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笔记之:大陆知识分子的“消亡”

田成杰 原创 | 2017-10-09 01:13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政治 知识分子 笔记 历史 

   阅读笔记之:大陆知识分子的“消亡” 作者:田成杰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月出版。

  从某种角度来讲,1949年后大陆对知识分子——其实应该包括全部“人民”——的改造是“成功”的,其标志就是:“思想”统一了,和XXX保持高度一致了,习惯并喜欢做奴才了…当然,这种与人类的进步方向背道而驰的所谓“成功”,其代价也是极其巨大的:它牺牲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正如本书中所说: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

  中国社会的停滞和奴性化趋势,也许不应说是由知识分子造成的,最起码这并非他们的本意,但作为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精神,应该肩负起指引社会进步的任务和责任……只可惜,这些“知识分子”的特征已经被统统“改造”了,而失去了这些特征,知识分子也就不能再称为“知识分子”了——或许应该改叫“专家”了吧!?

 

  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

 

  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

 

  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西方学者定义的那种不受政府体制约束,具有“批判精神”并勇于追求真理的独立文化人。

 

  无论是和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于政府体制的批判精神比,还是与俄国知识分子同政府对立的反抗精神比,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特别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用中国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准确一点。

 

  瞿秋白讲的却是,自己这种人根本就不该去搞什么阶级斗争、共产革命…还公开告诫“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明明是一介书生、文人,满脑子潜在绅士意识,却非要违反自己的兴趣和性情,勉强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去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战士。

 

  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暴力形式拉开其帷幕的。进入20世纪更直接变成了一场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因此,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就成了决定一切的主要政治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激情竟逐渐变得可有可无,甚至会让信奉“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政治家们感到讨嫌了。

 

  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最终所以会只剩下国共两党并立,国共两党中原本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骨干所以会纷纷让位于党内实际上最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几乎不可避免。

 

  面对中国政治这一严酷发展现实,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认清自己应有价值与定位的。在中共党的历任知识分子“总书记”,即陈独秀、瞿秋白、博古、张闻天中间,也唯有瞿秋白是最早想明白了这一点的人。

 

  从瞿秋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少知识分子确有性格懦弱且书生气太浓的一面,未必人人都适合于从事政治。但是,他们却毫无选择的权利。忍不住的“关怀”——活着没有权利选择也就罢了,在革命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别想得到一份尊重和理解。

 

  “文革”前的立传者,不是像陈琳写讨贼檄文,就是像为先人拟盖棺悼词,前者坏话说绝,后者好话说尽。改革开放后这种风气或有改进,讨贼檄文不大见得到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风气却依然如故,甚至还有变本加厉之势。

 

  (王芸生)的痛苦,多半是他赖以寄身立业因而极力维护的《大公报》于19496月宣布倒戈之后,便逐渐失去存在价值。王芸生名义上始终挂着社长之名,却不能不一步一步亲手将《大公报》送进了坟墓。

 

  张东荪身边就有好几位这样的情况汇报人,且大多数汇报人当年就已经没有传统道德良心的负担了。不是他们没有道德良心了,而是他们的道德良心改造成党要求的阶级的道德良心了。即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1949年身为政协主席团成员的张东荪,因为内心不满中共的政策,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选举国家主席投票时,投了当时选票中唯一一张MZD的“反对票”。

 

  (对张东荪案)因为当政者长期不曾披露这一案件的历史细节,各种片断史料及回忆录又拼凑不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历史关系图谱,个别触及档案者的说法又破绽百出,再加上对张本人动机,以及对MZD“宽大”处理之反常,都得不出合理的解释,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的种种疑问。

 

  …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用了“非常失望”四个字。说是“大不投机”,MZD大谈梁启超,并说将来在外交上要“一边倒”…张东荪对ZGZY明显的亲苏态度和准备站在苏联一边的政策立场,颇难接受。

 

  (司徒雷登说张东荪)发现,中国GCD并没有把关注点转到国家民族的和平建设上来,它与克里姆林宫极为默契,还在谋求世界革命。为此,他们力图消灭在华的一切西方势力,以便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

