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历史也许需要第二次印证?

孙立平 原创 | 2018-01-02 02:25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伊朗 

  新旧之交,正好在北国的喀纳斯。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很多人都说,夏天的喀纳斯最美,但在看了无数春夏秋季喀纳斯的照片之后,我觉得,还是冬天的喀纳斯更有魅力:它的冷峻,它的深邃,它的拒人千里之外。

  回到家里,才来得及复习最近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平时缺少对世界上其他地方事务的关心吧,想不到伊朗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大的事情。于是,一边翻看有关的新闻,一边看朋友们对这件事情的评论。

  这样的一段话很有意思:

  多年伊朗人民自由的不耐烦了,向往伊斯兰极端严肃的生活方式。现在严肃得受不了了,由向往美式自由。

  不管这话用于伊朗的这次事情是不是恰如其分,但这话也许是揭示出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很多事情也许都需要有个第二次印证的过程。因为有了第二次,人们才会最终地确认。

  平时,我对伊朗的事情关注很少,不仅是因为伊朗的事情与中国的关系比较间接,而且也因为那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度,很多的事情似乎超出我能够理解的范围。

  第一次对伊朗有点印象,记得还是文革后期的时候。那时候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国内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灰皮书。记不得是不是属于这个灰皮书系列,反正不是属于这个系列,也是内部发行的,有一本巴列维传记。如果是现在,怎么也不会去读这本书,但当时实在是没什么书可读,加上又有内部发行的神秘感,就把这本书通读了一遍。

  于是,脑子里就有了对巴列维这个人的印象:巴列维是伊朗国王,在他的任内,大力推行“白色革命”。所谓白色革命当然就是不流血的革命的意思了。在白色革命中,大刀阔斧地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包括改革政府机构,土地改革,解放妇女,推进世俗化的进程,剥夺宗教领袖的特权等。总而言之,是要将伊朗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印象也就仅此而已。

  读完巴列维的那本传记,伊朗的事情也就置诸脑后了。接着就是高考。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

  我们七七级虽然叫七七级,但却是1978年初过完春节之后才入学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这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爆发于1978年,1979年1月巴列维流亡国外,革命领袖霍梅尼建立了新的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新的国家政权是政教合一的,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同时也是国家的最高领袖。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那时北大的讲座是校园一景。凡是国内外有大事发生,有关部门总是要请来权威人士来学校做讲座。同时,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官员,好像也没有什么框框,总是会把有关事情进展的最新信息和他们的理解带进校园来。因为讲座的时间有限,有的内容不能细讲,碰巧的话,接着去听已故陆卓明教授的经济地理讲座,说不定就会饶有兴趣地讲到与之有关的背景知识。

  模模糊糊的印象有这么几点:巴列维推进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很激进,包括对社会和文化层面所进行的世俗化变革;巴列维的变革,一方面促进了国家的现代化,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官员的严重腐败;巴列维的变革不但触及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造就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由于触动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也导致民众的不满,所以伊斯兰革命受到很多普通民众的拥护。

  这样,巴列维虽然带来了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但最终这个过程失败了,宗教势力卷土重来。后来我从事现代化的研究,从现代化的有关理论看,这个过程也可以叫做现代化的受挫。有关的内容可以见本公众号此前的文章。

  之后,虽然在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都少不了伊朗的身影,但对伊朗国内的情况,也没有真正关注过。

  然后就是现在这次了。

  从有限的资料看,这次事件的起因是经济问题。但事情好像已经超越了经济的边界。《新京报》的一则评论指:此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原因错综复杂。整体来看,其实更像是伊朗国内民众各种不满情绪的一次“大爆发”。

  有人注意到,在事件发生之前,伊朗宣布将取消女性“强制佩戴头巾”的法令,由此引起的社会分歧阴差阳错地成了这次事件的导火索。

  而在这背后的,对过去这些年宗教统治的不满,可能是一个深层的原因。因为人们所抗议的许多事情,包括外交政策,与此不无关系。正因为如此,让神权政治滚蛋,要求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滚出伊朗的口号已经喊了出来。

  当然,事情的最后结果谁也难以预测。因为决定历史进程的,甚至决定泾渭分明的两种结果的,可能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但从历史的轨迹看,还是可以感觉到某种深层的含义。这也许意味着:一件事情被否定掉,无论当时的否定多么有道理,但人类的特点是健忘,于是,其又卷土重来;当人们第二次见识了它的时候,才能对第一次的否定给予确认。对于重新戴起面纱的妇女来说,也许更是如此。

个人简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90年代初,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著有描述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处境的《断裂》、《失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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