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感慨中国四十年间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们，经常遭遇巨大的理性之问：它所依据的是什么？言语间包含了种种质疑，但也隐秘了许多不被理性觉察的东西！知性文化与属人世界就属这一类。于是不得不开启人的知性，用人类自身的知性——构造出相应的语言、概念和逻辑。文中把人的带有觉知色彩的行为称为自在行为，认为知性是一种自然的、此刻的生命觉知态，不属理性范畴。但它有一个特点，人的生命觉知态，愈是以其复杂社会样貌耦合在类群生命中，便愈能释放其内在理性的文化内涵。同时指出，每个人的生命觉知态，都会在生产生活、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市场运作中构成与之适合的场域效应，都会把他们文化类群的文化心性传导其上、培育其间。由此构成他们/它们休戚与共的知性文化。同时，也把个人的知性行为，同他们置身其中的生命类群及其实践文化联系起来。继而在由此开启的知性构造中，在决定类群进化的两个层面上，约定一组概念，发生一种机制，说明一种进化。尝试用这类带有进化意味的、与常规意识完全不同的逻辑语境，阐释知性文化、属人世界。并在它对全球经济生活的文化预设中，导出一个把人类置身发展之域的哲学概念：实践文化。认为实践文化是把所有民族国家链接一起的场域文化、市场文化，也是追求场域效应的功能文化、属人文化。籍此，就把知性文化的发展和属人世界的建立，通过实践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
什么叫知性？怎样方为属人？这其中的逻辑与关联，不好用概念一语带过。只好以不被人们熟知的知性构造、知性逻辑和语言把其间蕴涵的理性成份蒸发出来。
因为概念在本质上是我思的、意识的、属灵的。它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形式化规则。而知性则不然，从知觉个体的行为看，知性是人的生存行为耦合（因应）在社会之中，做出即时反映、印证个人心理、突显当下诉求的复杂觉知。它是一种自然的、此刻的生命觉知态，不属理性范畴。但它有一个特点，人的生命觉知态，愈是以其复杂社会样貌耦合在类群生命中，便愈能释放其内在理性的文化内涵。人的带有这种觉知色彩的行为，必然是反映他们生命诉求和心理特征的行为，又称作他们’的自在行为。反之，人的自在行为，是由他的觉知能力来确定。它包括被这能力所唤起的觉知背景、文化心性，所生成的文化理念、个人诉求，所调动的觉知因素和外部条件，等等。脱离了这些内容和条件，人的知性便统统不在了。
不仅如此，每个人的这种生命觉知态，都会在生产生活、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市场运作中构成与之适合的场域效应，都会把他们文化类群的文化心性传导其上、培育其间。由此构成他们/它们休戚与共的知性文化。当人类个体的生命觉知处在这样一种场域效应中，他同自己文化类群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改变。他不再是单纯的社会个体，而是把自己的生产生活、生命欲求、行为取向、人格特征，全面浸润在类群整体的知性文化中。
个人知性一旦置身在类群整体的知性文化中，便会在这未曾有过的生命场域中蜕变为类群个体。这无异于开启了人的第一社会感官。他们自为的行为方式将带有这个感官内在成熟的性质。然而，知性文化毕竟是自己文化类群侠义的知性——浸透在个体行为中的文化，当他们作为类群个体在与其他生命类群（更大生命场域）发生社会活动、经贸往来，竞争博弈、文化抵牾时，又会在世界社会的生命舞台上，在不同民族国家/生命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产生他们/它们共同具有的文化知性。
必须指出，知性文化是不同文化类群中知性个体的文化，此时的知性还带有侠义的文化性质。文化知性则是所有民族国家/生命类群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培育起来的共同知性。人们一旦拥有这种知性，无异于开启了人的第二社会感官。他们自为的行为方式亦将带有同类相属的性质。民族国家侠义的类群文化和知性，只有在这更大生命场域的反复锤炼中，才会慢慢褪去以往侠义色彩，成为这个更大社会生命场域中自觉、自为的类属文化单元。
