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李某改编了90集电视剧本(1)

李乙农 原创 | 2017-11-13 18:57 | 收藏 | 投票

 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李某改编了90集电视剧本(1)

 

李乙隆

 

收到一位出生于1935年的潮商自传两部看后感动,为其撰剧本大纲及评论共一万多字多人说好。每天接听潮商电话两小时左右近一月。感觉得出他人老心不老,见面一看,果然。2014710日,应邀来其处工作一月内为其改自传第三部,根据他的讲述补充了几段内容,以其名义撰《后记》几千字。本来说要请李某来将其自传改编为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李某来后又来了一位美女编剧,李某与美女“竞争”失败。美女得定金三万元。都说文人相轻,但李某不喜欢轻人。作为“竞争”的失败者,李某更不会对美女编剧所写的东西说三道四。如果李某认为她写得好,就说好;如果认为不好,便沉默或顾左右而言。美女所电影故事梗概几稿均不合传主之意,李某遵传主之美女所故事梗概进行修改,总算合乎传主之意。按合同,故事梗概通过后应付第一笔酬金五万元。传主问李某付不付,李某不知如何回答。如果动员付款,万一美女所写又不合其意怎么办,而且会被误会为李某站在美女一边说话,可能得了她什么好处;如果反对付款,作为美女编剧的“手下败将”,这样做很难摆脱“心胸狭窄”之嫌。于是李某只好顾左右而言。回过头来,为成人之美,李某打电话给远在长沙的美女编剧,让她直接给传主打电话,好好沟通一下。最后没有付款,中止合作。美女早已得定金三万元。

编书报刊李某极认真,原以为是因为署名及责任感所致。为传主校改第三部书时李某也极认真,这时不得不承认,认真只是习惯,与署名及责任感关系不大。因为李某被请来,是为编剧而来的,校改书稿,只是协助,不署名,也没有谁要李某承担什么责任,李某照样一丝不苟。这类书稿,作者署名一般是传主,其他人员署名除“责任编辑”肯定是出版社编辑外,“特约编辑”、“策划”、“记录整理”等已有人署名,李某署名。书后附有许多第一、二部书的评论,李某所写的评论“致作者信”,已在网上广为发布,李某也没有要求将它附于书后,只摘几段在《后记》中。

创作上不喜与人合作,因为李某的创作往往触及心灵很个人化。因工作关系修改人家作品不管多用力,也不把自己署名为作者之一。倘若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而被合作,李某往往是团队中出力最多或较多的人,但署名却会因谦让而排后或干脆只让别人署名自己不署,也不喜欢与人合作的作品收进个人选集、个人博客个人网站这是李某的习惯。重庆有个自称出版过长篇小说、导演过电视剧的人把李某的个人作品《错过那一段缘》的题目改为《错过那段缘》,把文中一个地点改为重庆,就把自己的笔名署在“李乙隆”后面,真让李某感到奇怪。

将老板的书改编为电视剧本的过程中,李某一直独立操作,不是不尊重同事,而是想先按自己的想法拿出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本子,再交给大家讨论,综合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因为边写剧本边讨论,可能会影响李某思路,而且会因为讨论而耗时。

把传记改编为电视剧本,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是注重真实性,还是注重戏剧性。真实的人生,往往是碎片化的。李某所改编的这部自传,传主的人生是有传奇色彩的,是有许多戏剧性的,但不可能自始至终都充满戏剧性。改编为剧本时,是把那些没有戏剧性的、比较难以串起来的碎片去掉,还是尊重其人生真实,把那些人生片断都保留。李某当时给传主的那封长信,确是看其自传后有感而发,真情流露,其书打动我的,并非什么文学性、思想性,而是真实性、历史感。李某非常喜欢真实的东西,看历史剧,对其中的虚构往往不以为然。以小人物的命运来反映大历史,一直是李某所想要做的。

