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争的主角——中国文人的尴尬与风骨

黄胤然 原创 | 2017-08-02 18:37 | 收藏 | 投票

“双章书法”®:万里鹏云擎汉梦,千秋龙野隐唐雄。黄胤然诗联,赵志军书法

众所周知,在很多国外文明里,其古代文化方面的精英学者,有很多不是承蒙皇帝、国王的供给包养,就是受到教会或贵族的资助扶持,抑或商人们的求购捐资,再后来就是各类大学、研究机构丰厚的薪资支撑,完成了他们辉耀古今、造福后人的各类思想和艺术作品。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两河流域文明开始直到现在国外的众多文明里,其文化和商业和合得如此成熟完善,让其他文明艳羡不已。在他们那里文人不耻于谈钱,商人景仰文人,更不大会赖账。在众人眼里,商人之中尤其商人的犹太人,自古就有一条古老的谚语:宁肯砸锅卖铁,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

在而今的西方社会,国家、政府、教会、各类基金、公益组织乃至商家客户,和其学者文人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规范体面的“文—金”“艺—钱”交易系统,令涉足的各方各献其才(财)、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几千年前,中国老祖宗畅想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大同社会,却在当今西方社会这一领域灿烂地折射而出了。恐怕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及其文创产品,不但满足了其现有的社会及市场需求,更大量地被广泛引入全球各地。请注意笔者用的是“引入”而不是“输出”,因为西方发明的东西,比如手机你可以不用,交流继续用烽火台;物联网你可以不用,继续用马拉人扛的驿站系统;美国大片你完全可以不看,继续观摩样板戏……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不是他们硬打进来的,是你的社会和老百姓趋之若鹜地选择的。


巴黎市中心没被“革命”的欧洲文化地标之一——凯旋门

西方文化的那种大规模、全方位的引入,赚取了我们大量的外汇。与我们持续多年的经济顺差完全相反,我们在文化上、精神上、灵魂上按照其不同于经济的衡量指数来说,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逆差,而且随着我们经济的强盛,这种文化的逆差,不减反增。这与我们是唯一没有中断的“5000年”的文明古国,而且有近十四亿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古圣先贤的良种后代等文明前提,极不相称。这实在是中国当代文化人的耻辱和心痛。

不知道为何,中国的文祖诗宗们,自文明燧光初现已降,就和国外文明那种文人及其他阶级所达成的和谐高效之共生交易体系不同,我们比较折腾,直到现在还没有和合而成一个体面有效的互惠共荣系统。自古以来,中国的社会排位系统里,士农工商,把商贱到了最低的下位,可谓在古代文人就和商人结下了梁子,令商人耿耿于怀至今。不知道这是中国文人的失败,还是文人的风骨所在。

科举考试中学子们诗文应试,中举后凭朝廷的俸禄,不但大都足以耀祖传嗣,而且正房偏房三妻六妾的也都名正言顺地有了。至于“琴棋书画酒茶花香”一类在当今中国文化语境下红得发紫的雅文化元素,在古代,它们其实都属于偏房丫鬟一类,陪衬着正房小姐名分的“诗文”——这个古代文人最正统的本位标签,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舞台上达到顶峰的。中国古代文人大多有官俸,并不稀罕商团的什么赞助。而且诗文为政,与其说是商贾拿住了文人,更不如说是文人(官人)完全拿住了商贾,这和当今的语境正好相反。


“双章书法”®:琴意赊来明月满,墨香融尽远山长。黄胤然诗联,张肇达书法

简析一下,中国文人似乎又分两类,或者说两种取向,跟历史有关。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朝代更迭之频可谓一项“无国能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很多皇帝霸主都不是名正言顺的皇亲国戚,而是造反起家,最后混成了皇帝。所以,当中国的文人遇到开明的君主,自然会为皇帝、为主君,相当于为国家、为社稷尽忠尽劳;一旦碰到昏君主事、奸宦当道,很多文人通常会采取或隐居,或逃避,或不合作的态度。比如说“竹林七贤”,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很落魄甚至很惨,但这儿却是中国成语源头里产生成语、典故最多的一处群落,什么璞玉浑金、鹤立鸡群、卿卿我我、得意忘形、把臂入林等,皆和七贤有关。可见这些文人即便隐居,也能对中国文化的精神、灵魂以及境界的取向产生巨大而久远的影响甚至超过那时当朝的文人们。