 

  GCD人从来相信,新闻报刊理当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政党手中,用以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有力的工具。

 

  GCD人一旦握有政治权力,一定会把一切新闻报刊,乃至于其他各种可能被用来进行思想宣传的传播手段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采取一种从传媒到文化到思想的严格的统制政策。

 

  1945年抗战结束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际,王芸生不仅当面劝告毛泽东,万不可脱离中央政府,“另起炉灶”,甚至还隐讳地批评过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中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来比量,有明显的帝王思想。

 

  天津《大公报》突然揭旗造反,改换门庭,对各地大公报人的刺激已经无以复加;而它如此上纲上线地把《大公报》钉上“反动报纸”的耻辱柱,这对刚刚掉转枪口准备向国民党开战的大公报多数同人而言,就更是如五雷轰顶般,足以让人感到天昏地暗了。

 

  王芸生的彻底“投降”不仅保住了他在中国舆坛上的地位,还为他在新中国的政坛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张东荪)宣称…不要指望用美国的经济力量来吸引中共,对于GCD人来说,经济永远都是服从于政治的。

 

  马寅初听了通报后当场即对周培源、汤用彤说:“M主席说张东荪是大坏蛋,要是我就枪毙他了。”

  ——只可惜,马寅初们以后都成了被“枪毙”的“大坏蛋”。由于缺乏社会人文的积淀,中国知识分子的狭隘和盲目大大影响了这一群体的判断力,因而也就无法对社会进程产生实质的影响。

 

  1949年以来,无论公开,还是内部,MZD都一直在尖锐地提醒GCD人要注意民主人士可能里通外国,做帝国主义在中国代言人的情况。他不止一次讲,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都是亲美、崇美、媚美,注定了是想要依靠美国人的。

 

  看到张东荪的名字上了选民榜,马上就在北大教授群里炸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表示强烈不满。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声称:“我早已控告他了,怎么还有他的名字?”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提出应该将张东荪从教职工工会和中国哲学研究会中开除,并撤销张的教授职位…

 

  选民小组开会时,教授们都非常气愤,骂张(东荪)“竟想混进我们的队伍!”“恬不知耻!”一致提出要“分清敌我”,“剥夺张东荪的选举权!” …

 

  …张东荪告诉家人说,会上北大的人骂得很厉害,“自己学哲学,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北大、清华教授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们,因此结了怨,一犯错误就都来了”。

 

  事情最后也确是张东荪预计的那样了结的: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张东荪等一批被认定有问题或表现不佳的民主人士,通过新的人大选举,彻底被排除在新政府的名单之外了。

 

  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找不到当年留在中国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谁曾经在这一运动中宁折不弯,靠抗争渡过了这一关。几乎所有著名知识分子,当年或真心,或违心,都经历过被迫检讨交代自己政治历史和检讨批判自己政治及学术思想的情况。

 

  问为什么报纸不登天气预报,“回答是美蒋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气象预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

 

  1951310日,《大公报》在报道一月份生产情况的时候,说明了完成的数字,被批评泄露了国家机密。

 

  1951年)419日,《大公报》生产介绍专刊报道上海几家工厂的生产情况,介绍了职工人数及承接项目内容等,再度被批评泄露了国家机密。

 

  综合美国国务院相关机构和中国新闻总署1950年的统计,新中国建国后比1948年报刊数已全面减少。1948年中国报刊数大约为1450种,新中国建国后到1950年只剩下624种。其中报纸有281种,私营报纸只有52种。

 

  上海1947年有报纸96种,1949年中共占领上海后,领取申请登记表希望继续出版和想要新办报纸者虽有43家,最后却只批准了14种。这14种报纸中,属于公众性报纸的只有区区10种,19497月时发行超过两万份的只有6种。

 

  上海的报纸“在解放前整个销路,每日约50万份左右,以上海500万人口计,有十分之一的人是买报的,最高时曾达到70万份左右。但在解放后销数降低了,现在仅有30万份”了。换言之,上海总人口表面上没有减少,但有将近一半能读报的读者流失了。

 

  除了中共夺权造成了大批读报人逃亡或被压制以外,造成报纸销售量大幅下降、私营报纸难以为继的还有其他原因。有报人当时就指出过:“都是新华社、塔斯社一个样的消息,市面又是在日趋萧条,即便(各报)把登记办妥,他究竟能维持几时呢?”