李某觉得,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是艺术活,可以比较随意、任性,而编剧,则是技术活。李某一直偏向于艺术,对技术性的东西,仍缺乏把握。第一稿中,李某只是把“口述体自传”中大量的叙述改成场景与对话。原著中除了叙述与描写可以改编进剧本外,还有大量的议论、说明、抒情性文字,在剧本上很难用得上。就算是描写,细致的景物描写与外貌描写,在剧本中也显得多余,比如一对恋人在海边看日出,在小说中可以用很多文字来描写海上日出的壮丽,在影视中,交给摄影师去摄下来就好了。你可以在小说中把一个女子的外貌描写得十分细致,但在剧本中,你就不用写得太细,只说清她的美丑、胖瘦、高矮就行。请范冰冰来演,范冰冰的外貌就是她的外貌;请李冰冰来演,李冰冰的外貌就是她的外貌。再比如写一个小孩走几十里路寻父,你在剧本中对他沿途吃的苦已表现得很详细很具体了,他寻不到父亲时大哭,便是很自然的事,你无须在他大哭时用一大段话来说明他为什么。因此,对原著中大量文字只能“割爱”。因为这个,与传主争论颇多。因为传主虽然署名为这三部书的作者,自视颇高,却不懂写作,更不懂剧本。

“报恩长,报怨短”。李某努力用感恩的心态、平和的情绪,来面对所遇到的一切,尽量往好方面去想。这不是阿Q精神,这会使自己过得愉悦一些,因为好多时候,愤怒和抱怨,并不能使状况变好,只会使状况更坏。除了工作上的争论,在其他方面李某不争,“逆来顺受”,顺其自然。不要对李某说什么“怒其不争”,李某现在的状况,完全是自主选择的结果,没有人强迫李某这样做;李某要争的是天下的大是大非,而不是个人的小得小失。以佛教论之,所遇到的人,都是自己应该遇到的;从作家体验生活的角度出发,所遇到的人,都是自己体察人性的对象,有些人会成就李某一些温暖人心的文字,有些人会成就李某一些探索人性的东西。感恩人生!

传主人脉颇广,不时有新的编剧来与他谈合作。编剧中的美女真不少。之所以提到美女,是因为传主每次给李某打电话说又来了哪位编剧时,总要特别强调她的美貌。李某只欣赏人家的才华,对人家的美貌不感冒,这样说有点道貌岸然,还是说实在话吧。李某在美女面前有三个自知,自知非官,自知非富,自知非年轻英俊。尽管经常被称为帅哥,但岁月不饶人。在这个时代,只要有这三个自知,你就不会对美女有任何企图。所谓品德,所谓才华,在这个时代,如果不能变成名利,没有人会觉得你德才兼备,没有美女会对不能变为名利的德才感兴趣。

一些编剧来后又离开。李某欣赏这些编剧保持着文人较强的个性。李某与他们不同。李某既然有“宁可辞职不入D,宁可失业离体制”的毅然决然,当然也该有平和与宽容的一面。自己当不成老板,总得为一些老板打工过日子。自古以来,文人总往体制里钻,文人也只有在体制里才比较有可能保持一点风骨,体制外的文人,如果没有“老板命”,往往便得把文人风骨屏蔽掉才有可能在老板之下同事之旁获得一个饭碗。这也是许多文人尽管对体制多有抨击却依然在体制中过日子的原因,因此也被一些人讥为“吃D饭砸D锅”。李某不认为他们是“吃D饭砸D锅”,他们吃的饭是纳税人的。李某理解他们,尽管李某离开体制很久很久了。正因为离开体制很久很久了,深知文人离开体制谋生之不易,更加理解他们。多年的打工人生使李某学会了任劳任怨。如果不是这样,三年前李某不可能在北京那个骄横不可一世、整天暴跳如雷的总经理手下任部门经理一年多,李某感谢他给李某全新的打工体验。李某一直认为,你要写职场,最好不要以作家去体验生活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普通打工仔的身份,求职应聘进入职场;你要写一个老板,最好不要以作家采访这种方式走近他,而是屏蔽作家身份去给他打工。只有这样,才能抓到最真实的东西。