这样我们对两个社会感官就有了相对清晰的理解。人的第一社会感官，是处在国家社会中的类群个体——借以彰显自己文化类群社会生貌和价值追求的感官。人的第二社会感官，则是不同地域的民族国家/生命类群，凭借他们/它们生产生活交互一起的生命场域及其文化知性，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知觉自身命运、把控市场变化的感官。只是由于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类群置身在这个场域的实践文化不同、文化自觉不同、所享有的知性空间不同——对他们/它们的知性行为的文化属性，便可用‘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和‘民族国家/生命类群’这两个符号标记出来。从两种标记的文化属性看，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是他们/它们类群个体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自在行为，民族国家/生命类群是他们/它们类群个体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自为行为。籍此区分不同民族国家对全球经济生活的态度和取向，乃至评价他们/它们在现实和未来相容于全球经济生活的文化状况。
说到文化知性，人们不禁有些愕然。其实这也好理解。当人类在一波波全球危机中预感到可怕后果，每个国家和类群都携起手来采取决策、及时应对。当几个大国家发生对峙，其他邻国小国也会因应地缘政治、自身需要选边站队。这些都是文化知性的最好例证。毋庸置疑，文化知性是关乎他们共同命运、攸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尺度上的知性。至此问题并未了结。当某个崛起的国家，巧用第二社会感官，解决好人类理性在我思原点上无法开解的问题和困惑，这种被正确运用了的文化知性，复又转变成他们/它们关乎自身和人类共同命运的知性文化与行为自觉。于是，具有这类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生命类群，就会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成为多边合作双边共赢、把自身以类属的有效单元（类属文化单元）。全球经济生活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主体单元。那是他们/它们改革开放中、稳扎稳打，在短短四十年间取得重大历史成效的根本所在。它的名字叫中国！
在全球经济生活这个宏大生命场域内，知性文化，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宝贵资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就同开启这个资源有关。从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方式和实践模式的转型，到类群社会对自在个体生命觉知的唤起，和类群文化间场域效应的形成（修身）；从知识经济载携的新型物质信息和能及其对全社会、全领域的渗透/覆盖，到转型经济对自为个体观念方式的提升，和他们知性文化的整体改变（齐家）； 从团队、企业、区域、政府、国家主体性关系的解放，到类群个体对他们/它们第一社会感官的启用（治国）；从生产力与社会系统间的自洽、对位与协变，到中华民族走上世界经济历史舞台（治天下）。面对全球经济和西方治下的丛林法则，中国另寻出场路径，用它最传统的知性方式，“修身齐家治国”治天下。四十年间的风风雨雨，它以经济的和知性的法制文化手段处理类群生活内部的种种问题，让那些理性上颇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思想理念，淹没在如火如荼的社会践行中。因为他们/它们深知，一个民族的历史复兴，绝不是单凭自由、民主、正义、人权这类认知取向可以解决。理性容易冲突、知性更易融合，处在发展之域的文化知性具有绝对的政治优势。早在中国象形文字开始，就开启了知性的文化征程。
