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培元——土窑洞造就文学大才
北京广播电视报社 张 琳 （夯石）
他从做着文学梦的延安娃到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
他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老一辈革命家树碑立传
忽培元难得一笑，笑起来是开怀的憨憨的率真的样子。将至花甲之年，而凝重和负重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变的底色，当然更是他生命中跃动了五十八载的亮色。拧起的眉头，西北人的戆直，罕有的激情、执着和实绩，常常撞击着浮在浮世上求生活求脸面的我们。
面对我的提问“怎么处理睡眠和工作的关系？怎么均衡事业和家庭的关系”，他总是嘿嘿一笑，答非所问，好像睡眠、休息是与他无关的事情。正如他曾经患有“三高”症，而治愈的手段好像不是医术，“我就每天中午绕着北海走上一圈，好着呢。”有一次，他忽然说女儿嫌他的大量藏书和手稿将来不好处理……他也不恼，用的口吻是揶揄的，当个玩笑跟别人说。我看他走路有点摇晃，像是崴了脚，就关心询问，他说没事，好着呢。从不叹气、从不发呆、从不找辙、从不扯淡，忽培元只干活，他视土地为母亲，视老百姓为娘亲，在砚田墨海，在字里行间，在颠簸途中，在星夜斗室，他把从“娘”那儿得到的所有乳汁和养分加了时代和自己的营养再还给土地和百姓。
我爱听他讲话，忽氏“陕普”（陕西普通话），短促，利落，直白，快活，平缓而抑扬顿挫。有人形容他是一本书，总是“未完待续”，总会带给你激情；有人说他是一位歌者，匍匐在大地，躬耕于砚田……我觉得还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评价到位，他说：“忽培元身兼行政官职，不是虚职而是实职，便可以直接进入当代日新月异着的生活主潮之中，包括旋涡里焦灼的社会矛盾，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体验或感受生活，而是生活逼使他必须作深刻思考；这种痛切乃至焦灼里的思考所获得的体验，就不是作为局外人的体验者的感受了；忽培元的体验就是独有的发现，而且泛溢着生活主潮的脉动。这样想来，我才理解了忽培元多年来把主业放在行政职场，始终把文学创作置于业余的因由，无疑是一位大智慧者的人生选择。”
不断学习、不断感悟、不断创造、不断付出的一个又一个日子连缀起来，就是忽培元的人生。他每时每刻都在持守着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梦、自己的底线和态度，他每时每刻都在展现着真实的丰富的思考的行动的自己，所有诱惑、所有磨难、所有险阻、所有问题，都在他面前土崩瓦解、丢盔卸甲、迎刃而解。笔者感其精神，叹其执着，仰其人格，慕其为人，特拟古诗一首相赠，题曰《忽培元印象》，诗云：“山里书香诞绮梦，土炕米酒孺子牛，秦柏风骨赞础石，千古文章脚下求。延河水，大庆油，背绳肉里扣，代代献粮忙，脊贫炼黑金，铁人精神长。花甲近，笑意稠，梦里常回土窑洞，遥想乡亲涕泪流。不趋热，专走冷，纤笔一支破万难，铁肩一副写清秋！”
挨饿、插队、教书，19岁当大队书记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忽培元祖籍关中朝邑（今大荔），生命中有29年生活在陕北山区，父亲是一辈子献身陕北水利事业的本分知识分子，母亲勤劳聪慧，与邻里相睦。贫苦山区里的书香门第，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磨砺，这就是忽培元的早期教育。他小时候挨过饿，上山挖野菜山果充饥，冬天冒着冰雪进沟打柴。及至青年，登山、游泳、滑冰、打球、长跑，他无所不精；诗文书画、文献古籍，民间艺术、乡里掌故，他无所不通，自觉自愿地野蛮体魄，涵养精神，执着于一个目标，聚焦于一个信念，穷年以求，终生不悔，面对困难从不退缩，卑视虚伪自甘落伍。高中毕业后，忽培元下乡插队近5年，这被他称为幸运的事，生在苦寒之地陕北更自言何其幸也。
“我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从小喜欢文学，很小的时候就立志，长大了一定要当作家，一直有这个梦。我父亲是建国前的大学生，老水利，陕北最早一批搞水利建设的，我母亲喜欢讲故事，对我是一种自然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古今中外的作家童年大都早熟，我也是。1958年，我3岁，就记得很多事，我老家是陕西渭南。三年困难时期，和母亲回到老家，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当时饿得别提了，大家都吃大食堂，排队打饭，后来没的吃了。我什么苦都吃过，我家6个孩子，我是老二，上面有个哥哥。”
1973年，忽培元在延安插队期间入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同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我19岁当大队一把手，管得很好，实际上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早就搞了，从1975年开始搞了3年，比小岗村还早两年。我管的那个大队1000多口人，2000多亩地，是直属队，没有分小队，我担任支书后划分了四个作业组，定地块、定劳力、定生产资料、定产量，到年底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奖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非包产到户，现在看来也很科学。”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1500多个艰苦而又充实的日子里，忽培元与这些贫下中农一道白天大干，晚上夜战，勒紧裤带，艰苦奋斗，朝夕相处，心心相印。忽培元的许多作品中都有那段生活经历的回忆和描写，可见其荡涤灵魂、升华精神之功效，忽培元说：“关中称农民上地劳动为做活，而陕北则叫受苦，春天播种，夏季早出晚归除草耕耘，与干旱抗争不止，秋天收获了，弓着身子把沉甸甸的庄稼由山里背到庄里的场上碾打，一二十里路也不休息一次，扣在肩头的麻绳，深深地勒进肉里，每个人都仿佛被五花大绑一样……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就是这样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和奉献的欢乐，自觉或不自觉地耐着苦痛走过来的……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陕北农民，这就是我所敬仰着的陕北人民。”
