法不完善,它毕竟是一项社会组织的进步。在她的统治后期,外国人吃惊地发现在别的地方没有的现象:乞丐的消失”[13]

除了对外的海军,英国君主没有常备陆军和警察力量[14],而驻扎在国内的常备陆军一向是干涉内政的专制力量[15]。“各种得到任何支付统治英国的civil service/文职官员不足一千人”,“17世纪英国政府靠大家的合意,也就是说靠通过议会运营。但是,更重要的是靠全英国的无薪、义务官员们运营”。[16]

英国发生革命的争议焦点在于:James/ㄐㄟㄇㄨㄙ/杰姆斯(或詹姆士)和Charles/ㄑㄧㄚㄦㄓ/查尔斯(或查理)国王与罗马法的信奉者们认为君主的意志是法的来源,法官们要按照君主的指示发言;而Edward Coke/ㄎㄡㄎ爵士从英国的普通法出发,坚持法是独立存在的,高于国王和他的庶民,在判决时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有国会的最高法庭可以变更法律[17]。从中世纪的普通法寻找源泉的ㄎㄡㄎ固然不如Paine/ㄆㄟㄣ/潘恩或Rousseau [ruːˈsoʊ]/ ㄌㄨㄙㄡ/卢梭[18]提倡的“天赋人权”更具普世意义,但为大西洋两岸的巨大进步与自由准备了基础[19],也堪称革命1641年秋,一个全新的观念出现了:既然国王如此不负责、如此不可救药,代表人民的议会有权把过去由国王行使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20]16491月,ㄑㄧㄚㄦㄓ一世被公开宣判为叛国罪并处死,王朝与House of Lords/贵族上院、ㄢㄍㄜㄦ教会也被废除了,英国成为共和(到1660年为止)。过去也有国王被谋杀,但这一次是正式的法律形式[21],“ㄐㄟㄇㄨㄙ二世害怕同样的命运而逃出国外、抛弃了王国和王位[22]

但是,靠内战[23]中得胜的陆军维持的共和不可能持续,在Puritan/清教徒、军事强人Cromwell/ㄎㄌㄛㄇㄨㄟㄦ/克伦威尔死后一年半,英国和平顺利举行的选举恢复了“对于法治和议会制度不可少”[24]的君主制,但君主的权力已经被削弱,从此再也不可挑战议会的优势。“1688年革命为大ㄅㄨㄌㄧㄊㄞㄣ同时带来了自由和效率,因为它把权力的天枰永久地置于国会一边,但不像40年前那样一方靠武力打倒另一方。这靠得益于因为ㄐㄟㄇㄨㄙ二世的愚蠢而投入对方怀抱的Whig/ㄏㄨㄟㄍ/辉格与Tory/ㄊㄛㄌㄧ/托利两大党派的合意[25]。不过,不足的是:“1688年革命虽然确立了House of Commons/国会下院的优势,按照人口移动来分配议会位子的想法被埋葬到ㄎㄌㄛㄇㄨㄟㄦ的坟墓里。随后,下院以及它控制的政府越来越与地主阶级接近。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大西洋对岸初生的民主派与本土的贵族式议会越来越脱节”[26]。实际上,“对ㄙㄊㄨㄜㄊ王朝的政治胜利最终落入与伦敦和商业团体联盟的代表大地主阶级的ㄏㄨㄟㄍ党派手中[27]。幸好议会里的一党专制无法持久,虽然“这两个党派在它们的幼儿初期在自己的后院放火,在几年内很快学会了教训,有足够的智慧挽救英国和欧洲”[28]

