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形而上学的三副面孔

王庆丰 原创 | 2017-09-25 12:18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资本形而上学作为同一性形而上学在现实生活领域里的复活,具有三个本质性的特征:主体形而上学、欲望形而上学和权力形而上学。作为主体形而上学,资本拜物教的实质就是“抽象成为统治”,在这种统治下,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作为欲望形而上学,资本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资本的增殖本性不仅决定着资本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并且把整个人类的物质欲望放大到极致。作为权力形而上学,资本作为一种权力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最终演化成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形而上学的三副面孔构成了现时代的理论表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哲学意义上首先是要从这三重维度对资本形而上学进行批判。

  ——王庆丰

  “拒斥形而上学”是20世纪哲学最为响亮的口号,并逐渐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话语。正当哲学家们以为彻底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之时,同一性形而上学却在另一个领域复活了,并且展现出更为强悍的宰制力量,这个领域是被马克思《资本论》揭示出来的。因此,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远非现代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对同一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不是一个战场,而是两个战场。如果说第一个战场仅仅发生在思想观念领域,那么第二个战场则关涉现实生活领域。传统形而上学利用强大的理论概念在思想观念领域里发挥着整饬有序的同一性力量,从而把所有的多样性吞噬为“一”。“一”既是原理和本质,也是原则和本源;在现实生活领域里,“资本”逐渐获得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力量。“商品”、“货币”和“资本”三大拜物教充分展现了现代社会中“抽象”对人们的统治。传统形而上学与资本形而上学的同质同构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层的生存论本质。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来讲,《资本论》完全可以被看作一部反省和批判资本形而上学的理论著作。

  资本作为传统“同一性形而上学”在现实生活领域里的“复活”或“显现”,具有三个同构型特征。第一,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资本”或“货币”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全部生活的终极价值。现实中的一切都可以追溯为货币,货币衡量着现实世界一切东西的“比重”,成为其是否具有价值或者具有多大价值的标准和尺度。第二,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逻辑”,资本逻辑体现为敉平一切“同质化”和“总体化”的同一性逻辑,现实中的一切都被纳入到资本增殖的逻辑当中。第三,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或“概念王国”,资本主义社会营造了一个庞大的“物体系”,这个“物体系”不断地向人们发布着“物指令”。资本成为了“资本形而上学”。如果我们想深刻地洞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必须从其形而上学的理论表征中捕捉到这个时代最为本质的理论特征,对资本形而上学的内涵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规定。

  一主体形而上学

  传统形而上学所追寻的“本体”作为一种“实体性”存在,是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统一。哲学家们寻求和确认终极存在不仅仅想获得一种对世界的终极解释,更重要的是想为人们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确立合法性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但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所确证的“终极实在”逐渐沦落为一种“同一性的暴力”。阿多诺深刻地洞察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同一性思想的理论本质,并指出同一性哲学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理论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谋取了这种“终极实在”的地位。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资本支配和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它成为了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决定和衡量着一切存在的比重。换言之,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一切的“绝对存在”或“绝对价值”。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具有了形而上学的特征,更确切地说,资本成为了一种形而上学。“资本形而上学”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理论表征。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相关著作深刻剖析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本性、表现方式和理论后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概念的时候,就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经济学范畴的分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起来毫无任何奇特之处的“商品”,却被马克思认为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了形而上学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商品”中指出:“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2]马克思将商品的这种“古怪”称为“商品的神秘性质”,并表明这种神秘性质根源于商品所采取的形式。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便具有了商品这种谜一般的神秘性质。“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3]从劳动产品向商品形式的这种转换构成了“拜物教”形成的基础,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反映为或贬低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4] 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本来是人手的产物现在却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因为商品不仅仅体现物的使用价值,更重要的体现的是其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虽然是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基础,但是更多却是与人们在市场上对商品的认同有关。例如黄金制品或钻石制品,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仅仅具有装饰的作用,但由于人们将其看作富裕和高贵的象征,进而将其看作社会地位的明显标识,因此就会对其产生一种膜拜心理,而实际上这和其自然属性没有任何关系。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商品不再以单纯“物”的形式存在,而以“符号—物”的形式存在。人们首先看重的也不是“物”本身,而是“符号”的象征意义。符号(品牌)成为人们崇拜乃至相互认同的根据。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在消费社会中被推到了极致,不是人主宰物,而是物统治着人。这就提示我们:商品作为劳动产品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劳动产品一旦采取了商品这种神秘形式,便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意义,是资本主义把商品给形而上学化或神秘化了。

