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秦朔 原创 | 2017-08-14 12:33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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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拥4000亿美元市值,腾讯的掌舵者马化腾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前两年他说,“越来越看不懂年轻人的喜好,这是自己最大的担忧。”

  用户的需求和喜好瞬息万变,95后、00后人群的需求是什么?“包括微信,没有人保证一个东西是永久不变的,因为人性就是要不断更新,可能你什么错都没有,最后就是错在自己太老了。”

  在扑朔迷离的变化年代,这一句“错在自己太老了”,成了不折不扣的金句。

  然而,经历了2017年的“王者荣耀”风波,以及数字内容监管的从严从紧,马化腾会不会有一些新忧虑?

  作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具世界声誉的一位,马云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网上有一句真假莫辨的“马云说”——“我担心我们这么努力,最后所挣的钱都是医药费”。

  而从公开讲话看,马云最大的担忧可能来自支付宝。2015年冬季达沃斯,他对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查理·罗斯说了这么几段:

  “对电子商务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最开始(创业的)三年,阿里巴巴只不过是信息交换的在线市场,看看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双方谈了很久但却迟迟不能交易,因为无法支付。

  “我也跟银行谈过,但银行都不愿意做,觉得这肯定做不起来。因此,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如果我自己做支付体系,这是违反中国金融法律规定的,我没有执照,但我如果不做,那么电子商业就没有前途。

  “当时我来到了达沃斯,听了许多人对领导力的阐释,领导力也意味着责任,在听了那场讨论之后,我立刻给在杭州公寓里办公的同事打电话,‘现在就开始做,如果将来要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开心,要有人去坐牢,我马云愿一力承担。’”

  在支付宝成长过程中,马云不止一次说压力很大,有人说阿里巴巴在做金融,金融就是政治,“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不做,将对国家有害,对行业有害。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支付宝,我想都不会想,会在1秒钟内把支付宝送给国家。”

  2013年,当时的支付宝总裁邵晓峰说,支付宝在中国诚信体系的建设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阿里巴巴集团高层在内部讨论时基本达成共识,如果政府需要,支付宝随时可以送给国家,但基于银行有各自的利益考虑,支付宝不能送给银行。

  支付宝诞生后的主要压力,是能不能健康活下来。可能谁都没想到今天,支付宝已如此强大,中国移动支付更在全球遥遥领先。

  但马云的担忧,可能丝毫未减。

  在最近关于“网联”、关于“无现金社会”的众声喧哗中,这个去年在天上飞了800次、奔波在33个国家和地区、不算闭门会议和坐着发言的公开演讲差不多100场的超人,一直沉默不语。

  以支付宝为基础的蚂蚁金服就像马中赤兔,很明显,今天有一种力量试图使它易于控制一点,看得清楚一点。

  支付宝有什么错吗?没有。政府有什么错吗?没有,没有政府的包容与支持,支付宝不会像今天这样风驰电掣。

  可是,有一些深刻的变化,哪怕微妙,还是在发生。

  变化的核心,是新经济领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开始提高。

  观察中国经济的历史,会发现,那些蓬勃发展、具备新动能的经济,除了拜技术创新之所赐,在很大程度上要倚重制度性交易成本低。不过,“低”不是一劳永逸的,从“低”到“高”是会变化的。

  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一系列和市场准入、行政许可、监管规制、政策调控、监督检查等相关的成本,是企业自身努力所无法降低的。新经济因为“新”,原有的法律、规制、调控工具少,所以制度性交易成本天然就低。而在诸如传统产业改造、实体经济转型等领域,因为企业附着在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上,要转身,要脱胎换骨,总是举步维艰。

  直到今天,政府强调的重点仍是“大道至简”,顺势而为,不用“老办法”管制“新业态”,但有迹可循的是,原来处于制度性交易成本“洼地”的那些领域,具体管制正在添加而不是减少。有的添加可能是临时性的,有的则具备结构化和长期化的特征,后者强调的重点,往往不是最高的效率,而是要调和不同人群的差异。以现钞问题为例,政策底线是那些“技术弱势群体”也能得到普惠待遇,哪怕这种待遇加强了对传统路径的依赖。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社会。对支付宝来说,可能你什么都没错,错在跑得太快了。而公共政策不仅是关于创新与效率的安排,也是关于社会均衡的安排。如果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提高乃至刚性化,有助于社会均衡,那为政者就会坚持下去。

