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锦文:引进港资搞房建的

张海勤 原创 | 2017-12-28 07:08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华勤 马锦文 

  亲历改革开放

  马锦文:事非经过不知难——我参与引进外资发展房地产的经历

  采写:杨苗丽 

  采访时间:2008年 

  采访地点:广州市淘金路马锦文住宅 

  讲述人:马锦文,原东山区委副书记、东山区引进外资住宅建设指挥部副指挥、市外经贸局二处处长。

  旁白:广州东山区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资建房,在不经意中成为中国大陆房地产业的开拓者,这不仅需要胆识、勇气,还要有义无反顾的决心和毅力。“杀出一条血路来”形象地说明了当年破冰之举的艰辛。采访当年参与引资建房的马锦文先生,是在林西书记的女儿林和平女士的引荐下进行的。已经在家安享晚年的马老,回首当年的奋斗经历,嘴里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难”!

  杨:马书记,您好!知道您曾参与了广州东湖新村的引资工作,这项工程创造了全国的几个第一,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党中央号召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所以,我们先后找一些当事人口述历史,之前也找过李庆符,还有人找过蔡若明,现在也请您谈谈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过程。

  马:好的。东湖新村前些年也有记者写过文章,李庆符也写了,都写得比较清楚。我现在谈谈我的亲身经历作为补充吧。现在的东湖新村,原来叫利用外资建房,当时是怎么搞起来的呢?那是很艰苦的过程,是林西书记带动搞起来的,否则,它不可能建成。

  事情得从头说起。改革开放之初,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概是在1979年初,一商局有个业务员叫李梅强,他与东山区财贸办的江德斌一起来找我,问你们搞不搞建房,即引外资进来做。我当时听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因为当年广州的住房太困难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经济衰退,各个单位很少投资建房。文革结束后,资金仍十分短缺,有人愿意来投资建房,我当然愿意要,但我不可能马上答复,只是说要回去研究一下。回去在东山区委研究了,初步同意,后来了解到投资方是原省委书记方方的外甥,联系人叫欧阳和,我们就更放心了。

  但是,引进外资进来,在哪里建,建多少,都不知道。我先到市财政局去,但当时的领导人不同意,认为不能搞。碰了钉子,我不甘心,于是我与区城建局长李庆符转去请示主管城市建设工作的市委书记林西同志。当时林西同志正生病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马上表示赞成,并说有地方,就在东湖公园旁,那里有一个废水塘,就拿那块地。的确,林西同志工作深入,主管城市建设,对广州的建设用地、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行内的人常说,广州市内哪里倒了一棵树他都知道。他拍板说找那块地,我们也认为十分合适。后来我们又去找建委,希望能确定下来。

  凡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我们得到林西同志的支持后,正满怀信心来办这件事时,想不到接下来却遭遇了重重困难。首先,在我们内部,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例如我们向市建委报建,就有领导人不同意;向园林局征地,有的领导就当面回绝,说市政工程你们不懂,我们是建公园的,不是卖公园的;同时,国家某部也出台文件,明示不能利用外资建房;市侨务部门的一些领导更极力反对,并向上反映,怕这样做会影响日后侨房的建设与销售,影响国家外汇收入;还有人认为,你们是小小的东山区,哪有这么大权力,办引资3000多万元建房的事?!并为此说了不少风凉、讽刺的话,有人说东山区委变成建房区委了,有人则说我们这样做是卖国,后来连与我们洽谈的香港公司的老板也对我们的能力表示怀疑。更多相关部门由于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事,所以都不敢贸然同意,说到底,也是怕担风险。其次是半路杀出程咬金,正当我们与香港商人接洽的时候,澳门方面也派人过来,希望在这里建房,我们开始时没有答应,没想到这件事竟捅到叶帅那里,叶帅亲自打电话给习仲勋和杨尚昆,并说十天之后要知道结果。这样,便通知我和蔡若明去小岛当面向杨尚昆汇报。当时我们向杨尚昆书记作了解释,说香港商人先进来,我们仍在洽谈中,地皮也初定,如果澳门商人一定要来建,那就找旁边那块地吧。后来,据说这个情况也向叶帅报告了。不知为什么,澳门的商人后来没有再来找我们。

