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运我做主”-策划大师王志纲给80.90后们走心的悄悄话（话多文长，点击有风险！）

　　「编者按」“人生一定要用成功来评价吗？”“什么才叫成功呢？”“我是先考公务员？还是自己去创业？”“我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能成功吗？”“在现今互联网+的时代，如何发现和抓住新的机会？”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80、90后，每天都在面对不同的困惑，都在不断拷问自己：“我的命运，我能做主吗？”

　　2015年4月29日，老王回到阔别33年的母校兰州大学，面对台下数千名充满好奇与渴望的学弟学妹们，第一次掏心窝地聊起了他的人生是怎么规划的。来，看看老王怎么说。

　　“对于没有准备的人来说，“苦难”常常是无止境的深渊；而对于有追求的人来说，“苦难”却有可能成为铸就成功的最好手段！”

　　--老王

　　王：同学们好！我是兰州大学1982年的毕业生。记得在上兰大之前，那时是文革后期，我经常练习手风琴，想从文艺这个途径改变命运。当时最流行拉的一首歌叫做《回延安》，今天虽然不是回延安而是回母校，但想起这首歌的旋律仍然非常感概，记得歌开头是这样唱的 ：“一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三十年，多漫长啊，一个人的半生就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我离开兰大已经33年。

　　我今年正好是年过花甲，而在座的同学如果是本科生的话也就21、22岁，如果是硕士生的话大概就24、25岁，如果是博士生的话也就27、28岁，而我23岁才考上兰州大学。

　　大家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年代，自己的命运完全不能自己做主，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几乎是在绝望中生活。

　　因为我父亲是当地的知识分子干部，在那个知识有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不仅无书可读，由于父亲被“打倒”，我也自然成了大家眼里的“狗崽子”，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为了洗掉自身所谓的“原罪”，正处在青春发育期的我，自己主动跑到社会最底层并和他们打成一片，长达2-3年时间。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岁月给了我非常多的财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经济学，什么叫做雇佣，什么叫做剥削，知道了什么叫做底层，什么叫做产业链，知道社会按照当时的路线走下去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个“社会大学”里面，我真真正正地感受到规律的重要性、常识的重要性。

　　对于没有准备的人来说，“苦难”常常是无止境的深渊；而对于有追求的人来说，“苦难”却有可能成为铸就成功的最好手段！

　　16岁以前，我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式去感受社会的。到了21岁的时候实在没有出路了，怎么办呢？唯一办法就是要让自己有特长。

　　⊙1976年在贵州黔西老家，王志纲当时在照片旁写下的旁白——生性好思善想，秉性多虑多焦，热衷勤攻苦读，年少饱经风霜。

　　为此我准备了两手，一手是“文”，一手是“武”。“文”就是苦练手风琴，因为我希望能够把手风琴拉好去当一个文艺兵。另外一个我还苦练篮球，我希望通过这个去当一个体育兵。

　　最后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把手风琴练到了可以独奏的地步，篮球打到了半专业的水平。我的个子虽然不高，但是跳起来也可以摸到篮框。以至于后来来到兰大，在上万的学生中竞选运动员去参加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当时只有10个名额，而我幸运地被选中。

　　这些，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苦练出来的！

　　但是光依靠这两项特长是远远不够的。终于，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高考恢复大学开始招生了。在这样一个相对平等的前提下面，我才终于迎来自己的机会。也就是说，我在23岁以前，没有任何自己的机会。不管你怎么折腾，怎么努力，你是绝望的。只有到了23岁，社会才开了一个“口子”。

　　那时候我们考重点大学，几乎是上百人里面才能考上一个，而当时兰州大学是跟清华、北大同等序列地选取学生。记得我考大学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时我还是当地的女篮教练，所以一边读书，一边训练。

　　最近回到老家，我的那些女队员赶来给我过六十岁生日。我就看到一群老大妈站我的面前，让我分辨她们是谁。当时就有人尖叫起来，说：“王教练，你居然还认得我们，当时你可是我们的梦中情人啊！”（会场众人大笑）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姑娘们没出嫁之前比谁都羞涩，但是一旦变成老大妈，比谁都“厚颜无耻”。（大笑）

　　⊙1978年王志纲考入兰大，入选兰大篮球校队

　　后来我跟随行的朋友们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看到的只是我人生中的某个片段，其实我生命的蓝图是若干片段构成的。”