  《资本论》之所以把“商品”作为其论述的开端,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性质直接体现在商品拜物教中。货币拜物教只是商品拜物教进一步的抽象和变形。我们知道,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而存在的,如果我们拥有了货币,我们则有可能拥有所有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货币可以用来购买一切商品。货币这种强大的购买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放大了,我们利用自己的肉体所不能做成的事情,通过货币的购买能力几乎都能做到。在马克思看来,“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绝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而是由我所拥有的货币决定的。当人们把“上帝”这一神圣形象消解之后,人们却把货币作为万能的神来崇拜。简言之,货币成了“有形的神明”。货币拜物教的形成使得现代社会的拜物教性质更加鲜明和直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明了货币拜物教的这一理论特征:“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5]

  同商品拜物教一样,货币拜物教也还仅仅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象领域,而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随着马克思向我们揭示了货币转换为资本的逻辑过程,资本拜物教也就呼之欲出了。资本的增殖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也是资本拜物教成立的理论根源。资本的魔力毫无疑问首先根源于货币的巨大的购买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资本自身的增殖能力。正是资本增殖的逻辑使得货币的购买能力得以无限扩展,几乎把现实中的所有一切都转变为可以购买的商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能够“兴妖作怪”:“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6]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兴妖作怪”尚能被资本主义社会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虽然是以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为代价,但也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现代社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假象:似乎资本会自动地产生利润,社会财富的增加是由资本增殖的逻辑实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幻觉。“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7]仿佛利润、地租和利息都是由资本本身带来的,而实际上却是在生产领域由劳动创造的。如果抛弃了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就意味着抛弃了社会生产过程。

  无论是商品拜物教,还是货币拜物教,都还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性质的表层症候,资本拜物教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结构,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换句话说,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也可能出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资本拜物教只能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资本拜物教对现代人的控制就是资本形而上学的统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个人受到抽象的统治要么表现为个人受到绝对精神这一抽象理性的统治,要么表现为个人受到上帝这一神圣形象的统治。黑格尔哲学集中向我们展现了个体理性是如何消融在普遍理性之中的。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归根结底就是要拒斥“抽象”对人的统治。而在现代社会,个人受抽象的统治,这个“抽象”就是作为拜物教的商品、货币和资本。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明确指出:“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8]从马克思的这一判断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形而上学统治的实质就是“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而这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具有了最尖锐和最普遍的形式。人与物的一切关系都被颠倒了,因此现代人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重新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物的依赖关系的表现特征。马克思指出:“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9]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理论地表征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导致了另外一种全新的“主体形而上学”。在这种主体形而上学中,主体指的不是抽象的人或主体理性,而是一种新的抽象物———资本。被资本形而上学统治的个人渐渐丧失了主体性,资本却反而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个人丧失主体性,不仅仅意味着工人,就连资本家也丧失了主体性。因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他在市场上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0]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人支配和使用资本(物),而是资本(物)反过来控制和奴役人;资本开始成为独立的主体。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资本作为主体”的观点。“资本形而上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主体形而上学”,“主体形而上学”构成了“资本形而上学”的第一副面孔。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资本形而上学作为一种主体形而上学,根源于现代社会中拜物教式的抽象对个人的统治,这也构成了现代人的根基性的存在论经验。