 

  时任上海《大公报》副总编辑的李纯青则认为,私营报纸转入颓势还有另外的原因,即:“解放后,共产党党报的宣传享有最高的威信,每个人都需阅读党报,没有它便不能指导自己的日常言行。”

 

  《大公报》的社评过去一直是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王芸生一度十分坚持这一形式,几乎每天写,但如《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所言:既不习惯人云亦云,又不善于思想未通即先歌颂,自然会越写越苦,“越写越觉得言之无物”,渐渐也坚持不下去了。

 

  初次像共产党人一样,冲上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喊打喊杀,王芸生表现得相当勇敢。

  ——王芸生的“勇敢”,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王芸生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认识和揭发资产阶级本性方面的作用,以及《大公报》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工商界中的影响力,显然都对MZD实现其下一阶段斗争任务和改造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利用价值。

 

  (王芸生)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一文的“补识”中,没点名却非常明显地批评了MZD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一词,认为毛词中透露出的帝王思想不应提倡,中国理应向民主进步迈进。

 

  文章的一个最大特色,是将自己(王芸生)的引路人和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开拓者,做了多少有些妖魔化的描述。

 

  像多数经历了新旧时代转换,在旧中国曾经取得过相当学术地位或社会声望的学者文人一样,进入新中国以后,他(潘光旦)的人生辉煌基本上走到了尽头。

 

  (潘光旦)强调:“中国向无‘主义’这个名词”,凡是主义这样东西,都是从西洋引入的。这种外来的东西不仅必然存在着橘逾淮为枳的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国人一知半解的问题。

 

  由于国人对西洋的语言、文化懂的有限,影响到国人对这种或那种主义能够理解者少,穿凿附会、囫囵吞枣、哗众取宠者多。如今仅凭这种一知半解的所谓“主义”,即一变而成一派人的政治主张…进而更将此种一知半解的“主义”“成一条真理,一派信仰”,结果也就弄成了当今党同伐异的工具和武器。

 

  为了推动政治的改良,潘光旦像胡适、罗隆基等在《新月》杂志时那样,也利用《年化》的“长短论”要求自由、民主,批评一党独裁和思想管制,和胡适、罗隆基等在北方的《独立评论》、《益世报》等遥相呼应。

 

  GCD总书记陈独秀是19321015日在上海租界被捕的……次年4月开审,章士钊以律师身份为陈独秀做了无罪辩护,明确认为:不能因言定罪,更不能因反对国民党、反对政府,定为危害民国罪。

 

  在欧美宪政各国,包括在日本,法律规定用暴动或革命的方法来推翻政府,构成犯罪,是有前提的。即在它们那里,人民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如投票,来推翻旧政府,选择新政府。“假使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容许人民以合法的手段(如宪政国家的不信任票之类)推翻政府的话,那末暴动一类的行动,自应予以严厉的惩处。”

 

  在今天的中国,人民因得不到选择政府的合法权利,也就不能不总是诉诸暴动或革命。比如,“国民党的北伐,我们叫做革命,然衡之法理,本身就是一种暴动的非法手段。但以当时北洋军阀把持政权,人民没有推翻它的合法手段,所以才取非法手段,事成之后,也就为天下所共谅”。

 

  现在国民党当政了六七年,农村是完全破产了,人民的生计,是日益困迫了,贪官污吏不减于往昔,压迫舆论摧残异己,较之北洋军阀时代有过之无不及;苛捐杂税有增而无减;监察弹劾,有类于演剧;对内敌则雷厉风行,治之务严;对外敌苟且因循,得过且过;从客观的非国民党的方面来看,可说没有一点是胜于北洋军阀时代的。

 

  (吴耀宗)并不认为这样一种记载就能够解释一切。他马上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称:“为什么GCD用那样残酷的手段,经过多少次屠杀的惨剧,到现在还能号召一部分的人,保持它相当的势力?”