　　有的人一辈子像毛驴一样，看他走了很多步，但其实只是绕着磨盘原地走，他的生命虽然很漫长，但是没有厚度，没有精彩，他每天都在重复着自己，他比动物唯一多的一点就是他会说话。

　　而有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每天在颠覆着昨天，在继承着昨天，最后他的生命不仅是有长度，也有宽度，他无愧于这个时代。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要以“我的命运我做主”这个题目和大家交流？就是不希望我们的学生“高分低能”，虽然智商很高，但只是一个“书虫”、“书柜”，一辈子读了很多书，但却不能经世致用。

　　我要告诉大家生活是很精彩的，“知行”要“合一”。要经常思考怎么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活出精彩、活出自信、活出未来，在改造社会的前提下升华自己。

　　所谓公平，应该是“起点”的公平，而不是“终点”的公平！

　　--老王

　　那么，再把话题扯回来。

　　23岁，终于可以考大学了。这时我真正地感受到公平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这里讲的公平是“起点”的公平，而绝对不是“终点”的公平。

　　今天中国又出现一种谬论，他们认为我们所讲的公平就是有饭大家吃，不管你干活还是不干活待遇都应该一样，这是错误的。如果这样就会毁掉中国，就会回到三十多年的文革前。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首先要把蛋糕做大，效率优先，做大之后，再谈分蛋糕，不是讲绝对的公平。没有蛋糕，怎么分也分不了。我认为公平就是“起点”的公平，这一点我深有感受。

　　那年我们家兄妹四人一起考大学，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的新闻系，因为我深信自己是一个当好记者的料。当时我的文史哲基础很好，但数学不好，后来在兰州大学学习的时候，只要一考数学就十分头疼。花的功夫最大，但是数学总是考得最差。当然我要强调一句话，我在兰大经济系成绩可是中上等啊，可不是最差的学生啊。现在我的一位老同学谈起以前的事情还“忿忿不平”，说：“王志纲的数学当年还没有我好，为什么现在混得比我好呢？”（大笑）

　　所以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很重要，一个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长板和短板在哪里，这样才能“扬长补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当时我的总分已经够上北大的分数线，但是后来因为院系调整，北大新闻系放到了人大，而因为我的政治分数比较高，最后阴差阳错地被同为重点大学的兰州大学政治经济系录取了。（大笑）

　　当我取得兰大录取通知的时候，思想完全没有准备，对兰大毫不了解。对于遥远的西北地区，脑海里立刻浮现了三首诗。第一首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第二首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第三首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一种苍凉之感。

　　因为我是南方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吃不到米饭。当时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兰大吃的是“钢丝面”。一直持续了两三年，改革开放使经济好转之后，我们才能吃上米饭。

　　离开兰大之后，特别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我特别感谢兰大。七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做报告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王先生，如果当初你被北京大学录取。回过头来看，你是感到庆幸呢？还是不庆幸呢？”我毫不客气地跟他们讲了一句话，我说我最大的庆幸就是来到了兰大而不是北大。（全场掌声）

　　为什么？我说在兰大有三点是北大不具备的。

　　第一点，北大是潮流前线，而在兰大我想时尚也时尚不起来，就逼得我每天苦读书。

　　青年时代不读书还干啥？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时候是需要折腾的。我就想起一首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今天的年轻人能选择的实在太多了。当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选择，逼着只好读书。用了四年时间，每天至少十个小时读书，积攒了一点功底。

　　第二点，我感谢兰大近乎于古板僵化但是极富价值的教学方式。

　　我在兰州大学经济系读了四年，现在看来我之所以能在中国做一些事，都要归功于这四年的学习。兰大当时的教学方式基本上就是照搬苏联，就是读原著。

　　我记得有两年时间就是读《资本论》，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见到我就很惊奇，就问我：“听说您读了6遍《资本论》？”他们认为我是读《资本论》才有了今天的成果。我跟他们说，《资本论》不是我想读6遍的，而是不读6遍你根本读不懂这本著作，而且还得有老师指导。那时候我们老师每天地给你讲原著，一字一句地给你进行讲解。

　　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学习的方法”。我知道老师讲解的过程中有很多教条的东西，但是透过这种专业的培训，也令我掌握了很多理论知识，逻辑知识，如果你更有创造性和用心的话，会掌握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以至于会影响你的一生，到现在我还会用这种独特的方法论去看待问题。