不断有影视公司来谈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李某乐见其成。传主有的是钱,最担心的是钱投进去,拍出来的东西既不能表现传主的真实人生,又不能收回投资。

李某会努力把三部书全改编成电视剧本,然后琢玉般对剧本不断打磨,最后,找到影视公司合作,将其拍出来,广为播放,不枉传主与李某认识一场。不管怎样改,在李某笔下,一定最注重真实性和历史感。真善美,真在首位,没有真,善是伪善,美是假美。但是,李某深知,自己所感兴趣的历史感,在其他编剧那里,往往是避之唯恐不及的雷区,因为有些历史,时至今日,仍一直被遮遮掩掩着。所以,除李某之外的所有编剧,都会刻意淡化历史背景,屏蔽掉一些骇人的情节。李某理解他们,因为许多东西,写在书中还可以,要拍成影视,就不被允许了。李某也知道,自己想借助传主的人生、通过这部电视剧来表达自己的东西,在目前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李某不会去争当眼下就要投拍的这部电视剧的首席编剧。李某在等待时机。

上面内容,写于20154月,原题为《20149月至20154月工作记录》。现改为《20149月至20158月李某改编了90集电视剧本》,要增加许多内容。

20154月某天,李某在微信上给传主发去一封短信:“Y董您好!王编剧所写《H星》分集大纲我看了,觉得这样去编剧,突出戏剧性,每一集都有戏,能吸引人看下去。一些不同意见您与我也交流过了。倘若用这个大纲认真去编剧认真去摄制,应能成功。我可作为我们公司的派出人员,参与该剧的摄制。另一方面,凡事多一手准备。我会按我原计划,继续在尊重原著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把您的自传三部曲改编成九十集电视剧本。完成第一稿之后我会不断修改。改到自己较满意之后,我会通过朋友关系将这些剧本送到北京较大的影视企业的剧本编辑手中,倘若被他们看中,可由他们组织团队进行修改;如果此路不通,我还可以把大纲发在网上进行推广,寻求合作。我希望最后能拍出最真实的东西。因为主要还是您自己出资,所以不难找到合作者。

几个月后,李某与传主分道扬镳,离开了深圳。

李某为什么要与传主分道扬镳呢?在下面的内容中,可以找到答案。

李某到深圳后,与一位文化系统的退休干部同住在老板的一套房中。李某到来时,这位退休干部已被老板雇用几年了。老板就是上面所说的传主,在下文中称为Y,这位退休干部在下文中称为C。李某与C在宿舍中上班,不用到公司去,作息时间比较自由。这个自由被李某视为一大福利。配合李某工作的还有一位女同事,她需到Y的公司去上班,在下文中称她为小Y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CY、小Y都不坏。但是,如果李某以君子之风要求别人,就会看到CY有时候不够君子。

也许只是一种习惯,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君子之风吧,李某极少在老板面前说哪个同事的不是和不足。Y很精明,没多久就看出李某这个特点,批评李某包庇一切。其实,李某这样做,良善有余,正直不足,有时对共同体并无好处。在Y这里,李某唯一的一次向老板说同事的不足是这样的:

Y打电话问李某对小Y的意见书的看法,李某说小Y的意见书中,哪几点是正确的,是可以采纳的,哪几点有待讨论。放下电话后,李某向C讲了一件自认为有趣的事。几十万字的书稿虽经过出版社多次校对,但李某仍发现几十个错别字,小Y的意见书中指出两个“错别字”,却都是把正确的改成错误的:书中讲一个美女“长相姣好”,被小Y改为“长相较好”;书中引用几句看相歌诀,“五岳四渎”是术语,被小Y改为“五岳四海”。C说,这种情况你得跟老板说呀,让老板更全面了解员工呀。李某觉得有理,发一条短信告诉老板。仔细一想,C也没有发现李某改出来的几十个错别字,也没有发现小Y改错了。