殿堂和江湖,把中国文人栖居成了两类。而在生不逢时、昏君奸臣当道的朝堂之上,很多文人又不得已而展现了里外两面。把面子留给官场逢场作戏,内心留给自己和天地。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文人不像国外的文人那样与社会阶层广泛地和了一团大同的稀泥,他们更多地都能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一种不灭的灵魂、一种孤傲的精神;无论顺境逆境,他们都能彰显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风亮节。这一点在古代中国文人士大夫身上体现得比国外多。张载非常有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既是对古圣先贤的景仰,也是对后世文人的期许,可谓中国文人古今第一宣言。试看这里面哪一条说了皇帝君王、哪一条说了权贵商贾?相反,包含的是文人士大夫心胸中更为广大和永远的民本主义的天地社稷和圣学太平。“万虑丹心长啸苦,一怀明月大江清”便是其真实写照。

所以中国文人更能保持自己那种玉树临风的超脱境界、可杀不可辱的浩然气节,只要在中国这种能量场的空间里,冥冥当中就或多或少地会受其熏陶和浸染,可谓已经植入很多文人的骨子里了。一旦关键时刻,从文人士大夫灵魂深处迸发而出的那种光辉骨气便会照彻古今,令人崇奉景仰,扼腕迸泪。


万虑丹心长啸苦,一怀明月大江清。黄胤然诗联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文人与其说是忠于君王,不如说是忠于天地大道、浩然正气。即若君顺天、王顺道,君王代表天地,则我奉君辅王。但若君逆天、王背道,君王不代表天地,我则转而承奉天地,至少心里如此。先秦宁死不屈的屈原,功成名就后携西施遁于江湖之中的范蠡大夫,身处黑暗腐朽之世而把臂入林的嵇康阮籍,唐朝意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圣杜甫,北宋忧国忧民的范仲淹、辛弃疾,以及明代集大成者的王阳明等,便是其中代表。

中国从文化、灵魂、精神上来说,可谓是两轮驱动的,一只轮子是入世当朝的文人士大夫,另一只轮子是退隐江湖的各类高人隐士。这一点和国外似有明显不同,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比尔·波特会在他那本著名的《空谷幽兰》书中所津津乐道:“中国隐士在他们所遗弃的那个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隐士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中国人一向尊重过去,而隐士则保持了那个过去最重要的因素——它的精神传统。隐士一直是人们最尊敬的人,因为隐士是圣贤,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他们的世界要比围困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隐居和从政被看作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补。”[1]


茶煮禅空香自在,琴鸣道妙韵天成。黄胤然诗联

即便是隐士,其实是形隐神入。他们的灵魂、精神无时无刻不散发在华夏天地的气场里,微妙地在无形当中起着有形的作用。这两只轮子一路筚路蓝缕,把中国的文化从远古推到今天。我非常庆幸自己能生在曾经极具文人风骨的中国,那种风骨,敢为天地立心,敢替生民立命,三军可夺帅而匹夫不可夺其志。那种灵魂的魅力不但是今天中国人尤其是文人自信心的源泉,其实也是外国人最景仰中国人的地方。如果说历史主要是人民写的,那么文化就应该是也只能是这少数文化精英引领着我们,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全息坐标上,为华夏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的高峰。