　　但是遗憾的是，我有很多同学成绩比我好，智商比我高，但是他们仅仅局限于老师讲解的东西，老师讲了多少，他们就还给老师多少。我有一个同学当时成绩很好，当时考试都是100分，考了99分他都睡不着觉，但是毕业30多年后他却一无所成。

　　我们不能照搬老师讲解的东西，我在学习的时候一直跟老师保持一段距离。绝对不让我自己考100分，只要80分就行了。只要一考100分你就被老师牵着鼻子走了，你就变成“他”了。所以说，学习一定要讲究方法，不能“死读书”。

　　第三点，非常感谢兰大给了我一片广阔的天地。我是西南人，我走出贵州的时候只知道落后的贵州。但是我在西北生活的四年，我知道了什么叫苍凉，什么叫浩瀚，什么叫大气，什么叫久远。在兰州，我看到了过去不曾见到的东西，就凭借兰州大学赋予我的这三点，我才能走向中国，这种见识和铸造对于我后来把握中国、把握时代有着非常大的启蒙作用。

　　所以，生命是种体验，幸福是种感觉！

　　⊙2010年，美国高尔夫球场，落日挥杆

　　一个好的学校，是成千上万的毕业生和校友共同铸造出来的精彩，一个学校再吹牛是没有用的，就像一个企业再吹也是没有用的，当人家能用到你的产品，享受你的服务都叫绝的时候，不用说，这就是你铸造出的招牌，好学校也是一样！

　　有一个段子这样形容兰大，我觉得很有意思，叫“在兰大学什么，常常出去之后不干什么”。（全场大笑）

　　前一段时间，我去重庆大学正好遇到了兰州大学前校长周绪红校长，在饭桌上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嘉奖。

　　他说：“同志们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吗？原来我在兰大当校长的时候，一到高考结束就有很多人找我走后门。走什么后门呢？第一，想进新闻系。我就告诉他们，新闻系并不最好的啊，为什么非要通过关系进兰大新闻系呢？他们说，王志纲不就是兰大新闻系培养的吗？我就急了，我告诉他们王志纲不是新闻系出来的，他是经济系的。后来，人们又跑来说要学策划，因为王志纲是策划专家吗。我再次告诉他们，兰大没有策划系。

　　最后我总结了一点：兰大毕业生的特点是什么，一个王志纲，一个李阳（注：疯狂英语创始人，兰州大学工程力学系），一个水均益（注：央视著名主持人，兰州大学外语系）：学什么，不干什么。”（全场大笑）

　　后来，我接着周校长的话说了一句话：“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通识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里面学什么就一辈子干什么，最合适的是学会计。”（笑声、掌声）

　　在今天这个时代，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我们在兰大应该学什么？特别是我们读研究生的同学，一定要学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庖丁宰牛，游刃有余。”最后，你也能像王志纲一样肚子里面装着一个炼丹炉，见到什么都能把它炼成真丹。

　　让别人接受你；让别人喜欢你；让别人离不开你！

　　--老王

　　我们大学生毕业都面临找工作的问题，都想选择当“圈养动物”，比如说公务员，因为他们是“铁饭碗”。

　　这个，我要跟你们泼一盆冷水。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来看，原来只有“体制内”，没有“体制外”，而以后的中国90%将会是“体制外”，因为市场改革的大方向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你们还年轻，你们还有30年、40年的时间去奋斗。我希望你们在走向社会之前，好好地研究自己，当走向社会的时候，你们要凭借什么。是要凭借关系吗？还是要凭借背景吗？那都是过眼烟云。“康师傅”是多大的背景啊，有多少人想依靠这个“康师傅”，最后全都鸡飞蛋打一场空，大部分人都锒铛入狱。

　　所以，靠什么都靠不上，最后只能靠自己。

　　⊙1987年，在那个年代各地年轻记者们常在新华社招待所9号楼聚首，纵论国事，王志纲经常是主讲

　　当我走向社会的时候就宣布：“我王某人只唱一首歌，只唱‘国际歌’，绝对不唱‘东方红’”。

　　什么叫“东方红”？就是宣扬“救世主和大救星”，这个世界哪里来的救世主和大救星啊？

　　什么叫做“国际歌”？就是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只能靠我们自己。

　　人只有秉持这种心态，你会从不适应到适应，慢慢地路就会越走越宽阔！

　　今天到兰大后想打听我的同学们。一打听后，他们大多都成“老爷爷”、“老奶奶”，都退休了。我就很奇怪，我觉得自己今年才60岁，还有20年的人生规划，我要干到80岁，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原来我是一个“野生动物”，我是自己给自己定人生规划，而他们是“圈养动物”，他们的人生规划由不得他们。