  二欲望形而上学

  资本逻辑的增殖本性必然展现为一种无止境和无限度的“欲望”,因此欲望形而上学构成了资本形而上学的第二副面孔。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实现了从客体形而上学向主体形而上学的翻转,而这种主体形而上学又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理性形而上学和意志形而上学。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把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秉承的形而上学称为“理性形而上学”,而把叔本华和尼采坚持的形而上学称为“意志形而上学”。理性形而上学认为,理性(或认识)是第一性的,意志(或欲望)是第二性的。意志形而上学则正好与之相反。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对理性形而上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叔本华在把自己的观点和作为“旧说”的理性形而上学作了详细比较之后指出:“从我全部的基本观点看来,这一切说法都是把实际的关系弄颠倒了。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的,是作为意志现象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11]可见,叔本华的观点与他所谓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旧说”针锋相对。叔本华接着指出:“我则相反,我说:在有任何认识之前,人已是他自己的创造物;认识只是后来附加以照明这创造物的。因此,人不能作出决定要做这样一个人,要做那样一个人,也不能[再]变为另一个人;而是他既已是他,便永无改易,然后,逐次认识自己是什么。在旧说,人是要他所认识的[东西];依我说,人是认识他所要的[东西]。”[12]相对于理性形而上学传统,叔本华颠倒了“认识”和“意志”的关系,把意志看作第一性的,从而也就使意志形而上学颠倒了理性形而上学。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和叔本华是一致的。即使尼采主张积极的“权力意志”,而叔本华主张消极的“生命意志”,但两者在颠倒的意义上没有本质区别。虽然海德格尔在其《尼采》一书中关于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但是无论是叔本华,还是尼采,意志形而上学对理性形而上学的颠倒也仅仅是“颠倒”,或者说只是简单的“翻转”而已。

  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自在之物”是作为实践的范导性原则而存在的。叔本华把这种“自在之物”理解为“生命意志”。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明确指出:“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作为意志,它就绝不是表象,而是在种类上不同于表象的。它是一切表象,一切客体和现象,可见性,客体性之所以出。它是个别[事物]的,同样也是整体[大全]的最内在的东西,内核。”[13]无论是对于康德,还是对于叔本华,意志的本质特征都是自由的。但两者对于自由的理解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康德看来,“自由”必须以意志无条件地服从道德法则和绝对命令为前提,自由不是任意的和绝对的。而在叔本华看来,康德关于“自由意志”的这种观点充满了矛盾:意志既然是自由的,又怎么能受到法则或律令的制约呢?叔本华指出:“这显然是伸手便可碰到的矛盾,既说意志是自由的又要为意志立法,说意志应该按法则而欲求:‘应该欲求呀!’这就[等于]木头的铁!可是根据我们整个的看法,意志不但是自由的,而且甚至是万能的。从意志出来的不仅是它的行为,而且还有它的世界;它是怎样的,它的行为就显为怎样的,它的世界就显为怎样的。两者都是它的自我认识而不是别的。它既规定自己,又正是以此而规定这两者;因为在它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而这两者也就是它自己。只有这样,意志才真正是自主自决的。”[14]可见,与康德不同,叔本华认为意志自由是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制约的,意志应该是完全自主自决的。叔本华对意志形而上学的分析仅仅局限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意志,“生命意志”的概念决定着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无法摆脱抽象的人性论限制。这与他的思想没有深入捕捉到现代社会的本质架构有着实质性的关联。

  马克思所揭示的欲望形而上学与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学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与叔本华和尼采的理论进路不同,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秘密应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去寻找。马克思突破了思想观念领域的限制,深入到了人的现实生活领域。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感性显现”———资本形而上学。通过资本增殖的逻辑又告诉我们这种资本形而上学是以“增殖”为动力和灵魂的意志(或欲望)形而上学。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学仅仅能够说明现代社会中单个人的意志自由及其行为方式,而马克思的意志形而上学则阐明了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及其本质架构。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学是建立在对康德、黑格尔等人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颠倒的基础上的,而马克思的意志形而上学不仅建立在对康德和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而且还奠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考察和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

  由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现代社会就必须使人的物质欲望得以膨胀,只有消费更多的商品,资本的增殖才能够实现。在所谓的现代消费社会中,资本形而上学对人的奴役和控制,就是让人成为自己物质欲望的奴隶。资本最大程度地放大和膨胀了人的物质欲望,其中广告在人的消费欲望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和生产关系的限制,传统社会倡导一种禁欲主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增殖本性决定着现代社会必然无限膨胀人的物质欲望,提倡一种纵欲主义。实际上,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社会形式中都是有欲望的,欲望是人的自然本性的体现,但是由于资本的出现,现代社会中人的欲望却能无限度地被放大。这是因为,“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15]。