 

  他们的看法很清楚:GCD的问题其实多半是现今这个政府的无能和腐败造成的。一方面它把许多百姓逼得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一方面GCD残酷,各地反共暴力一样残酷,两者半斤八两,比不出好坏。因此,GCD便剿不胜剿。

 

   GCD有它的理想,也有过它相当的成就。它的所以产生,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制度有根本的弱点。”只要社会本身的问题存在一日,“GCD便一日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不过,批评、抱怨、反感、不满……都不意味着潘光旦等人想要否定,甚至想要推翻这个不民主的一党政府。

 

  潘光旦对GCD的看法,无疑是和对共产主义的看法相联系的。和当时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他对共产主义主张和制度,都没有好感。他并且相信,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其实是一丘之貉。

 

  有教授写文章宣传GCD比国民党民主,在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可以畅所欲言,潘光旦却声称“GCD还不是先甜后苦,以后就会越来越没有自由了。”

 

  有教授劝他(潘光旦)要出来表表态,给《人民日报》写写文章,他却回答道:“现在人民日报的文章,许多是应应景的,千篇一律。我懒得写这种文章,我这个人就是爱别出心裁,现在只好少写。”

 

  该书(《赫胥黎自由教育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强调,现代国家,尤其是专制国家,人们从孩提时起,就会陷入到政治宣传的天罗地网之中。教育者的责任,就是要努力让青少年明白,一切报纸、广播、电影给我们的信息,都必须要加以质疑。

 

  该党(国社党)设立,一方面是基于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厌恶,一方面是基于对GCD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主张影响之恐惧,主张“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本位之立场”,政治上要求厉行民主,以集民众之智慧;经济上反对走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道路,“提倡计划经济政策”,以统和公私经济发挥国家建设之全力。

 

  梁实秋在1935年底就公开撰文表示担心学生运动会受到“少数人操纵”,届时学运不仅无助于民主自由的取得和民族统一的实现,反而会成为削弱国家力量的“恶化的群众运动”。

 

  我们认为应该给GCD以法律地位。但我们对于GCD的武装组织,所谓“红军”也者,认为必须解散。如果不能自动解散,便须强制加以消灭。任何政府不能让另一种颠覆自己的武装组织存在,同时任何政府有扑灭颠覆政府的任何组装组织的权利。

 

  眼看日本人侵略危险愈益加深,蒋介石南京政府一步步成就了国家统一,对日态度也渐趋强硬,潘光旦也越发对政府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他们因此开始对北平的激进学生为何硬要反对和破坏政府的权威地位感到难以理解。

 

  对于这一作战(绥远)及其胜利,国内各派及舆论几乎一致欢呼并予以了高度评价,但清华学生求国会却对南京政府的抗战诚意公开发出质疑……清华学生救国会又受北平学联领导,学联更是尖锐指责政府对绥远抗战有意延误,且组织不力。为此,北平学联更不惜在百灵庙战役进行的同时,发动全市学生进行总罢课,向南京政府举行示威。

 

  得知绥远战役再告停止,北平学联又发动全市学生大游行,抗议政府再度妥协。而得知张学良在先发动事变,一举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后,北平学联则马上开会通电公开响应张学良、杨虎城所提要求。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在北平的众多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

 

  “绥战发生以后…北平的左倾分子领导的学生救国联却尽力宣传中央抗敌的无诚意,中央军并没有开到前线,甚至丧心病狂的挑拨绥军与中央军的恶感,说中央军的开绥目的不利于绥军…”

 

  “…百灵庙大庙的克复,学联并无热烈的表示。但一至蒋介石先生被劫持于西安,全国惶惶,人心震惧之际,学联却立刻兴高采烈开会通电,响应张学良大的八项要求。胡适之先生因为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中主张讨伐西安的叛逆,学联居然露出狰狞的面目向胡先生警告宣言将以最后手段对付。”