　　所以，我要跟大家一个忠告，你最好要做好当一个“野生动物”的准备，对于一些有个性、有激情的人来说，我觉得你最好留在体制外，这样就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当你决定要活在体制外的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的第二句话：一个人要成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登天入地”，每个人都是从“蝌蚪”开始起来的。

　　⊙1992陪新华社老社长穆青采访珠江三角洲，考察珠海西区

　　一个人要成功，不管你是才高八斗还是学富五车，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都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让别人接受你；让别人喜欢你；让别人离不开你。接受你你才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喜欢你才会把更多的机会和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最后因为你有了核心的能力人家才会离不开你，这时候你的舞台就更广阔了。

　　我遇到很多自负甚高的人，前几天我就在北京遇到一个小伙子。五年前我见他，他就在讲他的辉煌历史。五年后我见他，他还在讲他那些光辉历史，这时候他已经48岁了。当时我就说，如果下一刻我见到你还在讲昨天的故事，说明你已经被社会边缘化了。

　　一个人要总是讲那些过去的辉煌，那他就是一个极没出息的人。

　　因为今天是要跟你们讲我是怎样成长的，才会说那么多过去的事情，要不然我在外面根本不谈我昨天的事情，以至于有很多人见到我，以为我就是一个搞策划的。殊不知我在搞策划前，我在社科院呆了三年，在新华社干了十年。

　　所以，一个没出息的人总是回忆和缅怀昨天，一个有出息的人才总会着眼和展望未来。

　　什么叫成功？生命、生活、生意，一个都不能少！

　　--老王

　　“知识”分很多层次，我们总是把知识理解为脑袋里装了多少东西，其实知识是什么呢？是三个“知”：

　　第一个是“认知”。就是我们在学校学习知识并找到和前人之间的距离。

　　第二个什么呢？是“感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跟实践相结合。在主观和客观相冲突的时候找到事物的客观规律。

　　最后一个叫“顿知”，就是你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你突然顿悟了，找到了天时、地利、人和之间最佳的学习方式。

　　我希望你们找到学习的方法，希望你们多读书，也包括这本《我的命运我做主》（编者注：指的是老王赠送给兰大学生的5000本新书，原名《谋生》，王志纲著），这本书是我一些掏心掏肝的话，希望你们能有所收获。

　　去年我有一个60岁的生日活动，有几百个企业家和我一同聚会，当时我发表了一个讲演，这个讲演传播的范围很广，叫《三“生”有幸，共享未来》，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什么叫成功，什么叫不成功，并不是你官做得多大，也不在于你钱赚多少，而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生命、生活、生意，一个都不能少！

　　“生命”要丰富多彩，无愧于这个时代；“生活”要与时俱进；“生意”要做得兴旺，不要刻意，反而会做的很好！

　　我在成都有一个书院，是零八年建好的。建好这个书院以后，就发动身边的“秀才”们写书院大门对联，写了几副都不太中意。后来他们说既然看不上，就只能我自己来写了。我从来不写对联，但是我就是这种硬脾气，把我逼急了我硬要写这副对联。没想到这副对联在全国流传的特别广，我也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上联讲的是时间，叫“三千年读史尽是功名利禄”，翻开中国史书看那些千年往事，无外乎就是“功名利禄”这些事，这是人生的基础很需要，但是你会发现官做得大，钱赚得多都不能算成功，你看“康师傅”是成功的吗？那不是成功；

　　下联讲的是空间，叫“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这么多年我走遍了世界很多地方，做了很多事情，见了很多人。我发现人生除了功名利禄以外，最终还是要回到一种朴实、一种坦诚、一种坦荡的生活与精神状态，这样的人生才算完整。

　　当我看到很多官员，特别是很多有能力的官员“进去”之后，我在为他们遗憾的同时，我也在告诫自己、告诫别人，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要注意三句话：

　　第一，尊重常识，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二，敬畏规律，一分耕耘一分成果；第三，做任何事情要追求事物本质，这样才能做到处变不惊。

　　几十年一路走来，我们尽管遇到很多大风大浪，却依然稳坐钓鱼台。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尊重了规律，尊重了常识。