  马云可能并不担心阿里自身的创新能力,但他一定在思考,今天阿里所面临的不仅是奔跑的问题,还有场地、跑道、裁判、观众、温度湿度和风向等等问题。

  长大很不容易,长大以后更不容易。跑得慢会被吃掉,跑得太快可能有更大烦恼。

  这篇文章重点要写的第三个企业家,正处在一场由产业调控所引发的危机中。

  张士平,山东魏桥创业集团(下称“魏桥”)董事长,生于1946年。他从十几岁到一个油棉加工厂推车、扛棉包,奋斗成长,1981年开始当厂长。他领导企业在所进入的三个领域——棉花加工、纺织和铝业都做到了全国第一,纺织和铝业还是世界第一。魏桥产的牛仔布遍布全球,铝板则支持了苹果手机壳体铝材的90%。

  吴官正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时说:“山东有‘两张’,东有张瑞敏,西有张士平,都做的很成功,很了不起。”2015年,《财富》杂志评出的“年度中国商人”就是张士平。

  2017年世界财富500强中,魏桥排159位。根据官网,2016年魏桥实现销售收入3750亿元,利润133亿元,上缴各级税金80亿元。魏桥的铝业板块资产、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宏桥(股份代码:01378),2016年未经审核的收入为613.96亿元人民币,利润为72亿元。

  张士平,这位被《财富》杂志称为“斗士”的企业家,今天有怎样的危机?

  根据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四部委办公厅联合发出的“清理整顿电解铝行业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山东省发改委7月24日印发了有关通知,责令魏桥和信发关停电解铝产能321万吨。

  文件说,魏桥违规建成电解铝项目5个,违规产能268万吨;信发违规产能53万吨,“对以上违规电解铝项目,由滨州、聊城市人民政府负责于7月底前关停,同时分别停运相应规模煤电机组(不含已纳入2017年及以前年度淘汰关停机组)”。

  世界铝王,民企翘楚,巨大的违规产能,关停,这一切混合在一起,要梳理出眉目,颇为不易。

  去年1月,在新浪财经等主办的“2015十大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礼现场,我第一次见到张士平,他的发言令人感动不已。他说,我在农村长大,深深感受到一个农民要想参加工作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当厂长后想扩大生产,招几个工人,有几千人夜里排队报名,受到很大震撼。山东1982年到1985年棉花大丰收,出现严重的卖棉难,我亲眼目睹农民为了卖一车棉花,排队十几里,三天三夜还卖不掉,心情很沉重。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来扩大生产,纺纱、织布、印染、服装、家纺,办了很多劳动密集型项目,随后又干了铝业,安置了16万名职工,2015年我们的纺织普通工人工资平均是46600块钱,16万名员工15万名是农民工,相当于一年向农村转移资金70多亿元,极大带动了农民的致富,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贡献。我最大的梦想和责任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16万名员工安全劳动、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家有所居、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子女有学上。

  通过独特而完整的保障体系,上述四“有”,魏桥基本都做到了。如果说把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体现了张士平的爱心,那么在市场上,他则是一个永争第一、令竞争对手望而生畏的名字。

  张士平的法宝很简单,就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扩张产能,他认为做企业如卖青菜,都是“低买高卖,中间不浪费”。他善于并购低迷的国企,不断新增生产线,严格采购,严明管理;他在非洲开采极廉价的铝土矿石,从山东地方政府那里得到土地和税收支持,自建电厂、孤网运行、因而拥有比国家电网便宜1/3以上的电力(这是电解铝最主要的成本);他不仅构建起从铝矿石到铝加工垂直一体化、“铝水不落地”的产业闭环,而且引进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在环保方面做到世界领先。

  无论纺织还是铝业,全球的供给都严重过剩,而魏桥就在这里成为“红海之王”。2014年魏桥超过俄铝问鼎全球最大铝制造商,高盛报告称,中国宏桥是全球铝业中少数可以维持利润者,甚至是唯一一家还在赚钱的公司。也是在2014,中国铝业(601600.SH)亏损162亿元,成为A股“亏损王”。

  从今年3月中国宏桥在香港被做空、3月22日停牌至今,到7月魏桥被关停电解铝产能286万吨,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又是错在自己太强大了!

  但是当“强大”变成一种错误,我们又必须仔细分析,到底“错”在哪里?

  本质上,时移世易,今天的发展环境不同于以往了。而张士平扩张的“刀”还和原来一样锋利。

  一个很大的环境变化,是央企和地方民企关系的变化。在相当长时间里,地方民企,特别是小地方的大民企,因为对地方经济具有支柱性影响,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政企联合体”,地方政府帮助企业撑出一个有弹性的发展地带。作为电解铝行业的后入者和对每一分投资高度负责的民企,论技术、成本、效率、环保等等方面的先进性,魏桥肯定超过国企,其产能扩张在地方上也肯定得到支持(否则用地都解决不了)。但是,严格按照中央部委的审批,相当一部分产能又是没有出生证的。魏桥越强大,对手尤其是国企越辛苦。而当央企的重要性被重新审视,而通过钢铁、煤炭行业的产能压缩,央企、国企又表现出利润的强劲复苏,那么在更多行业,类似的“供给侧出清”都可能发生,地方政府原来撑出的弹性空间将大大挤压,竞争力再强的骨干民企也会被波及。

