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军民融合军事人才培养使用体系的制度安排

杜人淮 原创 | 2017-11-18 08:40 | 收藏 | 投票

 完善军民融合军事人才培养

使用体系的制度安排

 

杜人淮

 

军事人才是最宝贵的军事资源,是强军兴军之本,是战争制胜关键。随着新科技革命和新军事革命的深入推进,国防经济与地方经济、国防科技与民用科技、军队人才与地方人才已呈现出深度融合发展趋势。科学统筹军地教育资源,健全完善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体系,不仅是构建和完善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时间、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军事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提升军事人才建设质量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和盘活军地人才资源的内在要义,也是加快解决军事人才建设短板和集聚未来信息化战争急需人才的根本保证。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完善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政策制度作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的《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加强教育资源统筹,完善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体系”。

一、推动军事人才军民融合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

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培养和使用人才是我党我军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当前世界主要军事大国的普遍做法。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迅猛发展为我国军事人才的军民融合培养使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然而,受我国长期军地人才培养使用的军民分离二元结构体系影响,军事人才的军民融合培养使用仍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因此,为了健全完善军事人才军民融合培养使用体系,必须打破军地人才培养使用的“军民分割、各自为政”思想观念、体制障碍、利益藩篱,加快推动军事人才军民融合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

(一)拓展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范围

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有助于充分发挥国民教育资源优势提高军事人才培养质量效益。目前,我国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培养军队人才的主要渠道是:依托地方高校定向培养国防生,直接从地方院校接受应届毕业本科生、研究生入伍,从在校大学生中选拔飞行员,从大学毕业生中征召义务兵,从大学毕业生中招收文职人员,以及依托地方高校培养研究生和组织在职干部到地方高校继续教育等。其中以生长干部和士官的学历教育为主,结构层次不尽合理。为了更好地发挥国民教育资源优势服务军事人才培养,需要不断拓展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范围。一是培养对象要由以生长干部的培养为主,进一步拓展到包括生长干部、在职干部等在内的各类对象培养,特别是扩大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在职人员比重。二是培养类别由培养军官为主,进一步拓展到包括军官、士官和文职人员等各个类别人才的培养,做到通用专业的军官、士官和文职人员主要依托国民教育培养,确保军队教育资源主要用于军事专门人才培养。三是培养基地由以培养国防生为主的普通高校,拓展到包括普通高校、普通中学、研院所等不同人才培养,不仅要使普通高校等成为军官、士官、文职人员的主要培养基地,而且要努力使普通中学成为培养军队院校生长干部、普通高校国防生、后备士官等优秀苗子基地。四是培养学历层次由以本科教育培养为主,进一步拓展到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等各学历层次培养,逐步使大部分军官、部分士官和所有文职人员本科教育在地方大学完成,大部分士官的大专学历在地方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完成,适度扩大普通高校培养在职军官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比重。五是培养方式由军队委托普通高校培养为主,进一步拓展到包括委托培养、助贷培养、联合培养、分段培养等不同方式培养,积极探索和完善普通高校同军队院校或部队联合培养军事人才,以及普通高校与军队院校的“2+2”、 3+1、“2+3”、“4+1”等人才培养分段对接模式。