在李某来之前,C已将Y的自传改编为几十集电视剧本,但Y不喜欢他的剧本,所以才请李某来。李某来后,Y说你们三人合作改编。小Y人不错,也算聪明,但并不喜欢写作,更不懂剧本,她的所谓改编,其实就是轻微改写,仍大量使用原著中的叙述性、议论性、抒情性语言,不懂得将这些语言变成画面,变成人物动作、对话和内心独白。上面已经说过,Y也不懂剧本,他看不出小Y所编“剧本”的技术性错误,只是不喜欢小Y的照抄照搬。C每天去报亭买《环Q时报》和《参考消息》来看,他还订了《文艺报》和《文摘报》,他喜欢把报上的一些内容剪下来贴成一本一本的。他喜欢看Y视的许多节目,尤其是“X闻联播”。他还喜欢书法,他的行书写得不错。写毛笔字是很能消磨时间的。所以C即使什么工作都不做也不会无聊。Y所说的三人合作,其实便是李某一人所作。Y每天都要打电话问李某:C在干什么呢?李某总是说:“C与我一起在写剧本。”李某当时所编的剧本,署上C的名,因为他是前辈,又曾要求在编剧中要排名第一,所以,李某就把他的名署在自己前面。

C跟李某性格有很多不同。李某从不在人家的作品上署上己名,如果作者署名中有李某,不管排名在前在后,李某一定是出力颇多的,甚至可能别人只是挂名而已。过后,李某一般也不视之为自己的作品,不会收进自己的作品集、博客和个人网站。李某从不白领人家工资,为人家打工,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事做,用不了多久,就会辞职,哪怕此前李某对人家有过多大的功劳。如果李某对老板很不满,也会辞职。C无事可干,白领着工资,对老板恨得要命,却不愿辞职,还总担心老板会辞退他,要李某在老板面前说他好话。其实他经济状况比李某好多了,退休金颇高,还被一位朋友请去主编一所学院的院刊。他当主编与李某当主编不同,李某当过几份报刊的主编、总编,被称为主编时是光杆司令,被称为总编时带着打字、排版、校对、打杂的几位员工,策划、采写、编辑、划版,都得亲力亲为。C的主编近乎挂名,具体工作有专职人员,所以,他只是在刊物要出版的时候到学院去看看。他的主编工资也不低。还因为他是在香港出生的而获得香港户口,每月有一千多元老人水果金。没有Y这份工资他照样把日子过得不错。如果他要靠这份工资过日子,李某会同情他,更会保护他,但他不是这样,李某便很不解。C有许多优点,总体上算是个不错的人,比如他与周围的人,都相处得很好,会关心人,当过文化干部,出过几部著作,却没有什么架子。李某刚来时,他热心而细心地指导李某使用C这套房里比较高级的各种电器。李某出门时,他给李某画地图,讲得十分仔细。他有时早起外出时,自己并没有在宿舍吃饭,也特意用电饭锅煮了稀饭,李某起床时就可以吃。中小城市体制内的文人,大多水平一般,相对而言,C算得上是有才华的。李某无意于在这篇长文中否定他,只是客观地记录。

李某刚来时,C就说了不少Y的坏话,比如啰嗦、吝啬、好色,当然举了不少例子。比如,节日从不给员工发福利,不给C报销订报费。感觉得出他对Y的厌恶程度,他居然刚认识李某不久就对李某说Y极坏。这反映了C在为人方面有文人的率真,并不像其他职场老江湖那样有城府。李某说:“Y这个人,也许称不上好人,但绝对不是坏人。他的啰嗦,我来之前已经领教过了,整整一个月,他每天给我打几小时电话,讲他一生的故事,不少内容总是重复。说他吝啬嘛,看他的自传就可以判断出来,但我们是冲着每月的工资来为他打工的,不是冲着节日福利来的,只要他不拖欠我们工资,没有节日福利,我不会说他什么。至于你说的报销订报费,不是公司订报,是你个人订报,老板不给报销不能怪他。男人大多好色,Y的好色,不是一般的好色,而是过度的好色,这也可以从他的自传看出来的。说好听一点,他是贾宝玉,说难听一点,他是西门庆。”李某为消除CY的厌恶,与C闲聊时还说:“Y没有你,照样是个有钱人。如果说以前需要你帮他出书,现在三本书都已出版,他完全可以不需要你。你没Y,也是一位在地方上有点名气的作家、编剧,是一位退休干部,退休金、兼职主编的工资、香港的老人水果金,三项加起来上万,照样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滋润。你如此厌恶他,要么干脆离开他,要么就得消除厌恶心理。我知道你一直在体制内工作,没有给私营老板打过工,不知打工的苦,不知打工所受的委屈。从个人情感与习性来说,我不喜欢现行体制,但从群体性来说,我认为,在Z制社会,文人如果不能自己创业当老板,还是活在体制内比较有面子。”

