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高华的“历史河流”

田成杰 转载自 我的博客 | 2017-10-05 12:47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革命 历史 高华 

  书摘:高华的“历史河流”

 

 

  书本终究不能代替现实,我活在当下,这是一个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随处都见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20多年,也在南京大学度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向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分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从1965年开始,我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就被取消,我也越来越感受到“阶级路线”的压力。在“文革”的最初几年,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所在地区政治运动的“风暴眼”,它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文革”爆发时,我是六年级的小学生,我所在的小学的正常教学已难以为继,我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1966年10月,我在南大北园第一次看到来宁“串联”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张贴的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那时“文革”已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勒令狗崽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从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12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伕的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但是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加上那时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很少,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看了《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革命烈士诗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青春之歌》等一大批那个年代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中学历史老师,看到他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喜欢读书,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很自然地就对学者受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我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我是小学生,但因为父亲是“右派”而被禁止参加庆祝国庆17周年的全市小学生游行队伍,我也没能参加1966年的“大串联”,但是心里总有不甘,也想“经风雨,见世面”。1967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学跑到南京的下关火车站的车场,爬上一辆敞篷货车去上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们担心到了上海后出不了车站,第二天上午就从南翔站下了货车。在那儿我和两个小伙伴分手,他们在上海都有亲戚,我一人直奔南京路,要去亲眼看看在书本上早就熟悉的这条有名的街道和大名鼎鼎的、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二十四层楼高的“国际饭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滩游荡,在外滩大楼的墙壁上,我看到了“炮轰韩先楚”的大标语,晚上我花了几角钱找一家浴室住下。两天后,我又一个人回到南翔,天空下着雨,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在一个青年铁路工人的指引下,爬上一辆将要开往南京的货车,躲在篷布里,到了苏州,在车站的小广场转了一圈,再爬上同一辆货车回到了南京。这一次短短几天的“经风雨,见世面”,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锻炼了我的毅力和勇气。

  成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作为“黑五类”子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白眼和歧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成了我精神上的向导,南京大学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大学”,我在那儿不仅看了无数的大字报,还见识了许多“新事物”。有一次我游逛到北园的一排简易平房,发现里面住着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在那个年代,我生活在一个由旧书本构成的虚幻的世界中,虽然都是杂乱无章地读书,却渴望灵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读了一本鲁迅的集子,里面收有《无声的中国》,惊奇鲁迅几十年前的话还是那么有现实性。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和一本《读报手册》几乎被我翻烂了。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挑高箩”的(南京话,即“收废品”的),我经常去他家翻看他父亲收购来的《参考消息》和《旅行家》等旧书刊。

  在我青少年时代的精神世界里,虽然在内心一点也不认同眼前四处弥漫的暴力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但是共产理想主义仍然焕发着强烈的思想魅力,1967年秋的一天,在我家隔壁的南京市某汽车配件公司营业部,我很偶然地看到一份《参考消息》,知道了格瓦拉在遥远的玻利维亚被捕遇害的消息,也知道了中国不喜欢他的“游击中心主义”,但心中仍充满对格瓦拉的崇敬。就在我读《讨瞿战报》上刊载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同时,《瞿秋白文集》中的那首《赤潮曲》我已能一字不落地全部背下,至今仍未忘记。

  70年代初,我家搬到更差的房子,但是对于我而言,这间阴冷潮湿的住房却透着光亮,因为南京市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就离我的家不到 10米,我的身边竟有这样的宝库,让我兴奋不已!我通过看管图书的姜老先生,读了大量的中外著作,特别是俄苏文学的作品。那些理想主义的英雄和共产革命的先驱:拉赫美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兰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李大钊、恽代英、刘伯坚、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伊巴露丽,好像是一座座灯塔,在我心头闪烁。说来非常矛盾,那时的我一方面愤怒于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和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行径,另一方面,又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已逝去的“中苏友好”的岁月联系在一起。1969年9月越南胡志明逝世的时候,我正在读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看到胡志明主席遗嘱中针对中苏分裂所写的那些沉痛的话,非常感动,甚至内心里渴望重新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

  那时,有关苏联的消息,内容极为单一。1969年底,中国半公开大量发行了一本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这就是几个日本留苏学生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站在同情、拥护中国“文革”的角度,披露了一些苏联的现状,我就是从这本书知道了在莫斯科还有一所专门吸收亚、非、拉国家学生的“卢蒙巴各族人民友好大学”。(作者注:2008年1月,我认识了该校东方学系前主任马斯洛夫,他操一口流利的中文,那天我们交谈很久。)在“文革”初、中期,只能从蛛丝马迹中捕获更多一点苏联的信息,当时从正面的角度少量披露苏联和东欧情况的只有一个报刊,这就是由越南华侨协会主办的中文周报《新越华报》,上面会刊载一些有关苏、越关系,越南和东欧、古巴关系的报道,我每周都会去市外文书店买一份《新越华报》,有时也会买一份《朝鲜》画报。只是因为那时的《朝鲜》画报偶然也会有一些有关苏朝关系的内容。

  然而书本终究不能代替现实,我活在当下,这是一个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随处都见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1966年9月,我曾亲眼目睹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红卫兵,押解着南京市近千名被泼了满脸墨水、赤着脚的“牛鬼蛇神”在全市进行大游街。在我家附近的街角口,有一对山东老夫妇每天早晨出摊卖煎饼裹油条,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摊面做煎饼的老汉的衣服的前襟上被缝上一块白长条,上面写着“国民党兵痞”。