但不要忘记，一个国家社会的类群个体——突显他们社会生命意义和价值存在感的行为文化，也是他们/它们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实践文化是把所有民族国家链接一起的场域文化、市场文化，也是追求场域效应的功能文化、属人文化。无论是对内或是对外，它所构造的生命场域，可以聚合文化心性；它所开启的社会感官，能够突显属人机理；它所拓展的生命维度，可以构造属人世界；它所演绎的运作文化，能把觉知个体的生命禀赋激发、突显出来。不仅如此，由于实践文化的场域效应是在多元文化相容关系中来发生，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践文化的性质和特点，已然存在的因素与条件，在与不同文化类群的实践交往中尽量顺势而为，观照双方的底线和共同利益，应然际遇、巧妙（文化）预设，在彼此命运攸关的市场载体/文化载体中，共同打造文化相容、生命互照的现实类生活。
从人类进化的大尺度说，人们在此类觉知状态下获得的知性，做出的行为选择，仍属于人的自在行为。这类行为可用他们’标记出来。因为他’还未找到切入属人世界的知性原点，还以他们自在自娱的形式停留在自以为是的我思原点上。当他们把人的觉知，寄宿到与自己生命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利用全球经济生活的生命场域、变化规律——思考自己国家谋取市场结构地位的可能路径，产生一些列知性文化，并被他们生命类群的具体实践所采纳——这类带有知性文化特色，与自己生命类群共同发展的自为，就以它们’的符号做标记。因为他/它’的知性，业已同自己生命类群共同发展的知性相容互构了。
从人类社会这个特殊生命类群的进化轨迹看，它的每一次具有标志性的进化，都伴随人类行为从自在向自为的历史转变。由于这个转变通常是渐进的，不同时期有它知性的文化目标，我们可根据其间转变过程的性质、特点和要求，对这个转变用一个特殊符号——他们/它们——标记出来。这就构成人类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某种轨迹。还可以充分调动一切可能的生命场域，从中蓄积更具活力的知性文化，对自己文化类群的实践文化、进化轨迹构成比较和反思，从中发掘自己生命类群——实践地理论地把自身以类属的知性文化线索，生成新的发展目标和文化预设，为后来的知性与自为提供可靠依据。籍此形成一条贯穿知性文化和属人世界间的进化标识、逻辑主线。就此，我们不妨在人类从动物社会进入人类社会的自然演进中，和后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寻找带有这类进化轨迹的其他根据和线索。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在生物类群发展进化的最高环链上，产生一个特殊生命族群：一方面，长期进化中，脆弱的同类个体（他们’），开始把同类个体面向自然、共同生存的关系，抑或生命互通、同类等一关系，内化在生命自体适合自身生存的自在行为上。另一方面，由于这类行为在同类个体间的差异互见，生命族群总是在知性因子（他们’）生命互仿、行为相承、效应互见和知性建联的活动中，通过内部震荡——筛选组合出最能适合地域特征、维系族群发展的效应模式，继而在与自然保持某种平衡的条件下，演化出践行因子（它们’）之间各向同性、组织有序、社会等一的自为行为。至此，自然进化便通过生命族群的知性因子和他们’的自在行为，以及生命类群中的践行因子和它们’的自为行为——完美地媾和起来，开启了生命类群内——知性因子向践行因子的历史跃迁。这也是人类从动物社会进入人类社会的重要标识。在这个进化模式中，把知性因子向践行因子定向传导的，不是上帝之手，而是在标识他们/它们类群行为——同类等一/社会等一这俩个基态间——生命传导、交融互构的必然结果。它陈明一个基本事实：在所有的生物类群中，进化不是智识的，而是知性的。
随着时空的挪移，这类进化模式还将演绎下去。所不同的是，进化的目标不再是动物向人的蜕变、族群向类群的跃迁，而是在人类社会相对成熟的生命维度上，和俩种基态由低向高的时空取向上，集中在俩个基态间对知性因子/践行因子的生命传导、交融互构上。目的是褪去原始个体——生活自然的自在属性，提升自为个体——与自己类群的社会相容度，继而在其行为被类群内部序参量的筛选中，建立起生命互构的知性模式。人类社会后续的发展基本沿着这两条主线运行。