然而当今中国大陆文化体系疲软,文人的社会地位反而落后于官员和商人。经过了各种运动的洗礼,文人和老百姓的关系也变得疏远,比当今老百姓与和尚们、道士们关系的亲密程度差远了。中国当代的老百姓,除了通过一系列自己永远无法厘清也无法改变的公式,把钱奉献给了通货膨胀之外,很大一部分,按冯小刚的说法,都捐给五花八门的寺庙道观,跟佛和道做起了灵魂生意。可惜的是,如今寺庙道观里,披袈裟道袍纳贡来的钱比过去多多了,但是对佛禅道学的参研和修学,反而大不如古德。环顾四周,平心而论,当代的和尚道士,有几个人能像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那样主动放弃荣华富贵,单纯地只为参透人生真谛、普度众生而修行的?又有多少像中国的六祖慧能那样,砍柴回家的路上听到有人讲解《金刚经》,顿然有悟、听从内心的强烈呼唤而寻师出家的?现在中国的和尚道士,究竟有几人像这样思想纯熟、初心刚正、机缘和合而出家入道的?事实是,非常多的人可能是因亲人去世、生意破产、情爱突变、身心大病、丧失社会生存能力、消极避世等而选择出家的。试想,这样背负一身心负面的宿疾遁入佛门道院,今生今世能把他们自己排毒、身心搞健康就阿弥陀佛了,怎敢还指望他们像过去的大德古圣那样出去解惑惠民、弘法渡人呢?不得不承认,当今中国披袈裟道袍的整体质量难尽人意,难怪德高望重的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老人曾忧心忡忡地感叹:“中国当代佛教的最大问题,除了人才还是人才!”

理论上说,如果政府和民间的大量资金,都功德给了末法时代的寺庙道观,而不是这个社会的思想家、学者、文化人,那么这个民族和国家是没有文化前途的,在精神、灵魂上是很难保证其独立健康的先进性的。


如今的文化土壤,连民国级别的大师都养不出,就更别提古代的文匠诗仙、禅祖道宗了

有个在IT公司做高管的朋友知道我转行干文化创意后,曾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们搞文化创意的其实和‘鸡’也差不多,都是卖,只是卖的部位不一样,‘鸡’卖的是下面,你们卖的是上面(他指指脑袋)。”笑完之后我无奈地表示,“鸡”一般很少被“拖欠嫖资”吧?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做文创的恐怕有时连鸡都不如,因为我们先期交付的文创很多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

如果说未来战争的主要模式是文化战争,而不是大炮刺刀你死我活那类传统战争的话,中国在布局上已经先行输了一大招。在双方都互相忌惮核武器的语境下,文化战场反而成为一个可以恣意发挥、不见血不死人地你“砍”我“杀”、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灭人之神魂的主要舞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人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并将持续很久的新型文化战争里的“将军”“战士”!文化思想、文化模式和文化产品,就是你文化战争的“武器系统”。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又陷入过去“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来和“飞机大炮”硬拼的被动窘态了。如果中国当今的文人和社会整个体系及其中各阶层的和合共生健康系统不厘清建立的话,可能国歌里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又将在文化战争中再次被赋予其实际的意义。

[1]《空谷幽兰》,[美]比尔·波特著,明洁译,南海出版社,2010年,第12~50页。


本文被收录进黄胤然新书《文化监理、优化与创意》中

黄胤然简介:跨界创意师、文化监理师、臻谛书院®山长、中国第一本“文化监理”书——《文化监理、优化与创意》(中国文联出版社)作者;专注于文化创意、文化监理与文化优化;曾有多年外企管理经验及海外学习、生活、工作经历;获加拿大魁北克大学项目管理硕士。

拥有“诗装® (汉服)”国家专利及“双章书法®” “臻谛书院®”“臻雅堂®”等多项知识产权;是中国国风会文化监理导师,中国诗歌学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欧美同学会会员;曾任《境• 界》杂志主编、惠风诗社首任社长等职。

首倡“双章书法®”“诗装®”“写意音乐剧”“胤然体歌词”及“文化监理”“文创优化”等文化新理念;跨界创意作品颇丰;监理出CCTV9频道、农夫山泉、小罐茶、湖南移动、卡地亚、Tiffany等诸多中外著名公司、机构文案、文创、文化的内伤与败笔,成功为多家知名客户实施文创优化项目。

个人简介
跨界创意师、文化监理人,河北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项目管理硕士,臻谛书院山长。 中国诗歌学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欧美同学会会员。《境界》杂志主编、惠风诗社首任社长。 《文化监理优化与创意》作者,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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