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武装头脑”的号召、指示、批示又频频出现在喉舌、主旋律媒体上。令人似曾相识，恍如隔世。
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人及各种动物的头脑是可以被武装的。例如：本能的、遗传性的东西，人从呱呱坠地时起，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性爱、贪欲、自私自利这些东西就与生俱来，深入骨髓、基因，自然而然地存在于大脑之中。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武装头脑，一个个人也就成为一具具事实上的行尸走肉，毫无生命展现出的多姿多彩的意义。地球正是因为所有动物生灵都有本能的东西武装头脑，才使得大千世界千奇百怪、多姿多彩。由此可见，为了生存、繁衍、传宗接代的需要，大脑被武装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这个武装头脑的观点，地球上存在的人类社会理应进化成为一种理想境界和模式。至少东西方的圣贤们流传下来的名言证明，他们被武装的头脑里产生的思想曾不谋而合——世界应是大同、和谐的社会。
但是，从目前地球上存在众多国家有色人种、和族群看，东亚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炎黄子孙这个族群确实是个具有特色、特殊性的特种。翻看华夏民族进化史，被武装头脑的历史可谓悠久。大约从夏朝开始，就有了臣民被武装头脑的记载，“华夏民族历经“三皇五帝”，逐渐形成部落联盟国家。当时最高领导人，不是通过世袭，而是以“禅让”方式产生。例如，史上记载的中原部落联盟首领尧让位与舜，舜后来又让位与禹。舜和禹都是由“四岳”（各部落首领）共同推举作为接班人，通过尧或舜长期考察并得到认可后，才正式即位执政。这种禅让制，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民主制，联盟最高领导人由各部落首领民主推荐产生，既体现了任人唯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禹原想以“禅让”方式，将“王位”传给东夷人益。可是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启杀掉益而夺得王位，从而破坏原有的“禅让”规则，开创了王位世袭的家天下模式。
可以说，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流氓。杀益篡位、传位于子，无疑是卑鄙自私的流氓行为。试想，假如启不曾杀益篡位，德才兼备的益会继承“禅让”的传统，传位于贤能者。“依此类推，益的后继者也秉承这个优良传统，再经历几代人，华夏政治文明势必有所发展，甚至可能出现古希腊、古罗马那样模式的民主政治。退一步说，即便启杀益篡位了，但仍依照“禅让”规则，选定贤能的接班人，而不是传位于儿子，也不至于将华夏政治文明的萌芽过早地扼杀。”（以上引自爱思想网站陈良的《历史的遗憾》文章）
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是头脑中武装本能的自私自利遗传的结果。他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王位之先河。世袭制的致命特点是选储君只看血缘不问才干，执政规律必然趋势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桀，史书记载他是位昏庸好色的君王，他暴虐民众，大兴土木修建倾宫、瑶台，而且善武、贪色，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民间疾苦，使得诸侯叛离。夏民诅咒桀早日归天，桀听闻笑说自己是天上的太阳，太阳不死，他也死不了。并用这个神话来武装臣民的头脑。夏民便指着太阳，责问太阳何时破灭，情愿与之同归于尽。昏君用太阳长生不老来武装臣民的头脑，臣民却宁愿与其同归于尽。果然时间不长，夏被商汤替代。但商王朝也是亦步亦趋从于这个规律。到了商纣王执政，他纵情妲己女色、荒淫误国、不务正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丝竹管弦漫天乐音，奇兽俊鸟遍植园中，寄情于声色之中。而且纣王为人凶残成性，杀害忠臣义士，“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他为了观察胎儿，竟残忍地让人剖开孕妇的肚子。他想知道冬天光脚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冷，竟叫人砍掉他的双脚。尽管他以天命来时时武装臣民的头脑，但臣民们不愿为荒淫无度的暴君卖命，牧野之战后，纣王自焚，商朝从此灭亡。纣王帝辛在中国长期被认为是暴君，与夏桀并论，留下“助纣为虐”“助桀为虐”的成语。
周王朝虽然存世较长，但昏君武装臣民头脑的暴政同样举世闻名。“周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自秦始皇后，打天下座天下，奉天承运的家天下统治观已经深入骨髓和基因，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缘传承观已经根深蒂固，他们打天下座天下的首要任务，就是用奉天承运天经地义来武装臣民的头脑。秦皇汉武、唐宋宗族、成吉思汗，明清民国，无不遵循着这个武装头脑的规律周而复始、治乱循环，多少皇亲国戚、权贵卿相被灰飞烟灭，多少百姓臣民则无辜殒命。到了共和国时代，皇权武装百姓头脑的规律被登峰造极，一个主义、一种理论、一个思想强化到了“四个伟大”，而且要“年年讲、天天讲、月月讲、日日讲”。但无一例外的是，那个时代又步入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华夏民族历代皇亲国戚们，是这个世界上以血统、正宗、宫闱秘谋统治手腕武装臣民头脑著称的民族，而且对改朝换代的遗忘性最快，“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用鲁迅的话形容是“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用西方哲人黑格尔的名言：“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的确，自从启开启“家天下”模式之后，一个个朝代轮番更迭，不同家族或民族换班执政，换来换去，总是换汤不换药；思想观念与执政方式都没有什么改变，无非是打天下与坐天下，争皇位与保皇位，精神上没有任何进步，只有灾难循环而已。”“其实，在几个重大时间节点上，历史原本存在进步的可能性，或者说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只可惜那些有能力进行选择的大人物，却缺乏尧舜或伯里克利那样的胸怀，最终做出了利己而不利他的选择。（以上引自爱思想网站陈良的《历史的遗憾》的文章）用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来说“中国在种族和文化上的统一性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在这个民族臣民被只能被以一个主义、一种思想，一个理论武装头脑，做复兴梦最频频的今天，“自己的子孙不会挖自己的祖坟”，“五个不搞”，“绝不走‘老路’与‘邪路’”，坚持走特色道路，坚持国情特殊，只用这些来武装臣民的头脑论又甚嚣尘上。这个民族的所谓文明史，既是一部皇帝诏曰武装臣民百姓头脑的残酷无情桎梏史，也是一部臣民百姓不甘心被武装头脑而揭竿而起以暴抗暴斗争的王朝治乱循环史。
郁闷之中，又想已经仙逝的老先生周有光所预言的：“我理想的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我想，很简单，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可走。”“这说明，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中国要真正取得‘三十年河东’的地位，必须在社会保障、贫富悬殊、腐败控制、环境安全等方面，不断改善、赶上发达国家，而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与科学化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恕我愚鲁理解，这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制度变革里面，就包括让动辄 “重要讲话” 来让十几亿国民统一“武装头脑”的谬论彻底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