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传播的力量——有王者兴必来取法

陈端坤原创 | 2017-12-02 10:21 | 收藏 | 投票

严复：思想理论传播的力量

——纪念《国闻报》创刊、《天演论》发表120周年

陈端坤

福州台江苍霞洲天演公园严复像（《嚴復宣讲西学》），陈端坤设计，严倬云题名，福建省嚴復学术研究会、福州台江区园林局建。（1996年）

严复是思想家，他先知先觉，要宣扬西学救国的道理。可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宣扬呢？郭嵩焘、陈宝琛、郑孝胥等大人物都认为你是国士，有很好的国策建议，可是你默默无闻的海军教习，怎么让国家最高领导人听到你的意见？

在专制社会里如何取得发言权？突破森严制度的层层压制，想取得发言权，必须也只能通过科举进入上层，得到上层社会的承认，也就是要取得“功名”。可是，从1884年到1893年最后一次回福州应考，严复前后十年四应科举都失败了。严复通过仕途来改变人微言轻的努力都失败了。你不是上层社会的官员，不是社会精英，你话语权都没有，谁听你说什么呀？谁承认你是思想家呀？

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人们知道你从西方取经得来的“治国明民之道”呢？

康有为争取话语权的做法对严复有什么启发吗？

1888年底，康有为两次上书，提出变法的建议，这倒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争取发言的途径啊，可是翁同龢、都察院根本不接受你这个什么家伙的“上书”，以为你是狂人神经病吧。康有为没有办法，转而回到广东去聚徒讲学，著书立说。

从1888年到1898年，康有为十年上书六次，前五次、包括1895年所谓号称有三千举子签名的“公车上书”，全部都被扣压在工部或都察院，根本没有在朝廷、在上层引起反响，光绪皇帝根本看不到。还是没有“身份”就没有发言权啊！你的意见再好，也不能上达“圣听”。

1886.11月天津时报创刊；1889.1.31.万国公报复刊。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著书立说，这些公开发表途径，严复都想过，但是你是学堂的教习、总办，没有相应的身份和知名度，也没有那么自由的条件，还要顾忌李鸿章的疑忌和申斥，还是行不通。只能在朋友书信和小范围中发发议论，还要提防小人背后打小报告，惹得许多麻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年洋务运动成果不堪一击，二十年海军建设的北洋舰队转眼之间全军覆没！小小的岛国日本，并不比大清舰队强大的军舰大炮一举粉碎了老大帝国天朝迷梦！举国悲愤，爱国人士痛心疾首。这是真的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再也不能再吹牛皮说大话，沉醉于什么中华帝国天朝大国之中了。朝野上下，一片悲观绝望，前途茫茫，“或沦无底”深渊了啊！皇帝要给《马关条约》签字盖印，急气抱头痛哭。王公大臣惊慌失措，指责埋怨，议论国事没有一个能够说到点子上。要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么不著边际不知所云。

而作为北洋海军总教头的严复，他的同学、同乡、学生、亲友几百个他熟悉的战友，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其悲愤痛心至极，远远超过了常人。

有二十年西学积累的、感觉尤为敏锐的严复，他看透了，他先知先觉了，心中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可是到那里说？他心头压着一座大山。他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常常睡不下，甚至“长夜起而大哭”。他脸不洗，胡子不剃，干脆“留须”啦。（郑孝胥日记：“已留须，尚不摧颓”）他在致梁启超信中说：

“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niewu，不安定，动乱）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

他再也憋不住了，下定决心，即使人家说他“发狂”，他也不顾什么的名声、身份，也要把自己平生所学，联系当前严酷的国内外现实形势，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呼声。

格格欲吐，终于喷射而出！1895年2-5月,严复发狂一样连续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政论。严复终于在报刊发表上争得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发言权，找到宣扬真理、批判现实的大喇叭话筒。

关于这一批文章的主旨，严复说：

“盖当日无似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然则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存亡之数,不待再计而可知矣。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

在这些文章中,“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武器，深入研究发现国家要富强，在于“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分析了西方列强的全方位优势以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应变方略。提出要变革“变今之俗”，“除旧”“布新”。

可以说，严复是维新运动时期对西方认识最为深刻的中国学者。他的思想理论，当时已经成为变法图强的火炬，点燃救亡保种维新运动的烈火。1895年5月以后，以“公车上书”为开端，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立学会、办学校、设报馆，借以转移社会风气，开启民智。严复的五篇政论文章，成为救亡运动的先导，以最完整、最先进的指导性理论，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

可以说就是这五篇运用“天演宗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联系国情，进行冷静的理论分析，具有很强针对性的“救亡保种”政论，奠定了严复启蒙思想家的崇高历史地位。特别是他所译述的《天演论》一书，尚未正式出版就开始在维新人士中传阅，后由《国闻汇编》连载了部分内容，直到1898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一时风靡全国，在维新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他带来了空前的赞誉。