(二)完善国防生培养领导体制

我国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渠道主要是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国防生。目前,我国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国防生实行的是“军地联合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大单位指导办——驻校选培办”的三级领导管理体制。虽然这一领导体制对国防生培养管理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政出多门、协调不力、职责交叉、相互掣肘、运行不畅等弊端。不仅如此,现行的国防生培养领导体制已滞后于国防和军队改革特别是军民融合发展的步伐和要求,迫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完善国防生培养领导体制。国防生培养领导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既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又要总结我国的长处不足,更要反映当前改革的实际。本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打破了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确立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领导指挥体制。现已把军委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设7个部(厅)、3个委员会、5个直属机构,优化了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同时组建了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与此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军民融合发展改革思路举措,要求加强统一领导,搞好军地协调,加快建立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完善国防生培养领导体制必须同当前我国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同军民融合发展思路举措相契合。一是需加强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对国防生培养的统一领导、管理、协调,可下设领导国防生培养专门机构。二是需建立军委主管部门、各军种及有关大单位的专门领导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国防生的培养、管理和使用等职责。三是军队委托单位与受托培养单位需联合成立院校国防生培养领导机构,负责地方院校国防生的具体培养工作。同时,需要科学界定职责、细化任务分工、明确责任界限,形成统一领导、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三)构建地方教育资源向军事人才培养开放的政策制度

提高军事人才培养质量,离不开优质教育资源。我国地方师资力量雄厚、集中了各专业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图书馆、实验室等教学基础设施健全,拥有大量的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学科门类齐全,拥有大量国家、省部级重点学科,且许多学科发展处于世界前列;招生规模大、培训能力强、培训对象和专业覆盖面广。由于教育资源长期军地分割、自成体系,军地教育资源重复投资现象比较严重,因而军地教育资源双向开发利用和共享程度不高,国家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而制约了军事人才培养质量效益。为此,有必要加快推动地方教育资源向军事人才培养开放,努力构建地方师资力量、科研设施、创新成果向军事人才培养开放服务的政策制度。一是建立和完善聘用机制,积极鼓励军队院校聘用地方相关领域知名专家、教授担任文职教员、兼职教授,鼓励部队积极聘用地方相关领域知名专家、教授担任咨询专家、兼职教员等,努力使部队聘请地方相关领域知名专家、教授承担授课任务和培养军事专门人才制度化,不断拓展地方知名专家、教授为军事人才培养服务的领域和范围,不断丰富和完善地方知名专家、教授为军事人才培养服务形式,不断提高地方知名专家、教授为军事人才培养服务质量效益。二是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开放机制,积极鼓励地方相关试验场地、实验器材、文献资料、网络课程教材素材、教案课件、案例库和数据库等教学资源和科研设施向军事人才培养开放,军地相关业务主管部门需共同拟制发布科研设施和教学资源共享目录、制定共享办法,构建共享平台、畅通共享渠道,不断提高军事人才培养共享使用地方教学资源和科研设施效率。三是健全和完善补偿机制,激励地方创新成果向军事人才培养开放。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加快提升军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牵引,地方创新成果是地方科研人员科技劳动的创新成果和取得的知识产权,促进地方创新成果为军事人才培养服务,需要充分尊重知识产权。为此,军地相关业务主管部门需科学界定创新成果产权归属、明确创新成果转让或共享补偿标准、搭建创新成果信息服务平台等,充分调动地方创新成果为军事人才培养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外,可建立军地学分互认机制,引入学分制,建设“学分银行”,不断扩大军校学员和部队官兵到地方高校听课进修比例,从而更好地共享地方教育资源。

二、创建军事后备人才培养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是实现强军目标的战略性要求”。然而,仅仅依靠军队现有人才资源特别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将难以满足打赢现代战争的需要。为了确保打赢信息化战争,既要高度重视军队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切实把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培养作为重中之重,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军队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创建军事后备人才培养制度,为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一)充分依托普通高等学校、武器装备研制单位储备新型专业人才