　　做什么事情要从他的本质来考虑，不要去投机取巧。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你可能会失去很多，但是未来的三十年、五十年，你将会“直挂云帆济沧海”，走出一个完美的人生。

　　最后，如果社会给你功与名、利与禄，那是顺带的结果，如果不给你，你也无愧于自己的人生！谢谢！

　　「问答环节·经典问题重现」

　　Q：您说公平应该是“起点”公平而不是“终点”公平 ，您对中国社会公平是如何看待的，如何提高社会的公平？

　　王：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到20世纪所谓的共产主义实践，再到现在的全球化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如果我们做一个高度概括提炼的话，一直争论的无非就是两个观点：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孰优孰劣、谁先谁后的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国家，早期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所以走向了市场化道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所谓的“公平优先”，最后经过100年的发展，最后以苏联的解体，按照美国的说法叫不战而胜，宣告以美国为代表的“效率优先论”的胜利，这是历史展现给我们的景象。

　　具体到中国，根据我对整个中国历史的了解和整个世界发展脉络的分析，按照中国的说法，叫做“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能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中国在1978年的时候，你们都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整个中国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邓小平当时曾经说过：中国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还讲什么公平呢？最后结果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所以，我总结了三句话：逼出来的改革，摸出来的市场，放出来的民营经济，这就是规律，这就是常识，这就是社会的本质。正因为遵循了这样的社会规律，中国才从全世界最赤贫的国家，变成即将取代美国第一大经济体的国家，而这一切只用了30年。

　　今天的中国效率上来的同时也滋生了很多隐性问题，第一是贫富差距，第二是官商勾结，民众信仰缺失，整个传统道德文化缺失。当你要这个的时候，必然要以另外一个作为代价，当你解决完这个战略性任务的时候，你就要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摆在中国面前的是“公平和正义”问题，但是“公平和正义”的探索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也有若干种模式“北欧模式、欧洲模式、美国模式”，透过这些模式你会发现，人类是有劣根性的，特别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选票，去维护那些所谓的弱势群体的时候，最后他将是以牺牲生产力为代价。

　　前不久我去了美国，我妹妹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奥巴马为了选票，做了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对全美国人免费医疗，其实这么做最受伤害的是我们这些中产阶级，我们一年辛苦赚来的钱要上交30%给政府，这些钱全部给了无业游民和懒人们，他们每天生娃娃或不劳而获，享受免费医疗，最后社会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美国中产阶级意见很大。

　　中国目前要解决“三个重建”，第一个法制重建，第二个道德文化重建，第三个生态重建，只有通过这几个重建才能完成整个中国的大转弯和大转型，只有把握好起点公平，我们才能万马奔腾、百舸争流，最后国家才有生机、才有未来。

　　Q：我们现在社会经验不足，如果在多年之后发现自己的工作和兴趣不符，我们是继续自己的工作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重新选择呢？

　　王：这个问题我倒是可以给你几句忠告，如果你的家境比较窘迫，父母亲没有能力帮助你，希望你能够迅速自立，甚至以后能够反哺家里。那么你就先找到一家需要你专业知识的公司，先去站稳脚跟。如果你的家境很好，并不指望你迅速拿钱来养家糊口，我觉得就去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去尝试。

　　第二句话，不管你家境条件好还是不好，你要考虑长远，5年甚至10年，还是要回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去。我有一对双胞胎儿子，最近其中一个儿子写了本书叫做《财富的孩子》，他对“富二代”这个群体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深入研究，才发现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挣扎以及不断的寻找自我。我原来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代人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发现他们存在富贵病，就是“吃饱了撑的”，不像我们当初，我们当初是没有选择的，他们现在是选择太多，导致不知道怎么选择。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极端现象，一个是没有选择，一个是选择太多，但是我高兴的是这两个小子经过几番折腾了以后，终于明确了自己人生方向。

　　所以，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自己有感觉的事情，最后坚定不移的去做这个事情，成功就是顺带的结果。我们把自己的兴趣释放出来了，成不成功也并不是那么重要了，起码我无愧平生，持这样的态度你就是一个快活的人。

　　Q：毕业后是进入社会磨砺还是自己创业，哪个对自己的发展更为重要？

　　王：这个需要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确定，但是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你还嫌自己的翅膀嫩一点，还不能展翅高飞，我建议你先当一个“备用之才”，找一个你能够适应的平台，“从士兵，到班长，到连长，到排长”去锻炼自己，然后去发现自己的能力。当你觉得自己的羽翼已经非常丰满了，渴望在天空中翱翔，你可以一步到位，到市场中去寻找自我。