 

  他们(《年华》周刊)明确认为,GCD“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一个与我们民族的存亡强弱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年华》的)时评完全改变了此前对GCD问题的那种学理式的分析方法,公开表示了对GCD在感情上的厌恶与反对。

 

  “事实上,中国GCD对外而言,只是苏联用以推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它的作用,与溥仪、殷汝耕可谓异曲而同工。”就对内而言,“中国GCD事实上已经成为纯粹军事冒险的机会主义者的集团,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政党所应该有的伦理基础”。

 

  GCD问题)的严重,倒不在于那几万势穷力蹙的残匪,真正的危险,乃在于它各种外围团体(过去的社会科学作家联盟、争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等,今日的各种救国会、所谓联合阵线、人民阵线等等)的活跃,在于它的深入于一般青年,尤其是学生之中的偏激思想。

 

  “我们不反对与GCD合作,但必须GCD本身成为真正的政党以后,必须它放弃了重视苏俄的利益甚于中国的利益以后,必须它把畸形组织解散以后”。

 

  (潘光旦)越来越看出来,从北平学联,到清华学生会、救国会及民先队等,左翼学生团体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对抗南京政府(而非抗战)上面了。

 

  (潘光旦)对左翼学生把《清华周刊》当成传播北平学联激进主张,和宣扬苏联成就的工具,深为不满。周刊在绥远事件问题上对政府的批评态度,以及宣扬北平学生向政府示威和罢课的行动,尤其让潘光旦不能忍受。

 

  (西安事变)震惊了全国各界,北平各大学校长和教授纷纷集会,并通电要求张、杨“悬崖勒马”,恢复蒋委员长的自由。清华大学教授会特别在16日代表宣言,谴责张学良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灾祸,罪恶昭著,应请政府迅予讨伐。

 

  潘光旦和清华教授在这件事(西安事变)上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震惊之余,无不为中国可能再度陷入内战深渊和引来日本入侵而焦虑万分…

 

  因为西安事变在出乎北平学联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左翼学生当晚正处在“惶惑”和“沮丧”之中。这种情况下,被右翼学生抢去他们与张学良串通的证据,自然引发了左翼学生的狂怒,马上就和兴高采烈的右翼学生打了起来,因而“造成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殴”。

 

  据不满左翼学生会的历史系学生何炳棣回忆,(清华学生群殴)起因是他当晚闯到学生会办公室,抢走张学良等津贴民先队四百元的收据一张,他们几人又去搜查了平斋左翼同学的宿舍。

 

  “抗战以来,无论国民党党外或党内,所有党派都宣告拥护三民主义和宣言拥护抗战到底。全国所有的人,除了汪逆汉奸以外,没有一个人敢反对政府或反对国策的。…不能允许团结的口号给分散力量者所利用。倘使有人口谈团结,而事实上作违反军纪,破坏团结的行为,则我们主张政府是要伸张法纪的。”

 

  (潘光旦)进而举出皖南事变后许多学生在校园里激烈谴责新四军时的态度,提醒他们,既然他们反感新四军违抗军令政令,他们自己就更应该严于律己。

 

  不久以前,在所谓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大学里很大一部分的忠公体国的青年,或在壁报上,或在座谈会里,或在朋友谈话之间,发表了不少义愤填膺的议论,最大的目的是在统一,在谴责违反军令与政令从而破坏统一的人。

 

  潘光旦对苏联的看法和对苏联制度在中国复制的担心,最初还是从胡适、罗隆基等人那里来的…当时还没有德、意法西斯制度出现,苏联是世界上唯一公开主张实行政治专制制度的国家。…胡适、罗隆基等经常在《新月》上发表对苏俄制度的评判文章,并借此抨击国民党的一党政治。

 

  在俄国,“国中不许有批评或反对政府的报纸”;人民没有集会、结社的权利,更绝对没有发表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见的可能;甚至就连研究和讨论学术的自由也没有…“凡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受嫌疑的人,国家就可以捉拿”,判决的权力,更是完全握在一个叫格伯乌的警察机关的手里。

 

  国民党坚持“以党治国”、“党在国上”,说是总理的遗教。但孙中山的这个思想却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而苏联的这种制度根本就是独裁制度。(罗隆基:《我们需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1930年)

 

  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罗隆基:《我们需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1930年)

 

  国民党可以抄写GCD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写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罗隆基:《我们需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1930年)

 

  (潘光旦)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一方面要痛批国家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又亟待欲想把中国推上同样可怖、同样否认自由与人权的共产主义的光明之境”?