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新型专业人才的储备是军事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高学历、高素质、高层次新型专业人才主要聚集于普通高等学校、武器装备研制单位,因而迫切需要充分依托普通高等学校、武器装备研制单位储备新型专业人才。信息时代条件下的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兼容发展的领域越来越广,兼容发展的程度越来越高,这不仅要求我们把依托普通高等院校和武器装备研制单位储备新型专业人才作为我军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使用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程,而且需要建立健全“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储备机制。一是建立健全新型专业人才储备库。可依托地方人才资源库对普通高等学校、武器装备研制单位新型专业人才造册登记,按专业分类建立专门新型专业人才数据库,特别要重视军队建设急需的航海、雷达、电子、通信、网络等专业领域高素质专门人才数据库建设,要具体明确各类专门人才的专业、特长、分布、年龄等重要内容,为平时利用和战时征召动员提供详细准确信息。二是建立健全分类预编制度。要在摸清和梳理储备于普通高等学校、武器装备研制单位新型专业人才的数量、类别、结构、分布等底数基础上,按照不同专业进行分类,并编入相关的预备役专业分队,平时为有关部队提供专业技术服务,战时根据需要编入相关部队遂行作战任务。三是建立健全培训机制和战时动员征召机制。既要对储备于普通高等学校、武器装备研制单位新型专业人才积极搞好国防教育,强化爱国意识、爱军意识,还要有针对性开展专门的技术演练和军事训练,增强其配合现役部队遂行战斗、支援和保障的能力,确保一旦军队建设或作战需要,能够使所储备的各类专门人才能够找得到、召得来、用得上。

(二)建立特殊人才发现培养和输送机制

随着军事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打赢信息化战争对各类特殊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相对常规人才而言,特殊人才是特指具有特殊潜质、特殊知识、特殊技能、特殊技艺、特殊经历,从而有特殊表现并发挥特殊作用的人才。特殊人才是稀缺人才资源,也是军队宝贵人才资源,能够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特殊人才通常藏于民间、风毛麟角、发现困难,甚至具有人亡技失和消失后难以再创的特点,因而迫切需要打破学历、资历、经历、年龄、身份等常规人才使用标准和要求,加快建立特殊人才发现培养和输送机制。一是可选择部分军队院校单独选拔和招录军队急需的特殊人才,包括各类奇才、偏才、怪才等。选拔和招录特殊人才是要侧重考核其特殊兴趣、专长、天赋和潜质等,同时要特殊人才的发展制定特殊的培养计划,提供特殊的配套环境条件,必要时可通过特殊政策对参加全国统考具有特殊专长和能力的考生进行破格录取。二是可把国防生等军事人才培养纳入普通高等院校特殊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改革开放后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不少地方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探索和实施了各具特色的特殊人才选拔、招录和培养机制。比如,中国科技大学为加强对具有超常智商少年培养,自1978年开始招收少年班,采取常规教育与特殊教育相结合培养模式充分挖掘超常智商少年优异潜质;清华大学自2012年开始实施“新百年计划”,面向农村学生、尖子生等推出自强、拔尖、领军三大计划,其中的“拔尖计划”主要针对具有学术理想和潜质、有突出才华并取得一定成果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领军计划”主要是面向应届高中生中的天才、专才,为未来学术创新提供一些比较拔尖的人才。其他地方大学也都有自己相应的特殊人才选拔、招录和培养机制。将国防生培养纳入纳入普通高等院校特殊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发现特殊人才,而且有助于节约选拔成本,提高培养效率。同时,也可面向普通高校直接接受其培养的特殊人才。三是通过各行各业组织的各种技能竞赛等发现和特招特殊人才。这方面我军在特招军队文体人员方面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可将这一做法进一步延伸到其他相关领域。四是畅通社会推荐和毛遂自荐发现特殊人才渠道,以解决发现特殊人才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由于特殊人才不同于常规人才,建立特殊人才发现培养和输送机制,特别需要健全完善特殊人才的认定、评价、考核、使用机制。