事实上，不论民族国家/生命类群彼此有着怎样的不同，在知性因子向践行因子的迁移中，都要面对趋利避害的问题，都须解决合理性与配套性的问题，都要回答往哪迁、如何迁的问题。前两个问题说得是同一问题，两者具有对位耦合的适配关系。只要设置好如何趋利避害的关系维度，与之适合的合理性就对位出来、配套性亦派生出来，它们是知性取向的共生关系。解决了这些问题，往哪迁的问题也就一目了然。这样，一个看似十分复杂的问题，就被类群系统内部的对位耦合、关系适配轻易的解决了。同时它也说明，此时类群系统不再单纯作用于知性因子向践行因子的迁移上，还通过这类因子迁移引发在类群内部的固有的矛盾，和人们为化解这类矛盾长期积淀的知性选择（通过系统对人们知性行为的概率指引）得到解决。它带来结果是，在这类因子迁移中，类群社会的进化目标不只集中在对个体社会行为的主观适配上，还在构成他们/它们生产生活的社会生命维度上，生成了为我客观化的物质文明和生命场域。从而改变了类群内部对这类因子的迁移路径和方式，也为类群个体的社会形塑，提供了外在条件和坚实支撑。据此，我们完全可以配合这一进程、运用我们的知性文化和自觉，做出合乎系统目的的知性选择。那么怎样才能合乎系统目的呢？这就涉及到前面第三个问题，即这类因子在系统内部如何迁的问题。那是个战略问题。这类问题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定位问题，二是据此定位把握时机，做好空间布局，并在时间细节上搞好契合问题。它涉及到类群进化在大尺度上如何做到知性把控的问题。
从类群进化的大尺度看，在知性因子向践行因子的迁移中，肯定不是一个平静的过程。因此，迁移是在减少社会纷争、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社会效率、开拓新型资源、拓展生存空间为前提。为此，它要有安全的周边环境、良好的生活秩序、科学的法制保障、灵活的技术创新、包容的文化建设做支撑。乃至由此派生的业态领域、配套机能、研发部门、基础设施、服务领域。但从战略层面说，如何定位这些方面、设定相应内容、培育相关领域、提供社会保障、搞好统筹管理，才是重中之重。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发展特点，要求不同运行机制、面临不同的发展需要，构成不同社会矛盾，产生不同应对策略。而所有这些方面又取决于我们对本国、他国及其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彼此有过怎样的交往，重大意义的事件，怎样的地缘关系、怎样的文化心性、怎样的文明成就。同时配合以对人类自身发展历史的梳理、关注文明和文化的走向、社会的变迁、生产方式的变革、轴心时代的转移。当然还要搞清我们拥有什么、缺乏什么、培育什么、想要什么、向何处去。总之，这一切都是知性的，不是理性的。当我们针对某一方面具体去做——并探究怎样去做时，这才是理性的。
但无论怎样，人的自在行为总是处在同类等一层面上。在生命类群的两个基态中，它是与人的原始禀赋最为靠近的基态。用知性的视角看（不同于认识视角），同类等一说得是同类个体间——在知性、认知、心理、行为、欲求等生命特质和生命功能上的知性相通（而不是相同）的主观方面，也是知性个体知性行为的自为层面。类群系统设置这个基态的目的是，无论我们置身何地，只要能展示一种特殊的生命场域，我们都会有十分相同的心灵共振与行为抉择。说到底，类群系统的自组织和进化，都源出于这个基态、这个始点。它作为人的一种生命觉知态，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具有复合多重文化心性的开放性质。故而在进化层面将它标记为他们’。而人的自为行为，则处在社会等一的层面，也是与人的社会生命禀赋最为靠近的方面。社会等一说得是，自为个体知性相通和知性践行的客观方面。类群系统设置这个基态的目的是，一个自为个体在知性践行中所开掘的技术形态、所变通的知识领域、所拓展的知性功能，都会通过各种生命渠道、知识传播——将它所展示的行为类型、共性方面、应然属性，被社会等一的其他个体所领悟、所效仿、所超越。在这里，可以展示人们觉知生命、变换自然的无尽潜能与神奇。鉴于这一层面——与人类行为方式生命与共的对象世界及领域，不仅包括自然宇宙、人类社会，还包括他们类群整体及同类本身。人类社会等一行为的自在性，已经显示出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社会有效性，已然彰显出他们/它们把自然生命契合其中的空间维度与生存状态。因此，它们’的行为是自为的、生命的、具象的，都具有展开和显露对象世界内在本质的性质。