因为有了那一段陕北农村的艰苦生活垫底，忽培元不仅找到了可以一辈子固守的精神家园，而且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至为坚实的思想基础、生活基础和审美基础，他感悟到，共和国的大厦不是单纯靠伟人和英雄高擎，而是由千千万万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共同支撑着，亿万个默默无闻、甘当础石、基石的人们堪称当代中国的脊梁。
“为老百姓立言，替普通劳动者树碑立传”，从此成为忽培元文学创作的基本动机和永远主题。他在1991年出版的报告文学集《秦柏风骨》中刻画的人物，除费孝通教授外，多是陕西籍或多年在陕西工作的，像秦川原野上随处可见的一种古柏一样的础石和基石样的人物，他们工作不同、业绩不同，而坚韧不拔、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品格却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忽培元自己就是一株风骨硬傲的秦柏。
在30多年的从政生涯中，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
1977年恢复高考，忽培元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我是先招工，后考上的大学，1977年秋天，全国统一高考，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的古文底子很小就打下了，上大学后更加系统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大量文学名著，甚至是一些文献书籍。我能用古文写作，教过高中语文。”
1983年后，忽培元历任延安地区专员秘书、综合科长，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处长，中共潼关县委副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秘书；1996年起任延安地委副书记、延安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2004年调国务院研究室工作；2005年，被中组部选中，下派东北任大庆市委副书记；2009年再次回京任国务院研究室司长。
在忽培元30多年的从政生涯中，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每当有新作品问世，大都与他此前或眼下的任职有关，他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并做出深刻的思考，不仅写出了诸多文学作品，还写出了大量的经济社会调查研究报告，他不仅学以致用、“写”以致用，而且“政”以致用，“研”以致用。在延安工作，他写延安的革命传统，写自己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切身体验，《延安记忆》收录了他在延安工作时创作的百余篇散文；在北京担任秘书，他写了长篇传记《群山》；在潼关工作，他写了长篇小说《雪祭》，反映农村社会问题，体现出一种担当，一种责任；到大庆工作，他写大庆人，创作了6000多行的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他编大庆书，编辑出版了《大庆文艺精品丛书》（十八卷），他也因此获得大庆开发和建市以来文化发展特别贡献奖……丰厚的生活经验和长期担任县、市地方官员的历练，无疑为忽培元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他的文学作品，总是从生活出发，从现实出发，即使写历史生活，也有当下生活体验的融入，给人以厚实、亲近之感。忽培元说：“我20年前写了《雪祭》，有人要搞电影。讲的就是党的三大法宝——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国民党失败，是自己内部烂了，被自己毁了。”（未完待续）
忽培元，1955年12月生。当代著名作家、文化学者、著名书画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书画院艺委会委员、中华诗书画院院长。先后出版文学、书画作品三十余部，约1000万字。长篇传记《群山》、《修军评传》获第一、第三届全国优秀长篇传记奖。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获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长篇小说《雪祭》得到评论界好评，《中国文艺报》与作协创联部曾组织专家座谈，并整版评论介绍。古体赋文《大庆赋》、《铁人铭》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已作为大庆精神与创业历史的文化结晶，铸为铜质巨鼎铭文陈列于大庆世纪文化广场。先后主编《新延安文艺丛书》（十卷）、《大庆文艺精品丛书》（十八卷二十一本）。由于创作成绩突出，被授予德艺双馨荣誉称号，多次参加全国文代会、作代会，曾代表中国作家出访亚洲国家。2012年被大庆授予油田开发五十年文化建设特别贡献奖。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频道《筑梦中国——黄土精神筑梦人》报道了他的艺术人生。新近完成的《百年糊涂——郑板桥传》已经评审通过，2015年三月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现供职于国务院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