(三)扶持军事人才选拔培养基地

健全完善军民融合的军事人才培养使用体系,提高依托地方教育资源培养军事人才能力和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人才选拔培养基地的建设。我国经过一个时期的寓军于民军事人才选拔培养体制改革探索,逐步打破了军民分离的军事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以国防生培养为主的地方重点大学和特色大学、以士官培养为主的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选拔培养飞行员苗子为主的重点中学等军事后备人才选拔培养基地。军事人才选拔培养基地的建设状况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我军军事人才培养质量效率,因而有必要加强对军事人才选拔培养基地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军事人才选拔培养基地建设的经费投入。不仅中央财政需要依据军事后备人才培养的规律、特点和要求,扩大军事人才选拔培养基地建设专项经费投入,而且所在的地方政府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给予必要的财政资助,优化培养环境和条件,增强对优秀青年的吸引力。二是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激励政策。需在学科建设、经费投入、人员编制、职称评聘等方面军事人才选拔培养基地给予必要的倾斜政策,充分调动培养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承担选拔培养飞行员等军事人才苗子任务的重点中学,可对优秀毕业生经严格考核后采取直升相关军事院校或免试招录国防生等优惠政策,积极为军事院校和地方大学国防生输送优质生源。三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将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制度和军事人才选拔培养基地建设纳入《国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中,依法具体明确各级政府和军队有关部门和培养单位的职责分工,强化主体责任制度,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确保扶持军事人才选拔培养基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三、健全依托社会开展军事人才专业评价制度

随着军事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以军官职业化制度为重点的军事人力制度调整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客观上需要建立包括军官、士兵和文职人员等各类军事人才在内的任职资格制度。与此相适应,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军事人才专业评价制度。军事人才专业评价主要包括职业资格认证、专项技能等级认定,其中职业资格认证包括从业资格认证和执业资格认证。长期以来,我军军事人才专业评价制度,不仅涉及的人员范围有限,而且军民相互分割,这既不符合我军职业化制度改革要求,也不利于军事人才军民融合培养使用,因而需要进一步健全依托社会开展军事人才专业评价制度。

(一)通用专业并轨纳入国家评价体系

军队通用专业具有军民通用特性,将通用专业并轨纳入国家评价体系,不仅能更好体现通用专业人才的发展规律,而且有利于节约有限的军事资源,提高军事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军地人才的有效对接和军事人才的军民融合培养使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参照借鉴国家惯例并结合具体国情,逐步规范了我国职业专业分类标准,实施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评价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伴随国家专业评级制度的建立,我军针对某些岗位专业也相继实行了资格评价认证制度。目前,我军已有10多个专业、约120个专业工种开展了资格认证。军队每年为此要一次性组织安排20多万人次的考试、近百个考场的管理,每年还有近万人参加国家组织的各类执业资格考试。为应对大规模的考试,军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开展统筹考试规划、政策制定、命题阅卷、考场建设、人员培训、系统研发、组织考试以及统计分析、效益评价等工作,这不仅占用了军队有限资源,而且难以有效保障专业评价标准和质量要求。目前,国家和各省市的专业体系已经越来越完善,评价认证水平越来越高,法规制度越来越健全,工作体系越来越规范。因而,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军事人才专业评价质量和效率,迫切需要将军队必需的教师、律师、医师、厨师、物流、计算机等通用专业评价和资格证书认定工作并轨纳入国家评价体系,着力推进军事人才专业评价的军民融合发展。也就是说,凡是能纳入国家评价体系的通用专业评价就不另起炉灶、不重复建设、不自我评价。为此,一是需要统一军地通用专业分类标准,严格按国家岗位职业专业分类标准规范军队通用专业分类,为了避免出现军队通用专业与国家专业分类不匹配问题,不在通用专业前随意冠上“军队”、“军事”或“国防”名称,使通用专业人为地特殊化;二是需统一专业评价标准,严格按照国家评价标准对军队通用专业人才进行评价,为了避免出现军地通用专业人才评价标准不一致问题,不随意自行制定一套标准,螺蛳壳里做道场;三是军队通用专业人才需统一参与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职业资格考试与鉴定,获得国家统一颁发的资格证书。