  有人说,处罚魏桥是“国进民退”的最新版本。如果以此来提醒中国铝业等国企切实提升效率,以此来呼吁公平的游戏规则,那是有道理的。但具体到违规产能被叫停,则并非是“民”之退,而是严格执行原有的规则。2015年6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就有《关于印发对钢铁、电解铝,船舶行业违规项目处理意见的通知》,对电解铝行业2013年5月以前的违法违规项目明确提出了处理意见,今年的专项行动既是检查那些违规项目到底处理了没有,又是处理2013年5月之后新上的违规产能。按违规产能表,魏桥的量最大,自然被砍。

  在新的五大发展理念下,地方传统的鼓励大干快上的增长模式无法延续了。当然,客观上,国企、央企成为巨大获益者。

  在历史上,挑战和冲破政府管控,代表的是先进方向。张士平最早做油棉加工时,棉花受到严格管控,生产规模无法扩大,他在同行中第一个出去收购大豆、花生、棉籽加工油料,三年后企业成为全国棉麻行业利润第一。但在今天,当中国希望超越那种简单规模扩张的重化模式,你还要无止境地往前走,在全行业一枝独秀,只有你能赚钱,这种一荣九衰的“卓越”反而会成为负担。

  因为志在扩张的“当第一”的文化,某些动作的畸形也就难免。中国宏桥过去不到两年时间,更换了德勤和安永两大著名会计师行,是业内少见的。根据宏桥的说法,和德勤是审计费用谈不拢。安永则是在2016年11月、2017年2月中国宏桥遭遇沽空后,致函要求就沽空质疑问题进行独立调查,而宏桥方面并不认同独立调查,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安永辞任。

  做空机构沸沸扬扬的中国宏桥沽空报告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核心是质疑其显著高于同业的利润有虚报成分,而这种虚报又来自发电、氧化铝等部门和上市公司间的关联交易,此外还有对财务数据的质疑。

  中国宏桥至今没有复牌。根据个人研究,我的基本看法是,宏桥前几年为了实现产能扩张,对资金的需求非常饥渴,而上市公司作为融资平台,如果能有更高利润,融资能力会更强。这天然构成了通过财务处理来体现利润的诱惑。但最近一两年,由于产业调控压力,宏桥扩张性受阻,应该没有“做”利润的动力,现在的利润应当比较真实。但无论如何,宏桥在资本市场的形象遭遇了严重打击。

  魏桥违规产能被处理,还有一个不可抗力,就是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北京周边“2+26”城市在冬季采暖季对电解铝厂要限产30%以上。这一点,又和新发展理念相关。

  当我想到71岁的张士平,拼尽一生拿下两个“世界第一”,想到这个尊敬王永庆而不钦佩李嘉诚、绝不进入房地产和期货领域的实业家的传奇,想到这个受到过无数委屈依然不放弃不抛弃的民企英雄的命运,我看到的是我们民族在经济崛起年代的伟大力量。

  但行业也一直有人说,“张氏刀法”是“极其朴素极其野蛮的大生产路线”。这种评价低估了魏桥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意义,但从在地方政府强力支持下过度扩张的历史来看,评价又是客观的。

  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商业环境变迁、商业价值重估和商业价值观重塑。在新发展理念和新型政商关系下,过去行之有效的增长与竞争路径都在面对挑战。张士平的魏桥因此也不能不承受最强大公司的烦恼:可能你什么都没错,错在自己太强大了!错在你强大的方式,外部利益相关者今天不再接受了,要调整了。

  创业代中国企业家如果不能有效回应这种新挑战,他们的下一代——比如张士平的儿子是中国宏桥的行政总裁,一个女儿是纺织板块董事长,另一个女儿是威海魏桥工业园老总,他还有很多亲戚在魏桥担任要职——注定会走得更难。

  把发展理解为“最大化规模扩张”,持有这种理念的企业家必须思考一个新问题:如何恰当发展。恰当二字,包含了对政府、社会、行业竞争者、民意的更全面的均衡理解。

  最强大公司的烦恼,也可能孕育着新的发展方式。但无论他们多么烦恼,他们都比那些虚大低效的企业,代表着进步的方向。

  市场化方向,法治化轨道,制度性成本,新发展理念,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在新框架下,沉默而倔强的张士平,将如何引领魏桥?

  有一种敬意在心头升起,有一种无语在周围弥散,但中国企业家的集体力量,无论怎样周折,终会浩荡向前。

  商业,真的不止是商业。而强大,有时真的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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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上海文广集团《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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