　　但是不管哪一种，我认为你们首先都要先找到一个舞台，要成为舞台上的演员，而不要一步到位就去搭建舞台。归结起来就是两件事情，要么你是卖方市场，要么你们是买方市场。卖方市场就是搭建舞台，出售舞台内容的人，当老板；买方市场就是消费者和购买者。

　　人才无非就是两种： 一种叫被用之才，一种叫自用之才。很多人自己判断自己是不准确的，只有别人才能发现你的能力，通过在社会上的磨合才能真正的去发现自我的价值。

　　因此，我认为你毕业之后必须要分为几个阶段，首先要找到舞台，去展现自己、去磨练自己，翅膀硬了以后再考虑自由飞翔，我认为今天自由飞翔的办法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定要走这条路，如果你很强大，做到众星捧月，强干弱枝，你可以当老板，别人围着你转。反过来，你不够强大，你就当星星，跟着月亮走，这就是市场，这就是社会。

　　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最终的方向肯定是市场，所以我建议只要你们有条件，不要选择去当公务员，成为圈养动物，除非你是想追求稳定的人。

　　Q：作为一个学生，如何在把握时代潮流的同时做出合理的人生规划，是且行且看，还是立足长远？

　　王：这两者要有效结合，第一个，人生要有一个很长远的规划，就是这辈子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怎么去实现它？但是要有“长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有“短安排”，阶段性的计划，比如：3-5年。

　　以我为例，我是比较极端的，但是我走得比较稳健，其实我从兰州大学离开，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长远的规划，两句话，第一，绝不为官，第二，绝不从商。后来很多人就反过来问我，你现在不是在从商吗？其实是不准确的，我现在叫做“第三种生存”，在跟市场打交道的同时，我是在做学问，当我设定了这样的人生规划以后，我自己就设计了一个时间表，按照六十岁为一个时间点，做倒推人生的规划。

　　我一直在想，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兰德（注：美国著名智库）呢？我的目标很简单：要给知识找到它的尊严和价值，要走中国的特色智库之路。

　　我们毕业的时候正好遇到第一次经济调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学校主任给我们训话说：“现在不需要经济人才，而是需要培养经济人才的人才”，于是很多人到了大学当老师。当时我不愿去，怎么办呢？算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做三年学问吧，就被分到了甘肃社科院干了三年。

　　这三年我真的可以说没有耽误自己，当时甘肃社科院去了很多名牌大学的同学，他们都被分到很好的研究室，就我一个人到了一个谁都不愿意干的地方去办杂志，而且是打下手，负责跑印刷厂，负责发稿费啊、校对啊这些事情。但就在这三年里我发表了10篇论文，如果评职称的话，可以当教授了，而跟我一起去的那些人，很少有人发表可以上国家级刊物的论文。所以很多事情取决于自己，后来凭着这10篇论文，新华社把我挖走了，才开始了我想走的这条道走路。

　　在新华社的10年，因为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以后，就没有像小记者一样去抢小新闻，而是坐下来去做一些调查性的研究，写了很多包括像“沿海和内地的矛盾、诸侯经济的形成、广东移民浪潮的代价”等中央最关注的大文章，以至于中央把我叫到中南海去探讨问题，后来中央就要调我去中办，我一口就拒绝了，为什么？因为违背了我一开始的初衷。这过程当中请我去当官的机会有很多次，市委书记让我去当报社总编，一家大报让我去当副总编，很多地产大佬让我做股东，我都拒绝了。因为这都不是我想要的，违背了我的梦想。

　　在新华社干完十年我说要离开，他们都理解不了，包括当时的新华社总社社长穆青见到我痛心疾首的问我，你当时为什么要离开新华社，我说很简单，我“找裤子”去了，新华社给了我一条裤子，我把它穿破了，你们不仅没有夸奖我长得快，还说我费布，最后我只好去找一条灯笼裤，体制内没有，那我只好找到体制外去。

　　最后，我自己给自己缝制了一条叫“王志纲工作室”的灯笼裤，这一穿就穿了21年。当时在广东如果想发财，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钱是身外之物，所以我坚定不移的继续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全中国做了上千个成功的策划项目，同时我们还出了20多本专著，这一路走来，不就实现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和知识的价值”的目标了吗？把握好自己的命运，王志纲能走通，你们也能走通。（全场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