  我从小就生活在南京,这儿的一砖一石,山山水水,都渗透着浓郁的历史沧桑感。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20年代的共产党员,我和他家也是邻居,老人的经历非常丰富,也喜欢看书,他曾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做过中共苏南某县的县委书记,曾和恽代英同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从事地下工作。老人认识许多著名的中共领袖人物,被国民党逮捕后进过苏州反省院,出来后脱党,40年代后期又回到革命队伍,50年代因“潘杨事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林彪事件”发生后,老人被几个军人带去北京审查一年多,要他交待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老人从北京回来后,我去看望他,老人说,有关人员一再要他谈康生的历史和对康生的看法,他因知道康生的厉害,始终都没吐一字,所以才能平安回来。在那些年,我每隔几天都会去和老人聊天,山南海北听他聊中共早期的历史,“顾顺章事件”和“海棠村事件”就是他最先告诉我的。

  当然我的生活和“历史研究”无关,和任何“学术”无关,从16岁起,我就成了一个工人,1971年后,大学重新恢复招生,在南京的街头上经常可以看到戴着校徽的“工农兵学员”,可我知道,自己和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虽然已工作,但读书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中读书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阶段。1971年“林彪事件”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脱魅”,此前,我就已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多有怀疑,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上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林彪的部下大量进入政治局,军队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父亲说了一句话:“物极必反”,就隐约觉得林彪迟早也要出事。在我的单位传达批判《571工程纪要》时,有一位同事,他是1963年的高中毕业生,因家庭问题而未被大学录取,他就以半调侃的态度说:林秃子恶毒啊,竟然污蔑伟大领袖是B—52轰炸机,还攻击我们是“封建社会主义”,真是死有余辜啊!当他说完这番话后,不少同事相视一笑,没有任何愤怒情绪,而是皮里阳秋地说:林秃子没有良心啊!是白脸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坏蛋啊!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向全民公开《571工程纪要》是失算了,作出这个决策,显然太过于自信,也太看低了国人的智力。1973年后为“评法批儒”,居然毫无掩饰地鼓吹法家学说,在我细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商君书》、《韩非子》等一批法家著作后,我已清楚认识到被包裹在革命词藻下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的新专制主义的本质。

  在70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这几份刊物中,内部发行的《摘译》最具信息量,成为我了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我对内部出版的有关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版物特别有兴趣,总是觉得中苏两国有许多相似性。我不仅读过苏联官方理论家阐释“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还认真读了重点叙述斯大林死后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争,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1973)》,甚至还读过枯燥乏味的《苏斯洛夫言论选》和金日成著作集。我非常怀念原江苏省歌舞团资料室可敬的凌老师,我读过的许多“灰皮书”都是她借给我的。在那些年读过的书籍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回忆录》。我甚至读过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这是一本40年代后期上海翻译的老书,作者是叛逃到美国的苏联赴美外贸采购团成员,书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当时震动了西方世界。我因为早读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位锡兰共产党人写的《赫鲁晓夫主义》和《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籍,也读过50年代曾到过中国访问、受到刘少奇接见的苏联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那本描写共青团员们如何战胜“托匪暗害分子”的破坏活动,在远东的大森林中建设共青城的著名小说《勇敢》,已有了不少苏联历史的“底子”,读这本书时反而没有太多的震动。

  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严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彰显出张力,1971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关闭的图书馆又局部开放了,我在单位开了一份介绍信,在南京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当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一类书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觉得一个工人,就应该联系本职工作而读书,所以他们不久就打电话给我的单位,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什么问题。我单位的老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话,她说你应该多读《毛泽东选集》,多读马列著作等等,其实《毛泽东选集》我早就读过许多遍,《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我也都读过。我看书从来也没有影响到工作。领导虽然没有多批评我,但还是有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1971年“林彪事件”之前,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我工作的那个单位在市中心临着大街,因为我的父亲是“右派”,虽然我当时只有17岁,我就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小房间里,让我读报纸给他们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到南京来访问,我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可每一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都要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公平,以后就请病假。

  在那个时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时,也无法完全实现政治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彻底的占领(所以才有张春桥那篇“宏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后期,我认识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籍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原先在新疆盛世才空军里做机械师的先生,在60年代初苏侨纷纷回国之际,刘妮娜选择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国。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都会拿出漂亮的俄罗斯茶具,请我喝茶。我们从不谈政治,俄苏文学是我们的话题,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到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我到今天还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开本的小说),在她温暖的家里,我忘记了现实世界,沉浸在俄罗斯文学的河流里,那种温馨友善的气氛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受到时代氛围的深刻的影响,一个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关心的都是自己不应去关心的事情。在我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帮”的“左”的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我难过得流下眼泪,一个人几次去梅园新村周恩来办公处旧址去感受南京百姓对周总理的哀悼。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同事们去区里开大会,到了后又通知我们回去听重要广播,大家纷纷议论,多说是中苏大战打起来了,下午四点,收音机和新街口的大喇叭广播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行人神情平静,驻足聆听,却没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我知道,中国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就这样走进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学年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他和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产儿”,那么,1977,1978,1979,这三届大学生也可以称为“三中全会的产儿”,这一代人和祖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也见证了这三十年的风风雨雨。

  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在大学的这20多年,我对现今大学在三中全会后取得的“进步”和所存在的“弊端”,都有深切的感受。我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历史。

  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许多历史学研究者不认为近现代史是“历史学”。60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马克·布洛赫所说的上述看法,中外皆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

  米歇尔·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警醒、最活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检看自己所写的一些文章,可能也多少留有“闪烁记忆”的印记,我希望自己能够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是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www.earm.cn/田成杰2016-5-26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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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革命年代》,高华/著,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本文原标题为《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为该书序言,原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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