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崇拜周公。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子相信自己受命于天，传承周文化。
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这种传承周文王以来传统文化的天命感，以后学人极少有。就这一条，孔子就超越了以后二千多年的中国读书人。
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三人前后相继，奠定了周文化的基础。《史记·孔子世家》评价孔子，强调孔子在编辑整理周朝“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上的贡献， 这是一个伟大编辑的贡献。在思想上，孔子对周文化有诸多继承，但也有诸多偏离，孔子对周文化是有选择的弱继承。孔子对周文化的继承被人称颂，但他对周文化的偏离却被人忽视。偏离在哪些地方呢？
周文王信仰上帝。《诗经·雅·文王之什·大明》上说：“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周文王开籍田，亲自耕种，种出的粮食专用于献祭上帝和祖先。周文王亲自放牧，畜养的牛羊用于献祭上帝。周公告诫成王，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指文王身穿朴素衣服，亲自舂粮耕地。信仰上帝，重视生产，这是周文王的特征。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武王选择甲子日征商，是因为“甲子日，岁星当空，有利战伐”。
《逸周书》记载，灭除商纣王后，周武王召集殷贵族，对他们说，不是我敢觊觎天命，我来是“致上帝之威命明罚”。周武王强调，周人祖先后稷敬奉上帝，对农业发展做出贡献，养育生命，造福于商人和天下人，“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榖”。
周人之德，正在于“惟上帝之言，克播百榖”。甲骨文和金文的“德”字，人们解释为眼睛看正道。其实“德”的字型是人耕种，种子发芽。敬畏上帝祭祀上帝，用心种地生产粮食，使生命得以繁育，才是“德”的本义。
周公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选择有德之人承担国家重任。《尚书》“周书”以周公为主角的 12 篇中，周公每篇必称上帝，共计提到“上帝”30 次。周公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选择有德之人承担国家重任。战国文献《清华简》“耆夜”篇，记载周公诗歌：明明上帝，临下之光。周公告诫成王，要“知稼穑之艰难”。
周文化的核心，一是敬奉上帝，二是生产劳动。
“武王征商簋”腹内底铸铭文4行33字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
释文译文大意：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孔子说“吾从周”，但他从了“敬奉上帝”与“重视生产”吗？
敬奉上帝，孔子从了，因为孔子信天敬天，“畏天命”。但比起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对上帝的信仰是弱化了。这可能与孔子将自己定位为“士”有关。孔子教育的对象，是“士”，孔子从的周，指的是周的“士”文化，而直接敬奉祭祀“上帝”的权利，属于周王，“士”不能直接敬奉祭祀上帝。
孔子讲天命少，强调敬天少，这是孔子父亲为士，孔子以士自居，自觉遵从礼教而不敢多言上天上帝的缘故。周文化是分层的，王的文化，诸侯的文化与士的文化是有区别的。孔子儒家是“士”文化的儒家，以忠孝为中心，与上帝祭祀和上天信仰有距离，孔子的“士”文化影响了后人，淡化了后人对上天和上帝的敬奉。
周人因后稷而兴，后稷则以农业而兴。重视和参与生产，是周王传统。但孔子拒绝了这个传统，说“焉用稼？”
这样看起来，孔子与文王武王周公文化之间，有些偏离。
继承周文化，就是继承周文化敬天保民的传统，就要继承周文化敬奉上帝重视生产的传统。研究孔子，就要理解他以士自居的定位，就要理解他以教育士子为己任的取向，也因此要理解孔子思想中缺少王文化的特征。研究中国周文化，不仅要研究表现在儒家中的“士”文化，也要研究表现在历史中的“王”文化。从周文王、周武王到周公的王文化，一是信上帝，二是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