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广播电视报社 张 琳（夯石）
看了大量忽老师的作品，我以为忽培元的文学创作，人民性是其基础和永恒主题，他的语言融土性、诗性、灵性为一炉，作品的内容是历史和现实、都市和乡村、职场和民间交织并陈的，作品格调是深沉、昂扬、激奋、向上的，艺术上是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兼收并蓄、五味杂糅的。
当许多专业作家、成名作家早就放弃阵地、随波逐流的时候，忽培元却默默地坚守着文学的梦，不舍昼夜、不计得失、不求回报，不抛弃不放弃，像个痴情的老汉，文学是他永远光鲜亮丽的新娘……我问他：“很多人把文学当跳板、当玩儿票、当工具，你为什么不？”他说：“文学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和义务。尽管我工作能力很强，经过的事也很多，但我始终放不下文学，无论什么都影响不了我对它的一往情深，反而是爱得刻骨绵长，后劲儿越来越大，它已融化到我的生命里。文学就是我的生命，文学也救了我的命，搞党政工作这么多年，遇到很多问题，文学把我解脱甚至解救出来，退休后我不会无所事事，郁郁寡欢，我要干的事太多了。我一直种着‘两亩地’，盼着把我解脱哩，专心种好文学这一亩地。”
二十多年前，忽培元在一篇自序中写道：“苦恋文学，如同挚爱哺育过我的陕北土炕和米酒，那情分真正是与日俱增……”延安的土窑洞诞生、承载、哺育着他的文学之梦，他形容自己像生活所迫的华山挑夫，在崎岖陡峭的道路上顽强攀援，又像手持长矛的堂·吉诃德，执迷不悟，临危不惧，昏天黑地，摇摇晃晃朝前闯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顶着冷风热雨，耐着孤独寂寞……著名作家魏钢焰在忽培元的《秦柏风骨》序文中写道：“在生活的大厦中有巍峨的门柱，显要的门庭，漂亮的雕塑，也有深埋于地下的础石、钢筋，人们看不见它们，它们则默默支撑着整个大厦。”
其实，忽培元自己就是一块默默承重的础石，如此他才会与笔下的“础石们”同气相求、惺惺相惜。同事母亲去世，忽培元熬夜撰写赋文，令其家人感动莫名……木刻家修军，一辈子没搞过画展，没出过画集，没卖过画，几乎名不见经传，却被忽培元拂去历史和世俗的尘埃，用手心捧为耀世之星辰，十数年间一写再写，修军去世10年后，他出版了《耕耘者——木刻家修军评传》，此书获得第三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忽培元说：“我很少写栋梁、写廊柱，我专写埋在地下的础石，修军默默无闻地培养了很多画家，低调清贫了一生。”
著名作家王汶石如此评价忽培元的文学创作：“作者是同陕北山村的人同呼吸共命运的，即使写那些老实巴交的角色，也不无亲切地赞赏他们心地的善良……”
忽培元和路遥、贾平凹等作家同是上世纪80年代初步入文坛的陕西作家，他很敬重这两位优秀作家，更喜欢陈忠实的作品。如今有不少著名作家羡慕他的经历和作为。每次回陕西，老省委书记都会叫上几个陕西的名作家请他一聚畅谈，人们很看重他的文学才华和从政经验，陕西作协和他的母校延安大学曾同中国作协有关方面一同为他在陕西召开作品研讨会，文学界对他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详见《宝塔山》研讨会专辑）。忽培元说：“我长期在基层搞党政工作，使我或许比一般作家生活积累要丰富些，生活之外的人主观的东西就多，难免使一些作品成为生活碎片和主观臆造的怪胎。”
我问道：文学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文以载道，文也可以出名呀？
“我早就没有成名成家思想了，写作完全是一种宣泄和责任感。最近我在写《郑板桥传》，系统地研究、了解他的人生，我觉得古今文化人都是一种心态，既想入世，充满了济世思想，想改造这个世界，但同时也会有出世思想，因为他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追求，换句话说，文化人是有道德底线的。从书画、文章中可以得到无穷的乐趣，从人格自我完善来讲，只有精神是永恒的，一切物质的欲望的东西都是痛苦的。真正的读书人或者文化人是能够深切领悟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们对功利、对物质，不排斥但不会一味地追求。排斥也不现实，我们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吃饱了，欲望就多哩。我特别欣赏一些古代文化人。一个官员没有人文情怀，肯定是贪官污吏！不追求精神层面的，肯定要追求别的。我对文学、文化的热爱是恒久绵长的，追求人文情怀、文化情怀的丰满厚实是我自觉的选择。”
我继续问道：我感觉您是一个能干实事、愿干实事的人，是一个始终联系群众、淡定朴实如初的人，这些是文学所赐还是生活所赐？
“都有吧。孙犁先生在七八十岁的时候，还为自己起了个无人知晓的笔名，开始写诗，结果诗作寄出，往往被编辑退回，他便换个信封再投一家刊物，直到作品发表为止。你说这是不是淡定？用手中的笔记录和讴歌生活，不图任何回报，是我的终生梦想。从少年时代开始，这个文学的梦我追求了几十年，总觉得还没有实现，或许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我这才理解了作家海明威的那一句名言的真实含义与分量，他说：‘我一生都在学习写作，但总觉得永远都学不会。’而今日，我追求文学美梦的热情竟然没有丝毫的减退，连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所深爱着的文学之梦给了我一切，包括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没有多大功利，更没有鲜花与掌声的情况下，我清贫寂寞、自得其乐地坚守了这么长久，而且毫无倦意，我特别感激命运至今还殷切地把我这个愚笨之人挽留在这既残酷而又温柔的梦乡中。”
