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卡尼曼1999年撰写的与特沃斯基和塞勒从事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回忆录。当时特沃斯基已经去世近3年，而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第3年，卡尼曼因建立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遗憾的是诺贝尔奖只颁授给在世的学者，因此特沃斯基无缘获奖）。文中提到的当年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和研究的那个“青年经济学者”里查德-塞勒，也在72岁时（卡尼曼获奖之后15年）因为对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篇文章披露了行为经济学基础理论模型“前景理论”和一些重要基本概念，如价值函数，权重函数，损失规避，心理账户，禀赋效应等的诞生过程，是理解行为经济学发展脉络的很好的参考资料。本文刊登在“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一书中。这里有删节。
特沃斯基和我是从1974年开始合作进行决策研究的。那是在完成了一篇关于我们早期在判断问题上的研究工作的回顾文章之后，该文登载于那一年的《自然科学》杂志上。由于我缺乏在选择理论方面的正式研究经验，而他早已是这个领域的明星级学者，特沃斯基鼓励我读一读他和他的导师克莱德·康布斯（Clyde Coombs），以及同事罗宾·道斯（Robyn Dawes）合写的《数理心理学》一书。其中最有关联性的一章讨论了博弈偏好：包含了一个效用理论引论，以及对阿莱悖论的讨论。我们对这一章的讨论很快聚焦于一个明显的缺陷：在理论分析上，效用的载体是财富状态，而博弈的结果却总是被说成是收益和损失。显然需要增加一些额外的假设条件，来弥补这个空隙--要么是一个自发心理活动，将盈亏转换为财富状态；要么就是在财富的心理物理学和盈亏的心理物理学之间，需要有一个受到严格限制的传递者。这两个假设条件看上去都不太吸引人。这个问题导致了我们建立了一个风险选择理论，我们将其称为前景理论 (第2章)。[1]
我们在耶路撒冷做研究的那段时间所用的方法非常有趣。我们每天下午花几个小时讨论，创造出一些有趣的博弈游戏，观察我们直觉上的偏好。如果我们都赞成同一个选择，就会假设这是人类的特点，然后继续研究其理论内涵，而把严谨的论证留到以后再做。这种不同寻常的实证研究模式，让我们迅速取得了进展。这样过了几个月，我们得出了20多个不同的理论。大约在1975年春天，前景理论（prospect thoery）接近完成，起初被称为价值理论（value theory）。熟悉这个早期版本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几乎所有重要观点。然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完善了这个理论，才使得这个理论更加可靠。
我们已经尽可能保守地建立我们的理论。我们立足于决策理论框架，认为赌局间的选择是适用于所有决策问题的一个模型。对基于效用理论的信念和欲望所做选择的哲学分析，我们没有提出挑战，也不质疑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以及后来萨维奇提出的理性选择的规范性模型。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对期望效用理论做出最小修正，以使其涵盖我们所知的一类严格受限的决策类别：具有客观概率和最多两个非零解的简单的货币赌局的选择。如果不附加额外的假设条件，前景理论不适合用于具有更多个结果的赌局，以及基于事件的赌局，或者与选择无关的交易。这个理论甚至不为货币赌局规定出售价格。我们想要表达的说法“将方程(1)和(2)可以直接扩展到具有任意数量结果的前景”，最终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了。直到大概十三年之后，我们才完成这一扩展，但还是做不到那么直接。
如果有人质疑，为何在这样一个有严格受限和人为设定应用范围的理论上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答案是赌局之间的选择就是决策理论上的一只“果蝇”。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情形，其中包含了更大问题中的许多基本要素。由于有了这只“果蝇”，我们在研究博弈时，就有希望把适用于简单情形的原理，拓展为复杂情况下可识别的形式。一个选择理论应该用两个重要标准进行评估，而成功的选择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标准。一个是要求在一个特定范围内“正确表述”，这个理论应该在那个领域是可以辩驳的，但不会被驳倒。另一个关键点还不在此。通过提出一些假说，并为现象的识别提供一些模板和标签，该理论的原理应该为分析更复杂的决策带来启发。比如，在国际关系领域，肯定有很大空间用前景理论挑战效用理论。损失规避和伪确定性（pseudocertainty）概念对于理解战略决策非常重要。当然这个理论并不提供任何保证。使用它的学者自行承担用其解释更复杂决策问题的风险。