(二)特殊专业借鉴国家评价办法

随着军队岗位专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不仅军队建设中的通用专业越来越多,而且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同作战训练和新军事力量直接相关的特殊专业,比如联合指挥军官、联合指挥参谋等。军队岗位特殊专业对军事人才有特殊要求,通常只有具备特殊素质和能力的特定军事人才,才能胜任特殊专业的职责。因而客观上需要对特殊专业进行专门评价,对特殊专业资格证书需要进行专门认证。由于国家和地方难以具备开展军队特殊专业评价的各种条件,也就不可能会有对军队特殊专业进行评价的机构、标准等,这就决定了军队岗位特殊专业的评价及其资格认证和资格证书认证等工作,不能、也不该与地方全盘接轨或对接,这就需要军队自行组织。虽然军队特殊专业有自身的特殊属性,但也有地方专业的一般属性,而国家又在专业评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有益经验,有诸多行之有效的评价办法。因此,为了搞好军队特殊专业的评价就有必要借鉴国家评价办法。参照国家评价的一般做法,一是需要对特殊专业的分类进行细化和规范,明确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等不同军兵种,以及军事、政工、后勤、装备等不同岗位的特殊专业类型,以增强特殊专业评价的针对性。二是需要严格规定特殊专业的准入制度和任职资格制度,应当明确规定进入军队岗位特殊专业必须通过严格考核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特别需明确规定各个特殊专业所应取得的资格证书类别及其等级。三是需要明确军队岗位各特殊专业的考核标准和要求。应当对各个岗位特殊专业的年龄、学历、经历、业绩、心智、个性、专长或偏好、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等标准条件作出具体而明确规定。四是需要健全完善评价办法。特殊专业的评价需要实施和规范全军的统一考试制度,通过军队主管部门或经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专业评价机构或认证中心用相同标准对不同考核对象进行统一考核,以增强考核的公平性。同时,为了弥补统一考试可能带来的重“应试”轻“能力”等问题,可根据需要采取面试等方式进行个别化考核,由特殊专业的行内专家组成考评委员会(或小组),就考核对象的个体素质及对特殊专业适应能力等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评估和鉴定,以增强考核的针对性

(三)评价结果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管理体系

健全依托社会开展军事人才专业评价制度,需进一步把军事人才评价结果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管理体系,实现军队与地方人才评价或证书互认。这不仅有助于军人退役或军队人才退出军队系统后更好地与地方对接,解决军人退役再就业的后顾之忧等问题,而且有助于军地人才的交流和军事人才的引进、储备,促进军事人才的军民融合培养使用,提升军事人才的发展质量效益。为此,一是需将军队专业技术资格评定结果纳入国家专业技术资格评定结果体系,便于军地专业技术人才的交流使用,特别是军队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储备,实现军队专业技术人才的跨越式发展。二是需将军队系统人员取得的资格证书纳入国家资格证书管理体系,便于军地不同专业人才特别是军队急需专业人才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储备,以有效解决军队人才的紧缺和短板问题。三是需加强将军事人才评价结果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管理体系的信息化建设,便于军队更好地把握和了解军地各专业人才发展和储备状况,加快推动军地人才的融合发展和交流使用。为做好这方面工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2020年前军队院校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要在引入国家、军队同类建设标准基础上,建立能够连接军营内外、统领机关、院校、部队的信息资源建设标准,为资源共享提供一致的规则。四是需强化相关的保密制度建设。军事人才建设不仅事关军队建设大局,而且事关战争胜负和国家安全,因而军事人才专业评价结果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管理体系,需要特别关注军事人才特别是特殊专业军事人才建设的保密工作,真正从技术和制度上解决好军事人才建设的保密问题。

四、强化军事人才军民融合培养使用激励保障机制

建立健全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体系,是社会化分工协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和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的内在要求。但现实中,我国建立全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体系还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迫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军事人才军民融合培养使用激励保障机制。