无论是在延安成长、生活、工作，还是后来到省城，到京城，再到大庆……忽培元的生命之根，情感之根、思想之根、文学之根都始终深扎在延安，深扎在陕北这一块鲜血浸泡过的红色土地上。著名的红色诗人贺敬之这样评价忽培元：“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对革命前辈及其业绩的崇尚以及刻苦努力学习写作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热情勤奋、思想坚定、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党员作家，在他的人品和作品中，洋溢着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力量。”
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纪实文学，忽培元的创作一直根植于生活和人民的厚土，延续着传统文脉，裹挟着陕北家乡的泥土，律动着诗性、情趣、火花与骨气。在他1977年秋写于延安的小说《土炕情话》中有这样椎心泣血却不动声色的文字：“第二天，我们送母亲上车，快开车时，母亲从窗口里拉住我的手哭了。那掉了牙而深深凹进的嘴颤着，像是有话要说。但直等开车，母亲都没吐一个字，只是默默地流泪，望着儿、媳，望着直喊‘奶奶再见’的小孙儿……绿色列车徐徐开去了，我还伸长颈项狠瞅狠瞅。顿然冷落的月台寒风呼呼，我呆立着，手捧一只绣了五星的旧烟袋包……”旧时陕北家家可见、掩藏过刘志丹的土炕成为小说的灵魂和贯穿线索，牺牲的父亲留下的绣了五星的旧烟袋包，和离不开家乡土炕的母亲，都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主人公“炕儿”和我们说着同样的话：不要忘本！本就是人民，民恩即党恩。这一精神内核是忽培元58载人生路和40余年文学创作的灵魂和血脉！
一篇文章带来人生转折——在马文瑞同志身边的日子
忽培元回忆说：“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时，每天散步都能听到他老人家讲述西北革命历史和人物故事，马老是那段峥嵘岁月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令人感动。”由此忽培元产生了书写这一段历史的冲动，这才有了《群山》的面世。谈及到马老身边工作，竟源自忽培元的一篇文章，“我写的报告文学《秦柏风骨》一文中的主人公陈元方，当过陕西省委副书记，是马老当年的副手。我想请马老题个名，没想到那天是马老亲自接的电话，80多岁了，声音洪亮，他问我写个什么标题，我说：‘秦柏风骨。’仅过了一个星期，就寄了过来。后来马老看了这篇文章，非常肯定，要我去当秘书，把家属调过来。我当时在潼关当县委副书记，正干得热火朝天……刚到马老身边工作时，有些不适应，警卫员、炊事员、驾驶员、服务员，都各管一摊，好像只有秘书没事干。这咋成呢，我是干实事的人，就跟老太太建议，马老目前的两大中心工作，一是保健；二是写回忆录、传记和文集。一切都要围绕这两大中心工作……”
1993年夏季，忽培元陪同参与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并在抗战时期担任陇东地委书记兼385旅政委长达7年之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回到陇东。第二年，即1994年的金秋时节，又受马老派遣实地考察西北革命遗址。当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行走在南梁地区被天然次生林覆盖着的黄土丘陵地带的山间小路上时，心情格外激动。他是来寻根的，更是来朝圣的。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他接触了许多从南梁地区走出的西北老革命，听他们讲了许多当年“闹红”的故事。他为撰写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和马文瑞的历史传记和生平，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陕、甘，北京和全国各地采访了许多西北老同志，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抢救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群山》出版不久，忽培元即着手搜集资料、研究史料和采访当事人的工作，开始撰写《群山》的姊妹篇《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历时近八年，《长河》发表在《中国作家》上。2012年，描写马文瑞同志与改革开放的第三部传记文学《浩海》在《新民晚报》连载57天，至此，《群山》、《长河》、《浩海》这100多万字的“苍生三部曲”历时20年终于完成。这三部力作的出版发表，得到了陈忠实、王巨才、何西来、包明德、李树声、涂途、孙伟科等著名作家、评论家的高度赞扬和肯定。2012年8月，在马文瑞同志逝世8年后，忽培元含泪撰写《马文瑞画传》，追忆了马老最后的日子……（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