在发表前景理论时，我们只对其中头两个主题是明晰的：决策权重的非线性和效用值函数的参考点依赖特性（reference- dependent characteristics）。第三个主题-框架效应的显著性，只是初具雏形，我们之后不久才给出了更清晰的表述。第四个主题—将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从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中区分出来的必要性，我们当时只是提及，很久之后才成型。
非线性的决策权重
效用理论的期望原理（expectition principle）要求概率的变化对应的结果也是线性的。从描述性的一般化角度看，这个观点是明显错误的：直觉和实验已经证实，将一项结果的概率从0.39提高到0.40，这个变化对偏好的影响，要远小于将其概率从0提高到0.01，或者是从0.99提高到1.00。这个由沃德·爱德华（Ward Edwards）和其他人发现的现象，是包含在前景理论的决策加权函数之中的。在特沃斯基去世前的最后一年里，他已经非常接近完成一项重要的前景理论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统一处理方面的一般化拓展成果。但他不同意将其命名为“广义前景理论”。特沃斯基和他的学生们分析了在支持理论（support theory）的框架下：“包装”或“解包”事件对于主观概率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决策权重的影响。
参考点依赖与风险规避
效用理论的标准应用是将风险前景的结果作为财富的状态评估的。这个假定是1738年丹尼尔·伯努利提出的效用理论的基石，而且从那时开始，这个假定一直都成立。效用的载体是财富，这个说法被视为经济分析的一个过程和决策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这个假定也需要修正。在决策理论的术语中，财务方面的结果大多表示为收益和损失；除非考虑到死亡或毁灭的可能性，否则很少提及财富的状态。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的证明似乎已经结束了这个争议，他证明了：当人们面对的是损益较小的赌局时，财富的效用函数无法解释人们表现出的极端风险规避现象。
前景理论中的孤立效应（isolation effect）被当作“对赌局的偏好由财富的效用确定”这个假说的一个直接检验。要求受试者想象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份礼物--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现金，他们要在一个确定结果和一个公平的赌局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问题有两个版本，包含了不同的礼物大小和可能选择的结果组合。这两个版本给出的前景在最终可能的财富状态和概率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其中一个要在确定的收益和正博弈（positive gamble）之间做出选择；而另一个是在确定的损失和负博弈（negative gamble）之间进行选择。从镜像效应（镜像 effect）中可以预知，大多数受试者在第一个版本问题上表现出风险规避，而对于第二个版本问题，大部分受试者愿意承担风险--即使完全不提到那笔作为礼物的现金，他们也会那样做。这种结果也给出了“效用载体是财富状态”这个观点的一个反例，并提供了受益和损失所扮演角色的正面证据。这也是我们在后面研究框架效应时所用方法的第一个应用例子。
认为收益和损失是有效的效用载体的观点并不新奇。马科维茨很早前就提出了这个看法。前景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在本书很多文章提到的S型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这个凹凸形状的函数为镜像效应提供了解释，之后被业内视为我们做出的最杰出的实验成果。价值函数在损失区域显得比在收益区更为陡峭，这个特点后来被称作“损失规避”。损失规避的假设有助于解释两个明显的风险选择事实：几乎所有人都不接受以相同概率获取同样大小收益和损失的赌局，这种规避程度随着金额增加而提高。我们并不心甘情愿地引入风险规避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引发出对正前景的风险规避和为可能出现损失的负前景给出各种解释的选择理论，很难做到非常精致，但是我们发现找不到更简单的模型来解释这些事实。过了很久，我们才意识到，损失规避是前景理论的基础元素，具有远超过其狭窄范围的丰富含义。