(一)加大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投入保障力度

投入是人类社会所有活动的必要条件和基础。随着新科技革命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人才投入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投入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大,并已成提升国防实力和军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因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走开一条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人才培养使用路子,就必须加大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投入保障力度。一是需要不断增加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总投入。我国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有初步融合到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为了加快推动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健康发展,需把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支出作为专项经费编入国防预算,专款专用,力争使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专项经费的增长幅度适度高于国防费的增长幅度。同时,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及承担培养任务的院校也应当根据需要给予必要的财政资助。二是需要适度加大对国防生的资助和奖励投入力度。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地方优质教育资源广纳社会英才而育之,并不断提高国防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培养更多的优秀军事人才。如果优秀青年不积极报考国防生,如果国防生缺乏应有的学习动力,就很难达到依托国民教育培养优秀军事人才目的。为了吸引优秀青年报考国防生,激发国防生的学习动力,除了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意识,并为国防生发展提供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外,还有必要提高国防生教育资助力度。不仅需要确定合理的奖学金、助学金(津贴)等标准,而且需建立国防生的奖学金、助学金(津贴)等正常增长机制,定期增加国防生奖学金、助学金等;培养单位设立的奖学金、助学金等也需适度向国防生倾斜;有条件地方和高校还有必要设立国防生专项奖学金、助学金等。三是加大国防生军事训练投入保障力度。依托国民教育培养的军事人才,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而且需要比较过硬的军事知识和军事素质。为此,需要加大国防生的军事训练投入,确保国防生在学好专业知识和打牢专业基础同时,通过加大国防生军事训练投入保障力度,为国防生提供必要的军事训练环境和条件,不断增强国防生的军事素养,提高国防生的军事岗位任职能力,确保国防生毕业后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增强其军事职业生涯发展自信心,并其在军队的职业发展奠定较为扎实基础。

(二)对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给予政策倾斜

由于军事人才培养的特殊性,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需要投入专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必然会占用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不少资源,甚至由于军事人才培养的挤出效应或机会成本而影响制约地方单位其他方面的发展。为了充分调动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地方单位的军事人才培养工作与其他方面工作协调互动发展,国家有必要对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给予政策倾斜。一是对教育经费投入实施必要的倾斜。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编制教育经费预算时需要对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给予必要倾斜,其获得的教育经费规模可适度高于不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二是对教育教学建设项目实施必要的倾斜。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室、图书馆、实验室、运动场馆及其相应的配套设备设施建设,而军事人才培养对教育教学等方面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特殊要求,因而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安排相关项目建设时,需要在项目规划、项目投入等方面对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给予必要倾斜,鼓励地方单位加大对与军事人才培养关联项目的投入和建设。三是对学科建设和发展实施必要的倾斜。军事人才的培养对学科建设有特殊的要求,因而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学科建设标准,就不能完全等同于不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这就要求国家和地方在对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在学科专业的学位授权点申报、评价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特殊政策,鼓励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集中财力和精力,积极发展有助于军事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除此之外,国家和地方还需根据军事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在人才培养工程、立项课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对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的地方单位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三)提高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体系建设法治水平

提高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体系建设法治水平,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题中之义,是加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法治保障的内在要求,是用法治来引领、规范和保障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的必然抉择。为此,一是建立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法律规范体系。需依据军民融合发展和军事人才培养使用的一般规律和我国具体国情军情,加快把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有关规定配套落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相关法规中,探索建立和完善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的专项法律制度。坚持“立、改、废”并举,及时制定、梳理、调整、补充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着力解决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方面法律体系不完善、不配套、不协调、不一致等问题,真正使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建立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法治实施体系。需依法确定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中政府和军队等相关部门职能,着力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和责任法定化,积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中“有利抢着干、无利绕着走、损利拼命躲”等痼疾,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三是建立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法治监督体系。需不断加大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检查、监督和惩戒力度,强化对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中的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确保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真正落到实处,既要有效纠正恃权凌法,又要有效制止徇私枉法,真正做到违法必究。

(《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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