严复是中国维新变法不可或缺的理论家。连自命为圣人的康有为也称赞严复“西学第一”，孙中山当面称赞严复“君为思想家”。

严复自己是自觉的认识到思想理论的重要，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定位，为此感到快慰。严复对他的儿子严琚说：

“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

面对社会普遍的赞誉，严复承认自己是天演宗哲学家。“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可见，严复对于思想理论的力量，是有自觉的认识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严复是否读过这一段话，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看看严复下面这一段话：

1896年夏，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在上海创办《时务报》。9月24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严复与汪康年、梁启超书云：

“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干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已也。不佞曩在欧洲，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此非取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余地已而。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荀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嚆失也。”

严复大力支持、全身投入维新理论的宣传，对理论的力量有清楚的认知：“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

严复把《时务报》传播维新理论比作维新变法的响箭，“则《时务报》其嚆矢（haoshi,响箭，比喻事物的开端、先行者）也。”

严复本人对思想理论力量的认知、认同，说明他是自觉的清醒的思想家。他相信思想理论的力量“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还能“摧陷廓清、力破余地”，“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成为“警世”和“维新之机”的“先行者（嚆矢）”。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李鸿章回答美国记者“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的提问时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郑曦原编，三联书店2001年5月北京第一版）严复很快就从 9月3日《纽约时报》上看到这次采访的综合报道，得到顶头上司这段话的鼓舞，立即写下“则《时务报》其嚆矢也”的信，决心组织“不吝啬”“讲真话”的编辑，要办“大发行量”的报刊。

严复一面为《时务报》供稿，一面加紧筹划在天津办报，建立北方舆论传播阵地，以便更直接、快捷地让“著书立论”“一出问世”，冀“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 。

1897年10月26日（十月初一），《国闻报》创刊号在天津出版。《国闻报》每日印一张，八开，用四号铅字排印，毛边纸，单面印刷，对折成四页，每天约八千至一万字。《国闻汇编》，每十天印一册，约计三万字，用三号铅字排印。严复在《＜国闻报＞缘起》文中，叙述该报宗旨：

“《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 “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黙为祷祝者也！”（《严复集》第二册第453页）。严复是要把报刊作为“批判的武器”，通过《国闻报》自由发表政论，大胆干预时政，振聩发聋、新人耳目，达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吾之群强”、“而吾之国强”的社会效果。

在办报期间，严复常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以及时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凱等人聚会，海阔天空地议论时局。严复经常为《国闻报》写社论，还约请北洋水师学堂部分学生参与了该报的编译工作。从创刊到1898年10月14日，该报刊载的许多重要文章（社论）都出自严复的手笔。如：《＜国闻报＞缘起》、《天津国闻报馆启》、《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书中国备赴美国费城商会事》、《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再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论中国阻力与离心力》、《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中俄交谊论》、《拟上皇帝书》、《鸦乘羊者》、《＜如后患何＞按语》、《书本馆译报后》、《论中国教化之退》、《有如三保》、《道学外传》、《道学外传余义》、《保教余义》、《保种余义》、《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论中国分党》、《说难》、《时务报各告白书后》、《论译才之难》、《八月初三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等文章。（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第421页）

《国闻报》成了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创刊不久就成为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与上海的《时务报》构成南北呼应之势，被誉为当时南北维新变法舆论的“两颗明星”。

嚴復纯熟地运用报刊作为知识分子为国是建言献策的渠道，为自己在社会上挣得最强大有力的发言权。发表《拟上皇帝书》，等于公开向最高领导直言上书，打破了等级森严转递奏折、上朝启奏的规矩，并且把庙堂高论直接向全社会公开，而《八月初三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本就是面对京城精英包括官员、知识分子的论坛演讲。《国闻报》使嚴復声誉日隆，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演讲，办学，发表文章（包括书信），都是严复挣得自由言论权的武器。1897年12月8日（十一月十五），《国闻汇编》第一期刊登了严复的《斯宾塞尔〈劝学篇〉》（未登完）。1897年12月18日（十一月二十五），严复将《天演论》译稿发表在《国闻汇编》第二册上（未登完）。这是嚴復《天演论》首次正式公开发表，从此正式开始了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出版系列专著，“致力于译述以警世”的伟大思想文化工程。

《天演論》译稿在《国闻汇编》上连续登至第六册，至1898年2月底《国闻汇编》停刊，仍未登完。此时，嚴復已经收到吴汝纶所撰写的《天演论，序言》，着手出版《天演论》单行本了。“《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胡适）知识界对《天演论》“普遍承受和近乎狂熱的崇信”，公认它是“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起點”、“近代中國最核心的信仰之一”。从1895年到1930年代的40餘年之間，各种版本《天演论》先后出版，中國可謂成了以《天演論》所主导的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直到70年代毛泽东还在提起严复、要求再版、再翻译《天演论》。2015年4与24日李克强在严复故居纪念馆指着《天演论》说：“严复的翻译确实做到了信、达、雅，这本书我插队时也读过。”“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一百二十年了，“天演惊雷”仍然发聩震聋，震撼着每一个“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