一位朋友在提升损失规避的重要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不小帮助，当时我们还在完善前景理论的最后版本，一位名叫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的青年经济学者[2]把我们拯救了出来。他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对本专业领域提出了深入见解，搜集了日常各种与标准经济学理论不符的有关消费者的逸闻趣事。他意识到将损失规避的概念扩展到无风险决策，就可以解释很多异常现象。最重要的应用是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塞勒列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一瓶储存很久的红酒的主人拒绝以200美元出售这瓶酒，也不愿意付100美元再买一瓶同样的酒。这种情况从标准经济学理论角度看是很奇怪的，因为一件商品的买卖价格只会由交易成本和收入效应而不同。但是，禀赋效应可以用前景理论的两个假说来解释。首先，效用载体指的不是状态(拥有或不拥有那瓶红酒),而是变化：得到还是放弃那瓶红酒。从风险规避角度来看，放弃红酒的做法会被看得更严重。
框架效应和心理核算
特沃斯基和我在完成了前景理论之后，马上转向框架效应的研究。我们在1979年已经掌握了大部分证据，并在1981年公布了。后期的文章回顾了这些结果，反映出我们对其重要性的逐步加深的理解，这是一个针对理性选择一般模型的挑战。
对于这个新概念如何命名，当时我们做出了一个重要而且可能是不太幸运的决定。出于经济术语和概念方面的考虑，我们选了“框架”这个词指代对决策问题的具体描述，其中有两层意思：决策者面对的选择以及他们的解读。所以，框架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东西，它们共享的一个标签：一个指的是实验性的操作，一个是决策活动的组成部分。我们在术语使用上的克制,有利于框架这个概念被接纳，但是这样做也是有成本的。使用简单术语模糊了决策者所做的和对他们所面对的事情之间的重要区别：一方面是编辑和心理核算活动，另一方面是对框架效应的感受。
前景理论包括一套为简单博弈制订的规则。我们假设存在一个初始决策阶段，在这个阶段规定了选择问题的编辑操作，通常是将问题转化为较简单的形式。当时引入编辑操作的目的是防守性的：这样可以去掉前景理论无法处理的一些愚蠢预测。例如，决策权重的性质似乎意味着对前景($100, 0.01; $100, 0.01) 的偏好高于($100,0.02)。这个预测是错误的，因为大多数的决策者会马上对之前的前景进行编辑和修改，将其置于之后的前景中，并在后续的评估和选择过程中将其视为相同的前景。编辑操作提供了针对这类与该理论核心不符的肤浅反例的一个准确的心理学防范方式。当时我们没有立刻发现，“编辑”这个概念还引出了更一般化的结论，即真正的评估和选择对象既不存在于真实世界，也不是可用语言描述的，它们是心理表征。这个概念上的转变在决策研究领域是全新的，但是对于认知心理学家则再自然不过了。任何学过认知课程的人，都学过从观察者接触的近端刺激（proximal stimulus）中分辨出客观现实，以及从观察者逐步形成的心理表征中辨认出现实和刺激。
我们采纳了理查德·塞勒关于心理核算的早期观点,并提出了一个处理人们如何决策，以及对某些账户加总，从而分隔开其他账户的非正规处理方式，而这样的做法经常违反了经济理论的标准假设。账户隐喻的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是心理账户会被逐渐关闭，而在计算那些账户的时候，可能会体验到强烈的情绪上的冲击。这个观点的一个隐含意思是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对自己的回报和惩罚，这可以通过确定是否关闭一个账户和何时评估该账户而做到。我们对这个强大主题做一些修改，可以解释为何沉没成本不能被忽略，为何出租车司机在繁忙日子里过早下班，为何投资者在清理头寸时，更喜欢出售“获利股”而不是“亏损股”, 以及为何股票的回报率高于债券。
孤立效应（isolation effect）是我们在对产生不同偏好的“同样”决策问题的各种版本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我们构建了一对从效用理论上看是等同的问题，认为由此产生的不同偏好是该理论的一个反例。然而，对于为何这两个问题是相同的，我们后来接受了一个理论性不太强的观点。决策制定者在充分考虑了这两个问题之后，应该确定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否足以导致做出不同选择，而无需对于问题中哪些是相同的做出判断。对不变性（invariance）的这种背离，展示了人们并没有从是否等价角度做出判断的不一致现象(incoherence)。框架效应的普遍存在，表明人类大脑的判断并不一定要保持前后一致性（coherence）。我们几年后才意识到，对不变性的违反，极大地挑战了经济学和其他决策科学中的“理性”这个重要概念。违背不变性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将描述性的选择模型与规范性的选择模型区分开。对待相同的问题应该用相同方式，这显然是理性的，然而人们并不经常这样做。
