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第三方力量:一种既是超越的,又是在场的制衡条件

苏小和 原创 | 2017-09-04 13:31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第三方力量 

  知行合一,这句话存在着对人性复杂性的忽略与拔高。真实的人性格局是,人通常在知的问题上容易更新,但是在行的命题上,很难形成本质意义上的改进。关于这一点,圣经说的就无比深刻:“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常常软弱了。”我们从小就知道撒谎不对,但有几个人真正做到了不撒谎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从来不会在三一秩序的方法论上思考和展开我们的人性。知和行,是两个律,二者处在某种持续的背反状态,缺乏一种既超越我们、同时又与我们同在的第三方制衡力量,事实上,正是这种第三方的制衡力量让我们的人性能够展开开放式的纠错。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力量,一种既超越我们,又与我们同在的基督力量,让我们在知与行的二律背反之中,展开了我们生命的开放式纠错。“总要时常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祷告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在一种相对的、有限的背反状态中,能够通过信仰的力量,总是能够获得第三方制衡的力量,构成一个稳健、开放和纠错的方法论模型。

  《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士,即知识分子。孟子是说,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摆脱个人经济状况的限制条件,坚守思想的信念。孟子显然把知识分子拔高到普遍人性之上,这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观念,即内在超越。可是郭沫若作证,多少知识分子为了几个铜钱,随便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相比而言,《圣经》叙事对作为贵族的法利赛人和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士,总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与方法。事实上这是对人的理性知识能力的普遍性怀疑,通过对知识的怀疑,构建出人性意义上的均衡秩序,即在人性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过去和现在,以至于未来,人性秩序总是不变。而作为拥有知识的人,和那些满面尘灰的穷苦人,在人性的意义上也是一样的。知识对人性的影响力非常微弱,惟有上帝的意志和拣选,才是更新人性局面的真实力量。

  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闭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马太福音23章13节 

  认识论必须要有第三方力量的参与,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且这种必须条件覆盖到所有的领域。而在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的认识论意义上,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最简单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要接受上帝参与到我们人性秩序中的这个事实,否则我们在人性论的意义上就会永远地失去了第三方制衡条件的约束。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失去,长久来看,我们失去的将会是生命的永恒意义;短期来看,我们失去的是必要的开放式纠错的方法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的道,朱熹说治,薛涌说秩序。道的意义就在后面:敬畏、诚信、节制、爱人,顺应时间。麻烦在于,孔子总摆出对下教训的姿态,而不是向上追问。为什么敬畏,为什么要爱人,时间是什么,为什么要顺服。孔子搁置问题,因为他是道德家,不是哲学家。当我们讨论“敬畏、诚信、节制、爱人,顺应时间”,都必须有第三方力量的参与。这个第三方力量的真实在场,直接决定了我们“敬畏、诚信、节制、爱人,顺应时间”的合宜秩序。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重要的“第三方力量”是不稳定的,甚至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内容表达都会变得非常苍白而且无力。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表面看每句话都对。要自律、要真心、要诚信、要学而时习之。但中国人却做不到。问题出在人依靠什么自律。康德靠上帝自律,儒生靠什么自律?靠天道,儒家不追问什么是天道。靠自己,儒家不追问我是谁。曾子的自律,后来成了自欺欺人。所以,必须再次强调,我们要从这种传统的认识论秩序中抽离出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的人性秩序中的第三方开放式纠错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个重要的命题不确定,我们的生命可能真的就是毫无希望了。

  美钞金字塔图案上的眼睛为“上帝之眼”,上下两段拉丁文分别是“他应允了我们的事业”,“时代的新秩序”

  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成为可能的命题上,第三方力量是作为时常的一般均衡秩序而存在的,作为经济学的基准前提而存在,它既是超越的,又是在场的要素条件。比如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一般均衡秩序的第三方力量。当它作为超越的要素条件时,它是基督信仰观念秩序习惯意义上的“上帝之手”;当它作为在场的要素条件时,它是哈耶克所陈述的“分散的合作秩序”。在这个命题的理解意义上,如果一名经济学家没有深刻的基督信仰体验,对基督神学思想史缺乏整体的把握能力,那么他就注定只能理解哈耶克的观点,即在一种“在场”的意义上强调市场的分散合作秩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个人自由”理念,无法成为经济学的基准前提,因为人性的有限理性,导致个人的自由只具有“在场”的属性,而没有“超越”的属性。因此把“个人自由”当作经济学的基准前提条件,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自负”。其自负的逻辑进路,就是否定和排斥了“看不见的手”的“超越”要素条件,丢失了市场的第三方力量,忽视了市场的均衡秩序,进而放大了人性的“在场”的要素条件。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才是现代经济学最大的病症。

  笛卡儿的坐标系,也是一个关于一般均衡秩序和第三方力量的重要见证。常识告诉我们,只有首先界定了坐标系,才能准确给出点的意义。点是什么,点在哪里,它的存在的数据是多少?一切都因为坐标系的给定,变得清晰起来。为什么笛卡儿能想到坐标系,而聪明的中国人就想不到?好哲学开启知识,好哲学靠好神学推动。中国文化没有这个秩序,怎么办,学而时习之!一个没有开放学习能力的儒生,是孔门败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儒家传统如果没有类似于希腊哲学对希伯来神学的完全开放过程,那么儒家传统会永远停留在自负和无知之中,永远不可能发现真正的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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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1968年出生于常德市临澧县。苏小和在《南方周末》 、《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书评和人物专栏,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发起运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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