 

  “自由不能在纳粹主义的德意志立足,但也决不能在共产主义的苏联立足。如果真为自由为民主着想,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应该受同样的排斥”。

 

  …集权国家利用“现代宣传术”所制造出来的可怕情景。“这种宣传的功夫,在收其利的某个人和某一政党自然是值得欣忭,怪可矜夸的事,但它对于近代文明却就给了一个大大的威胁:它排除了生活中的理性要素,完全受着兽性的冲动所垄断。”

 

  (潘光旦)坚持相信,把苏联的制度移植到中国来,无论对国家社会的进步,还是对中华民族的复兴,都是最严重的一种危害。而国民党当局的许多所作所为,包括把政治灌输和党团组织强加给学校等,就是在步德、意和苏专制政治的后尘。

 

  苏联的文化已经进入一个恐怖的专制时代了,“真正的文化,真正的理想的自由,在目前的俄国,这些东西已是想不得的,不可能的,除非一个人愿意自找杀身之祸。”

 

  在今日之苏联,人的生命只是制造历史的原料,在苏联的领袖们看来,“为了维护真正的信仰,即使在这信仰的祭坛前面牺牲任何数量的生命,也是值得的。”

 

  (在今日之苏联)“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进步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凡是本来没有阶级和无须斗争的场合,他们会用人工的方法教它有,教它成为必须。”

 

  他(潘光旦)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观点无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苏联基于马克思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抹杀个人人格和个性的集体主义的政制,绝不是一种健全的、理想的政制。

 

  19462月中旬,当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曝光,苏军在东北拆走机器、抢劫奸淫等等消息不胫而走,国民党暗中组织发动反苏示威游行时,潘光旦也义愤填膺,与西南联大110名教授联名发表《对东北问题宣言》,斥责苏军暴行,要求苏军撤出东北。

 

  “国民党掌权时,各党各派虽不能自由活动;假使一朝GCD握得政权,而国民党垮台时,各党各派则更无立足之余地。”

 

  (党派之争)就像西洋史上的宗教战争,名义上是为教义、为耶稣而战,实际上还不是各派把教义与“我”化为一体,以至非争个你死我活不可。

 

  “近代的政治党派多少都已沾染上宗教在此(宗教战争)方面的不良的臭味,不能毋我的臭味。此种臭味一日存在,大规模的战争尽管暂时不发生,两个政治党派也尽管可以谈判,可以往还酬酢,两个以上的政党也尽管可以举行协商会议,实际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还是不可能。”

 

  希望归希望,罗隆基、潘光旦等也不纯是书生一个。他们很清楚国共两党再谈,也难有和平结果。反倒是,无论哪一党胜了,其他党派更无发言之可能。

 

  罗隆基、潘光旦等固然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基本上赞同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但又不愿完全接受GCD的一切纲领,而要独树一帜,在国、共两党之间标榜第三条路线,以便能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阵营。”

 

  什么事GCD认同的新教育呢?那就是苏联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针。

 

  教育的目的是在育人,而非片面地制造专才或技术家…如果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像蚂蚁那样掌握一种能力,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非人的社会,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会变成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潘光旦)

 

  一切观念或方法一旦变成了“主义”,势必趋于武断,变成教条,亦即被偶像化。

 

  中共建国后共捕获国民党省军级以上高级战犯544名,近半数因“全国知名”,最后多教育释放;而“没有全国意义”的地方性战犯,审问无价值后,相当部分就以“血债累累,罪恶极大,非杀不足以平民愤”,按反革命分子论刑杀掉了。