从上面这些话看来,李某好像站在Y一边似的。其实,李某比C更看透Y,更受Y的委屈。

Y喜欢看香港杂志,也喜欢谈论时政,对现Z度,Y与李某有类似的价值观,不同的是李某的批判精神既有情感也从不让理性缺席,Y纯属情感发泄。他的批判精神,完全是因为他自己在去香港之前的经历决定,他在年近五十时才去香港,此前所经历的不公与迫害,使他有刻骨仇恨。他遇到什么不懂的,都喜欢问李某,但心里并不尊重李某,在李某这里听到的话,得到的观点、知识,几天后就会当成他自己的见解、知识,拿来“教育”李某,言语十分啰嗦。如果李某稍微不耐烦,或者跟他直言你说的这些是我说过的,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他便会非常生气。真是一朵奇葩!本来,Y在阅读、看电视、思索时遇到任何问题,向李某请教,这是李某向老板显示才学的机会,李某所讲的,他十分认同而记得着,可是,他偏偏忘了是李某所讲的,几天后,反过来讲给李某听,好像李某不懂,他才懂。这种现象,最近十年,在其他人那里,也遇到过,甚至曾经视李某为偶像的一些前学生,也会拿李某的话来“教育”李某。让李某啼笑皆非。

Y很舍得在美女身上花钱,却不舍得在人才身上花钱。美女为他编剧,连个故事梗概都写不好,多次修改仍不见水平,也许不是美女无才,而是美女编剧太忙,不怎么把Y的事当事,Y与她一见面,就给她几万元定金。李某为Y的第三部书出力颇多,根据他的意思加进了不少内容,那些文字他也认可,但过后,却忘了那些加进去的文字是谁写的,全然不知李某的功劳苦劳。还没到他这里来时,作为电话“陪聊”,被他耗去了许多时间,为他写了六千多字的书评,发在几家网站,获得几万个阅读量,如果视为广告,得到他一点报酬也应该。在李某来之前的“陪聊”中,他多次叫李某别担心,说与他通电话而误工,他会给予报酬的。可李某来后,刚与他见面时他给的一千元,却在发工资时抵掉了。他在李某面前,多次表达了对C的强烈不满,可要给李某发区区这点工资,却专门打电话征询C的意见。

CY互不喜欢。CY极坏,李某反对。YC不好,李某转移话题。

在李某所编的电视剧本中,C一点力没出,这样也好,让李某自由发挥。在李某的打工生涯中,遇到过几个乱作为的领导,因为他们的插手干预,反而影响李某的工作质量,成绩是领导的,因为他们的干预而弄出了毛病,却让李某背黑锅。因此,遇到不作为的合作者或者领导,李某认为倒是好事。李某每一集都把C的姓名署在自己前面。Y的第三部书,李某出力颇多,C说要在“记录整理”一项中加上李某姓名,李某嘴上说好,心里并不当一回事。C自己在三部书的“统编”一项中署名,排在最前面。后来,书稿最后清样送来,C并没有把李某的姓名署上去。李某知道,他巴不得Y的书不要署上太多工作人员,他似乎喜欢让别人都以为这三部书主要是他弄的。其实,李某听他以摆功的口气说他加了哪些文字、做了哪些工作,反倒认为他对这三部书的贡献,远没有李某原来所设想的多。