  资本这种无限制和无止境的欲望具体化为资本增殖的逻辑。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高速发展。“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16]毫无疑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表明:资本作为发财致富的欲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其称为“资本的文明面”。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作为欲望形而上学逐渐突破了资本增殖逻辑的生产(或劳动)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合理增殖模式“G—W…P…W'—G'”逐渐简化为或者蜕化为“G—G'”。“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17]“G—G'”的资本增殖模式必将逐步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基础———社会生产,人们不再把劳动看作是必需的,而把投机看成美德。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阶段,一开始就谈到了“自我意识自身”、“生命”和“自我与欲望”。在这些论述中,黑格尔关于“劳动”与“欲望”关系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启示意义。黑格尔指出:“欲望却为自身保有其对于对象之纯粹的否定,因而享有十足的自我感。但是也就因为这样,这种满足本身只是一个随即消逝的东西,因为它缺少那客观的一面或持久的实质的一面。与此相反,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18]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形而上学作为欲望形而上学如果被放大到极致,势必会导致现代社会的致命性危机。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无限制和无止境的欲望,而资本作为欲望又不断膨胀和放大人的欲望空间。资本形而上学就是欲望形而上学,而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则把这种欲望形而上学放大到了极致。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欲望必须受到节制,而劳动正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从资本增殖的公式来看,金融资本主义的增殖方式由“G—W—G'”转化为“G—G'”,就意味着抛弃了“生产”或“劳动”这一中间环节,也就等于抛弃了对欲望的限制或节制。在现时代,资本的增殖方式逐渐抛弃掉生产的中介,突破了资本增殖的合理性界限,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种热病似的增长。现代社会若要延续下去,资本增殖的逻辑必须受到劳动的节制,必须被限定在合理的界限内,但这又是和资本增殖的本性相冲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亦可以被称为欲望形而上学批判。

  三权力形而上学

  “权力”被引入形而上学,或者说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肇始于尼采。叔本华把生命意志理解为世界的本质,并认为意志自由是自主自决的。但是,在叔本华看来,意志永远表现为某种无法满足又无所不在的欲求。人们只是永远试图使自己的欲求获得满足,但永远不可能被满足。这是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满足这些欲望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叔本华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由此引申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尼采不满于叔本华生命意志的悲观主义倾向,因而重新诠释了“生命”概念。尼采指出:“什么叫生命?这就必须给生命的概念下一个新的、确切的定义了。我给它开列的公式如下:生命就是权力意志。”[19]这样尼采就从根源处重置了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在尼采看来,“权力意志”应该充实进传统的“力”的概念中,“我们的物理学家用以创造了上帝和世界的那个无往不胜的‘力’的概念,仍须加以充实。因为,必须把一种内在的意义赋予这个概念,我称之为‘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等等”[20]。尼采的权力意志相对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概念具有了积极的、乐观的意义。权力意志是一种高级的生命意志,它不是单纯地求生存,而是渴望统治、渴望权力。权力意志根源于一种永不满足的表现权力的意图,作为创造性本能的权力的应用,权力意志引导人奋发向上。我们可以发现,尼采的权力意志是对现代人的生命含义的解读,或者说是一种生命哲学。无论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还是尼采的权力意志,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即求生存的欲望和创造的本能。只是两者的意志形而上学最终都成为单纯的人生哲学,他们的考察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历史和人的现实生活中去。