  为了解决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市政府决定开一个会。这个会现在看来,有点非常会议的味道,因为是我们代替市政府通知各单位出席会议,而市委书记林西正生病住院,所以会上只由建委副主任戴机传达林西的指示,大意是支持改革,搞引进外资建房。会议传达完林西的讲话后就散会,也没有进行讨论。

  种种不同声音为引资建房造成巨大阻力与压力。但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住房,我们区委领导班子还是下定了决心办好这件事,这条血路我们“杀”定了。当时我们想,一定要上级领导支持,包括省、市领导,只要他们支持了,这个项目才有希望。于是由我出面,去找各级领导,包括市里、省里的常委,让他们签字,支持这个工程的建设。为此我花了不少时间,或到办公室,或到家里,或到会场,总之,我前后一共找了17位领导,让他们签字同意。由于时隔30年,很多人名我都记不住了,能够记住的有梁湘、薛焰、林西、欧初、罗范群、高辛、张根生、杨尚昆、曾定石等,其中有一位是在中山纪念堂开大会时我找到的,最后一位则是省委王全国书记。

  找王全国书记也很不容易。当时他刚从北京开会回来,工作十分繁忙。林西书记写了一个报告,让我们去找薛焰书记,然后通过薛焰书记找王全国书记。我和蔡若明、李庆符一起去,薛书记听了我们的汇报后,给我们写了一个条,还亲自给王全国书记打了电话,王全国书记让我们马上去他家。我们随即赶到新河浦王书记家中,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批示:同意,建6万平方。就这样,艰难的报批终于完成。征得省市领导的同意之后,我们犹如获得尚方宝剑,从而再到那些曾经跑过无数次、磨破嘴皮子的具体主管部门,如省外经委等,他们在看到省委领导的批示后,才给我们发出“通行证”。

  与此同时,与港商的谈判也在一直进行,每周六下午他们都过来与我们谈判,而且谈完就各走各的,极少请吃饭,风气是很正的。记得只请过一二次,有一次吃饭,我们坐的车还被盗,事后就听到不少议论。谈判历时半年多,终于达成协议。当时我们开出的条件是比较高的,即建成三间房,我们要回两间。港商认为这个要求太高,但我们还是坚持了。

  1979年10月15日,即广交会开幕的日子,我们与港商在龙眼洞的工商联大楼签署协议,晚上我们在北园酒家请港商吃饭,祝贺协议的达成。此前,港商把楼房的模型做好,从香港送来给我们看,那是第一次看到用塑料泡沫做的房模,非常漂亮。后来,那模型就摆在市规划局里面。他们还在香港印好东湖新村的售房宣传单张。这份传单也做得很好,看上去好像是已经盖好的房子。我拿着一大摞卖楼宣传单张在东方宾馆门口派发,不一会,就把它发放完了。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北京南路订做了一大张东湖新村房子的广告牌,就挂在东方宾馆旁,非常醒目,这张广告是不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卖楼广告,还有待历史学者去考证。

  1980年,我们应邀到香港考察,主要是学习建筑、屋邨管理等知识。我们是广州市第一批去香港考察的,当时做了两套服装,一套为中山装,一套为西装,还宣布了很多纪律,比较严格。我们一共去了13个人,在香港,我们看到了什么叫马赛克(当时国内还没有),什么叫喷涂等等,增长了见识,以后在讨论时我们与港商就有了共同语言。

  当一切条件都具备后,开工建设成为主要矛盾。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十八个月要交楼,时间是很紧迫的。建房的地是个大水塘,有9米深,没水、没电、没道路,我们拼命找余泥来填塘,打桩,设计是香港的,施工队伍是我们广州的。为确保工程进度,我们没日没夜地干,找材料、搞电、接水等等,每一件都很不容易,要克服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我们终于按期按质完成了房子的建设。大楼建成后,卖得很好,香港方面主要是香港同胞买给广州的亲戚住。广州方面则分配给有关部门解决住房困难的群众以及安排给拆迁户。

  看到东湖新村的落成,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曾经的辛劳、委屈一扫而光。现在回想起来,它的确来之不易。当年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这件大事做好,所以下定决心,顶住压力,幸亏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有林西书记的鼎力支持,还有我们区的同志们同心同德,终于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为老百姓办成了这件好事,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成功的经验。

  (摘自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亲历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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