李某虽没有参与第一、二部,但很认真地读过,并为之感动,写了六千多字,给予高度好评。前面已经说过,李某看重Y的自传是看重其历史价值而非文学价值。此自传在文学价值上尚有待提高。如果Y只把他的人生经历讲出来,在写作上任由优秀的作家发挥,没有过多干预,李某认为可以写成类似于《悲惨世界》那样的名著。

李某认为第一、二部要比李某参与的第三部好得多,因为Y这一生中的戏剧性、故事性主要都在他去香港之前出现。当李某知道C为这三部书所出的力之后,便更加肯定所谓“记录整理”者的写作水平。当李某第N次夸赞自己并不认识的所谓“记录整理”者时,C终于透露,C与“记录整理”者相处过,她并没有多高的水平,在C来之前,还有一位北京作家来为Y写作。C也不知这位北京作家是谁。C说,这三部书,应该是这位作家的功劳最大。如果李某不反复夸赞“记录整理”者,C不会透露这些。那位作家开始可能也像李某一样雄心勃勃想写成传世之作,但后来可能不满不懂写作的Y的乱干预而与Y结束合作。

Y请其他编剧来时,C绝不争第一编剧的执笔权,却要争第一编剧的署名权,理由竟是:“你不管怎么编,都是从这些书中改编出来的,这些书是我弄的,所以,我应该是第一编剧。”当然,他说这些话时,Y肯定不在场。这是什么话!就算你是这些书的作者,你没有参与编剧,人家会把你署为原著,并不会把你署为编剧,更别说署为第一编剧了。何况,说白了,你只是这三部书的编辑。你所做的工作,比如加上一些文字,做了一点修改,也只是一个编辑应做的事。

Y原先说过弄好这三部书,要给C十万元,以前已给过他八万元。三部书全弄好后,并没有再给C两万元。C就此事向李某表达对Y的不满。李某心想:Y给你房子住,你一家人在深圳,房子不宽,你本人正好需要Y这套房子来住;Y给你每月五千元工资,几年下来,总共远不止十万元。分明是你占了Y的便宜呀!李某把自己这些想法婉转地对C说了,C从此不再抱怨没有拿到那两万元。

李某原以为C是位忠厚长者,可听他对Y的各种抱怨,看到他对Y的恨意,听到他总在公司其他同事面前说Y这不好那不好,李某觉得C为人有欠厚道之处。C不想想自己在Y这里贡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只知道抱怨。但在与C的相处中,李某还是觉得C为人不错。这便是人的多重性吧。李某喜欢尽量客观、公正地记录、评价别人。

在与C的交流中,李某发现他对那些对他在李某来之前为Y所编的剧本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十分痛恨。如果是Y请来的其他编剧出乎争夺之心而恶意否定,他当然可以痛恨,但有些意见确是客观、公正的。C以前出过几部书,其中有一部剧本集,李某认真读过,还为他指出一个多少人读过都没有发现的错误。李某对集子里一些剧本,真诚赞赏。但看了他为Y所写的剧本,却觉得很一般。最让李某难以接受的是,他为Y所改编的电影剧本中竟有大量的叙述性语言。他是不懂吗?他分明是国家一级编剧,他的书中分明有几个写得不错的剧本。他懂吗?为什么不把那些叙述改成“呈现性文字”,即场景、动作、表情、台词等。也许是一时疏忽吧。