  马克思对权力的分析并非仅仅着眼于对生命的考察,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中。因此,马克思关于权力的分析比尼采的权力意志更具有穿透力,因为他洞穿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并向我们展现了在这种权力之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存在样态。“权力形而上学”构成了资本形而上学的第三副面孔。资本作为“权力”形而上学具有三个层次的内容:购买力、支配力和权力场。在最为直接的意义上,资本作为货币首先表现为强大的购买能力。由于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拥有货币就意味着通过购买可以拥有任何商品,货币这种无限度的巨大购买能力使货币具有了一种“魔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向我们集中揭示了“货币”的权力。马克思把货币的力量称为“神力”:货币能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它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这是一种颠倒黑白的力量;货币成为了人类的外化的能力,货币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21]货币的购买能力是货币权力或资本权力产生的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揭示了“资本”的权力。资本如果想实现“增殖自身”,就必须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通过支配和控制雇佣劳动,获取工人所创造的一定量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由工人的无酬劳动所创造的。因此,“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22]。资本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换言之,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这种劳动支配权的存在,形成了雇佣劳动关系。作为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雇佣劳动关系最终演化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整个社会日益表现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23]资本的支配权力根源于资本的购买权力,两者是相一致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只会增大和加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24]

  无论是资本的购买权力,还是资本的支配劳动的权力,都是一种经济权力。这种经济权力不单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存在的。马克思告诉我们:“正如人类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生产资料才取得这种独特的社会性质,正如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贵金属才获得货币的独特性的社会性质,货币才获得货币资本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一样。”[25]在任何社会中,资本都是一种经济权力,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资本这种经济权力才会膨胀为整个社会的最高权力。现代社会的全部权力归根结底都是由资本这一经济权力所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换句话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场”都是围绕“资本”权力建构起来的。资本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权力形而上学渗透到了现代人全部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和整个政治生活的宏观领域。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场”分析。当马克思在阐述货币或资本无所不能的购买能力(包括购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时候,此时的货币或资本是一种经济权力。当马克思阐释资本通过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从而形成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力,这种支配权最终成为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掠夺权和控制权的时候,资本的这种权力成为一种社会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政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权力的腐蚀。就以美国的总统大选为例,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的首要工作就是筹集数额惊人的选举经费,并且选举经费逐届攀升;没有庞大的资本财团作支撑,要想参加总统选举并企图在大选中胜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资本权力已经影响甚至控制了政治权力,或者说资本权力转化为了政治权力。因此,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我们不仅应当把资本理解为现代社会的“经济权力”,同时也应当把它理解为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资本形而上学作为权力形而上学,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场”;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通过“资本”交织在一起。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包括现代经济学,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都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而现实生活领域是十分复杂的。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全部活动都是在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编织而成的资本“权力场”中展开的。撇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场”的分析来理解和诠释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部活动无疑是十分肤浅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向我们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架构和权力根源,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和人的本质异化的社会根源。可见,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相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分析,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

  结语

  现代西方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主义,资本的文明是这个时代的本质性特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26]资本开创了世界历史,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阶段: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与此不同,资产阶级社会则表现为人类的世界性发展和对非神圣形象的崇拜。现代社会的拜物教特征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资本拜物教作为三大拜物教的归宿正是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在现实生活领域中的复活。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表征就是资本形而上学,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就是资本形而上学批判。相对于理性形而上学批判,对资本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资本形而上学既是主体形而上学,又是欲望形而上学和权力形而上学。从主体形而上学角度来看,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就是要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不是资本控制人,而是人驾驭资本;从欲望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资本为了实现其无限度的增殖,把人的欲望膨胀到极致,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就是要把资本的增殖或人的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权力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要警惕经济权力对政治权力的侵蚀,尤其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媾和,从而成为整个社会权力场的核心。从资本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并不意味着要排除马克思社会历史批判的维度,而是意在从“原则高度”去理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资本形而上学构成了当今时代的理论谜底。只有当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资本形而上学以主体形而上学、欲望形而上学和权力形而上学三种形式主宰现代社会时,我们才有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更加具有“现实性和力量”的考察和批判,从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注释:

  [1][9][15][16][24][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8页;第114页;第297页;第305页;第267页;第390页。

  [2][3][4][5][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8页;第89页;第89~90页;第113页;第611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40页;第44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51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6页。

  [11][12][13][1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99页;第400页;第163页;第371页。

  [17][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7~68页;第44~45页。

  [1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第147页。

  [19][20]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182页;第154页。

  [21][2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144页;第21页。

  文章刊登在《哲学动态》2017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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