在统治阶层对权力的争夺带来革命动荡的同时,ㄊㄨㄉㄜ君王们无疑帮助建立了推进法治这个重要观念的基础,到了“Stuart/ [ˈstjʊət]/ㄙㄊㄨㄜㄊ/斯图亚特王朝末期,法律已经在英国的公共生活中达到公认的地位,与已经被认可与欧洲各国的法规不同,英国的普通法在理论上保护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29]1695年,出版审阅制度得以废止,英国实现了内战与革命时代的诗人ㄇㄧㄦㄊㄨㄥ的“无需执照的印刷自由”的梦想[30]。在引起战争的宗教方面,政治哲学家ㄌㄛㄎㄜ提倡的宗教宽容使教会成为人们自愿社交的场所,人们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崇拜上帝[31];“1640年后在一代人之内,迫害witch/巫术异端的行为停止了。因为找不到对此感兴趣的法官和陪审人了”[32]。政治思想家Thomas Hobbes/ㄏㄛㄅㄨㄓ/霍布斯的Leviathan/《ㄌㄜㄨㄞㄚㄙㄢ/列维坦(利维坦)》一书完全抛弃了国家主权的宗教、道德面具。思想自由的果实在科学方面硕果累累,从提倡经验观察方法论的Francis Bacon/ㄅㄟㄎㄣ/培根,到发现血液循环的William Harvey/ㄏㄚㄨㄟ/哈维、科学家Robert Boyle/ㄅㄛㄧㄦ/波义耳、科学发明家Robert Hooke/ㄏㄨㄎㄜ/胡克(虎克)等,在Isaac Newton/ㄋㄧㄡㄊㄨㄥ[33]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达到顶峰。

自从Marathon/ㄇㄚㄌㄚㄙㄨㄥ和Salamis/ㄙㄚㄌㄚㄇㄧㄙ[34]海战胜利以来,历史上没有人类群体像英国议会那样建立起现实的human freedom人性自由制度[35]。在欧洲急速奔向近代化的民族国家的大分解的过程中,英国的自由制度为它提供了长期的安定繁荣和强大的基础。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7101日第一稿】



[1] 从发音[ˈlɒk]的角度,译为ㄌㄛㄎ就够了,加上ㄜ对应原文末尾e

[2] 引号内的标签引自洛克《政府论 下篇》前言“吴恩裕:论洛克的政治思想”,叶启芳、瞿菊农译,1983年,北京。关于马克思主义,可以参考笔者的诸多论述,如“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再考”,2016218日第三稿。

[3] 中文现译为“圈地运动”,不客观准确。

[4] 他们自有或租借土地。

[5]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p.33-34.

[6] G. R. Elton: Introduction to John N. Figgis: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Harper Torchbooks, 1965, Xxiv.

[7]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46-247.

[8]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64.

[9]本文参照赵京:“英国宪政代议制度的起源初译”(2017920日第一稿)已有的汉音元素译名,不再列出现有的表意汉字译法。

[10] 赵京,“莎士比亚剧作的人性描写”,201168日。“英国人对人性的超越时代和地域的论述,是从舞台剧本中表述出来的,这就是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如果没有用英文表现出来的莎士比亚的剧作中的人性描写, 大英帝国的舰炮不可能把英语普及为世界语言莎士比亚所塑造的哈姆雷特王子、恋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形象,大概只有《圣经》里的著名人物可以与之齐名

[11]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2.

[12]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3.

[13]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33.

[14]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99.

[15] 后来兴起的美国压抑陆军、扩张海权的国策,也是处于同样的考虑。

[16]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01.

[17]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67.

[18] 对于中译已经非常知名的人物,在决定汉音元素的译法时,可以作为参考比较。此处也比较了法语(本人出身母语)、英语和日语(许多早期汉译都参借用过日语)的发音。由此再次确认:汉音元素的翻译因为涉及复杂的文化因素,不能只靠机械或人工智能软件大量制造,特别在初始阶段,必须由各领域的学者一个一个地“创造”出来。

[19]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67.

[20]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14.

[21]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24-325.

[22]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86.

[23] 1642-1646年,仅限于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内部武力冲突,不是美国内战(南北战争)或别的国家那样的带有社会、宗教意义的战争。

[24]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215.

[25]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48.

[26]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p.150-151.

[27]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51.

[28]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261.

[29] Christopher Brooks, “A law-abiding and litigious society,”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udor & Stuart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9.

[30]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275.

[31]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47.

[32]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51.

[33] 赵京,“物理学的起源新译初步”,2017823日第一稿。对于已经译为汉音元素的词,再次表示时就不必列出现行的中译了。

[34] 赵京,“古希腊史新译初步”,201788日第二稿。对于已经译为汉音元素的词,再次表示时就不必列出现行的中译了。

[35]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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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赵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大阪大学社会学博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研究员。曾任职于日本、美国企业,2002年创办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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