 

  (光旦)曾公开讲:“GCD的做法,极像中世纪的天主教,绝不容许异教徒,坦白是忏悔,党员是牧师,马列主义是圣经,对马列主义是信仰问题,”其实,“马列主义不过是许多学派中的一派。”

 

  (潘光旦)说:“解放后的热闹,不过像新年的热闹一样,没有多大意义。”

 

  (潘光旦)说:“有些人上台讲得有声有色,好像真是全心全意拥护GCD一样,我看他们是在装假做戏,我是做不来戏的。”

 

  GCD批评和自我批评式的政治劝说形式,他(潘光旦)则十分反感。谓此不过基督教耶稣会、牛津派等教派假手外群之压力的一种方法,且是“最下”之法。

 

  对每周固定的政治学习制度,以及各种造势表态的大会小会…他(潘光旦)认为,这已经成新政权的一套仪式,“少数人导演,较大之少数人表演,更大之少数人跑龙套,而绝大之多数观场”,且讲话者必定是“满口马列八股”。

 

  因为相信新政权的根本贡献只在“国家匡合”,未来能否少做表面文章,趋于常态,力行善政,尚待观察,因此,他(潘光旦)101日的开国大典,自然也就毫无胡风、李慎之,乃至于徐铸成等人那种兴奋的感觉…只有一种“局促难安”、“单调和厌倦”的感受。

 

  (潘光旦)甚至私下里还半开玩笑讽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称:这对多数人没有大多用处,因为这“是和宗教仪式里的忏悔一样的,痛哭流涕一场,以后照样犯错误。”

  ——简直是对宗教的亵渎哦~呵呵

 

  (费孝通)在那样一种群情偏激亢奋的场合下,在那样一种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出风险几何的阵势中,要敢于站出来为自己的同事、老师公开进行辩护,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甚至于根本就不是勇气,而是一种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才会有的近乎天真的傻气。

 

  在这次反右斗争中被中共中央认定为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案,就是两大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组织的所谓“章罗同盟”。而这个所谓“同盟”的定性,纯粹是基于MZD个人的一种判断和分析得来的。

 

  730日,学校党总支专门安排潘光旦去北大参加了周炳林的全校检讨大会,让他看到周痛哭流涕、子女表态、师生肯定,最后顺利过关的场面。

 

  思想改造运动到来后,潘光旦会受到重点批判,其实是有原因的。但另一个层面的原因,可能更值得注意。这就是,中共统战部门内定的,通过重点批判潘光旦,以达到从侧面“敲打”民盟党内右翼分子,如罗隆基等人的整治部署。

 

  GY虽然明知罗隆基一贯坚持“中间道路”,甚至与美国人一直保持接触,但因为罗时任民盟副主席、政务院委员和森林工业部部长,不便在这时予以清算和打击,因而与罗隆基一向关系密切,历史上政治观点一直深受罗影响,同是民盟骨干,但地位影响小得多的潘光旦,就被内定为用来敲山震虎的对象了。

 

  几年后,新政权基础稳固,不再需要罗隆基等人装点门面,罗隆基等又坚持右翼立场不变,直接针对罗等人的清算和打击便翩然而至了。

 

  其实,联系到改革开放后晚年的梁漱溟仍旧对MZD的成就称赞不已,再想想我们所认识的父执辈中人当年有多少也曾和潘光旦一样待人、处世和顺应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政治,理解他们,真的不可能吗?

 

  (潘光旦19611965年的日记)“…政治态度认真、积极,常常反省知识分子改造过程中自身不足,极少表现自己过去一贯的思想方法,有些言论‘左’的程度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对人的“改造”如斯,真可谓“成就显著”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包括运动初始即风靡于世的出身论、成分论及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类的口号,其实都是MZD式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思维与政策的合乎逻辑的或曰必然的发展结果。

 

  历史上非党的政治人物,原本就不在党的信任之中。

  www.earm.cn田成杰2017-4-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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