这就是我和特沃斯基共同得出的结果，但在后来的十年间，我们各自与其他合作者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特沃斯基仍痴迷于认为评估对象而不是他们的指称对象（referents）是描述（descriptions）的观点。主观概率的载体是事件的描述，这种说法曾被用于解释支持理论的强大效应，特沃斯基直到生命最后阶段都在研究概率判断（propabilistic judgement）模型。特沃斯基更直接将违反一致不变性的概念，从框架效应扩展到各种类型的偏好反转。他在与几位密友和同事，特别是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艾尔达·沙菲尔（Eldar Shafir）,伊塔马·西蒙森（Itamar Simonson）和史穆尔·萨塔（Shmuel Sattath）的合作成果中，探讨了他希望忽略的受变量影响的人们的偏好的其他情形。我自己关注的是将框架（framing）看做一种行为，特别是对决策者将判断和选择问题处理得要比原本应该的更狭窄这个倾向更感兴趣。
不断增加的大量反映选择对于形式（formation）、情境(context)和过程(procedure)极端敏感的证据，对大多数经济理论的核心假设条件“人类存在稳定的偏好”提出了严重挑战。一位决策者通过借鉴预先已经存在的偏好顺序来做出选择，这种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可信了。另一个画面是一位决策者不情愿和困难地做选择，以及按照一种特殊情况要求的格式和语境构建偏好。当然，没有人希望在追求语境依赖性（context dependence）的过程中，发展到虚无主义地步。选择并不像偏好顺序那样是连贯的，但也远不是随机的。因此需要对其有限的连贯性做出解释。也许人们更适合被说成是有态度的，而不是有偏好的。
体验效用
在早期我们研究前景理论的效用值函数形态时，我向特沃斯基提了两个至今仍困扰着我的谜题。考虑有一个人面对的是每天都要接受注射的治疗过程，他预计每天都会感到很痛苦。第一次注射是明天，这个人是否愿意今天就支付一笔钱，以取消这个为期20天注射疗程的最后一次注射？还是他愿意支付同样多的钱，取消一个为期5天注射疗程的最后一次注射？如果必须今天就对15天后将开始的一个5天注射疗程做出决定，他会怎么做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直觉回答是既肯定而又明显不理性的。而这样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当然，大多数人愿意支付更多的钱将注射从5次减到4次，而不是从20次减到19次。在付钱减少明天开始的注射疗程或15天后开始的注射疗程上，他们表现出的意愿递减模式也是不同的。如果患者认为注射的疼痛程度对于每天都是一样的，在患者评估注射问题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对线性的偏离？更一般地讲，在这类情况下，对曲率很大的效用函数和陡峭的折扣函数的规范性处理立场是什么？
注射的这个小故事包含了一些思想的种子，这些思想后来才被人们想到，而且仍有待全面发展。第一，这个故事假设启发引导础结果的“预计效用”（predicted utility）的可能性，与结果的“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无关。在这个例子里，就是指通过患者对注射疼痛的想法获得的“决策效用”。第二，直接测量患者的疼痛，他或她的“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是评估决策的一个潜在标准。通过这个实质性标准进行判断，人们会最大化其效用的假设不是套套逻辑，而是错的。第三，将效用的结果想成将要被实际体验到的，突显了标准决策的一个重要不足之处—理性的理论定义。正如前面在讨论框架效应时提到的，一致性是一个远非合理的要求。当一个客观观察者考虑实际体验的结果时，这个标准也显得过于宽松。这个规则—只要一个效用函数被用到，它就是可以接受的，这让太多愚蠢的决定被看作是合理的。本书最后一部分的章节会介绍在这方面的一些进展。
特沃斯基和我没研究过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之间的区别，尽管我们经常谈到它。我们的看法有时有分歧，特别是在话题触及到记忆在生活中的角色时，特沃斯基比我更看重—也许是因为他的记忆要比我的强多了吧。我一直以来的一个遗憾是没有和他一起研究和解决这个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