那时候他可能还不知道Z由”“M主”这两个词已成为他们D的价值观,因之每当李某闲谈时说到这两个词,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厌恶。他总说他中立偏左,其实不是。他是老D员,这个倒没问题,老D员中明白事理的人大有人在。问题是,他是《环Q时报》、Y视“X闻联播”的铁粉,怎么可能中立呢?他的公民常识几乎为零。但他并不愿接受“公民教育家”李某的公民启蒙。每当李某想对他讲一些公民常识时,他便打断:“你别跟我说这些,你别妄想改变我的世界观。”他的世界观便是本国最牛、美国最坏,香港、台湾有许多坏人。他所认为的坏人,便是那些不亲G的人。但后来,善于随缘说教、因势利导的李某,还是改变了他的许多看法。李某先顺着他的话意说下去,在他还没有警觉的时候,就把公民常识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比如,一看到Y视上关于美国的负面新闻,他会很高兴地告诉李某。李某先顺着他的话意议论了几句,接着,李某先是弱弱地问:我国没有这类事件吗?这类事件发生在我国会上Y视吗?地方台、地方报敢深入报道吗?接着,李某说,现在有了网络,这类事件会上网络,但网络上比这类事件严重的热点新闻不少,总是一个热点掩盖一个热点。再说了,美国这个事件已经过去好久了,Y视还在炒冷饭,可见,喜欢传播本国“正能量”、传播美国“负能量”的Y视,要找美国的负面新闻并不是唾手可得,也就是说,美国的“负能量”并不多。因此,即使从Y视对美国的负面报道来看,美国也不是很糟糕的吧。

有一次李某与C坐“黑的士”外出。司机交代,遇到执法人员时要说是朋友同行不能说是雇车。路上,他与司机一唱一和在说美国多坏、本国多牛。李某问司机,你为什么不光明正在地开的士,要偷偷摸摸地开“黑的士”?你没偷没抢,靠自己辛苦劳动赚钱,为什么一遇到执法人员就像老鼠见了猫?司机便说他开“黑的士”被罚过多少钱,开的士需要牌照。李某说,深圳的士牌照曾被炒至近百万元,每辆的士每月需交给出租车公司份子钱几千元。在正常社会,你只需给乘客车票就行,车票上面有税收。

在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上,YC是两个极端,简单地说,Y极右,C极左,但CY面前从来不敢反驳,甚至迎合Y,李某心想,C也真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李某与Y倒是趋同,不同的只是李某理性与感性并具,Y只是情绪发泄。

C藏书很多,但看书实在不多,在交谈中,在看历史剧时,他常常显得很无知。他居然没有看过四大古典。作为老D员,C对某D的历史和理论也十分无知,这个倒不奇怪,D员不懂D史与D理的比比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实用主义者,只关心入D对工作对生活的实惠,他们才不管什么D史与D理。2000年某集团D委拉李某入D还承诺给什么职位李某婉拒。这个社会,像李某这样宁可辞职不入D的人实在太少。对D史与D理的了解程度,八千多万D员中的绝大多数人难望李某之项背。C总剪报,整理剪报,但这些剪报,他自己也没有细看。他不是很爱读书的人,他更喜欢书法,李某对他才学的欣赏,首推书法。他看见李某看他买来的报纸时看得很认真,便以为李某喜欢这类报纸,便说他所买的报纸有多好,其实,胡说八道的报纸,李某也要看它是如何胡说八道的。良知缺失或思想错误的人,把黑的说成白的,还让不少人相信,其写作水平不可小觑。

C喜欢说不是每个官员都是贪官,这个李某相信,C肯定不是贪官,他的部门是清水衙门。李某也知道,在政府文化部门工作的一些人,工资往往相当于白拿,有什么事做时,就会有另外的报酬,比如写稿有稿费,编书有编辑费,做项目有项目费,什么都不做,也有工资可拿。C大半辈子在政府部门工作,退休后来Y这里打工,Y这里给C的地位与待遇当然不能与政府部门相比。如果总拿自己在政府部门的待遇来与Y这里相比,难免心理失衡。李某多次说过,文人给老板打工,不少老板尤其是没文化的老板心里是看不起你的。C是退休后才来的。李某是体制外的。老板们也好,社会人士也好,一般都不相信没有在体制内的文人是真文人。所以,Y在心里看不起C,更看不起李某。

 

 

个人简介
李乙隆:当过报刊编辑、记者、企业策划部经理等。教过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和历史。至2001年已在中国文联出版社等出版过四部著作,至2007年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过小说、散文、杂文、时评、诗歌共400多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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