再以西方社会的文化类群举例。在西方社会/文化类群的两个基态中，无论智者或践行者，所有个体的思，均是人类大脑认知的所在。只是这种结构在他们/它们类群文化及其分工体系中的思，已经完善到被制度文化精准刻划的性质（演绎为他们/它们社会的智识结构）。那是一种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践行完美、追求崇高的自为，也是印证他们宗教信仰的完美和西方价值观的崇高。当这个完美和崇高反映在他们对自己生命类群的文化自信上，就在他们治理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表现一种强势的社会阶级意志；就会在多元文化的全球经济生活中——产生他者意识和分别之心；就会在他们关于全球经济生活的文化布局中——构成文化冲突。这个冲突也是根源于他们文化自信的冲突，是难以被自身文化消解的冲突。因为这种文化自信的理由太多、太多。他们开创的我思理念和哲学，几乎成为世界政治哲学的代言。并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其他民族国家/生命类群——观念世界/创造价值/获取财富的视角。他们作为践行者的自为，是结构在全球经济生活运行方式之中的自为。它’把控的国际分工系统和对象领域，可以具有操控其他国家命运的水平。在他们生命类群的生命维度内，宗教是可以操控人类命运的；人是独立的，自由的，我思的；个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择取取决于私有制。因为，这一切曾经是——让人的自为行为充分碰撞、发挥潜能的所在；也是把那些与他们命运攸关的物质信息和能——迅速引入社会、提升内在有序、开创文明的所在；还是追随财富、推广殖民、开拓世界市场的所在。
然而，来在全球经济生活的层面，每个民族国家/生命类群，都是处在不同地域的社会发展连续统，都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文化精神，都是全球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合作者。只是，他们/它们那么脆弱，脆弱到在谋取自身市场结构地位上少有自己文化类群本有的自为。谁来帮助完成这个转变呢？靠权力、教化、法律、霸权、普世价值吗？NO！靠自为者与他者相通互构的文化知性吗？那么谁来提供这种知性？对此，上帝也是述而不作的。于是，我思就想充当上帝的角色，因为我思自诩——它具有同上帝和人类理性沟通的便利（灵性）。但不要忘记，我思是理性地、思维是纯粹地，观念是思想的，认识是抽象的。况且人们在面对发展之域的当下世界时，认识可入、实践未必可入，观念可入、行为未必可入，理性可入、发展未必可入。技术可入、思想未必可入，知识可入、生活未必可入，科学可入、文化未必可入。权力可入、人心未必可入，价值可入、生命未必可入，市场可入、人伦未必可入。说到底，我思和认识虽然也是一种知，但它在本质上是心中向往的、智识激发的、生命属灵的知；是无法在社会等一层面突显人们自为行为的知。全球经济生活需要参与其中的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构建一种觉知他们社会生命状态的知，谋取自身市场结构地位的知，和践行自己独立文化精神的知。那是一种生命地知、文化地知、共命运地知。我思的知对这个知性世界——压根不可入！
据此做个假设推断，当认识——被同类等一的自为个体所共有，我思——就成为人们观念世界、彼此等一的认识原点。此时的我思，还处在靠近人们原始禀赋的基态层面上。当具有我思特质的人们（他们’），找到贯通对象世界的逻辑线索，让我思的自为，在展开和显露对象世界内在本质的过程去运行。这时，我思似乎也变得自为了！于是发问：业已发生跃变了的我思，能够成为同类个体间社会等一（普世价值的）的那种自为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我思，一开始就绑定在个体认知的原点上，压根不属知性范畴。它同类群进化的两种基态——完全处在脱离状。除非让我思超越所有地域上文化类群的进化进程，打乱这个星球上延续至今的社会发展连续统，单纯让我思以普世价值的姿态——与所有具有知性自为的人们发生文化键联（文化霸权）。但这又是人类良知、生命伦理无法接受的。
今天的人类，一脚买入迅速变迁的发展之域（动态、流变的），一脚留在我思的抽象世界（静态、升华的）。是固守在我思原点看世界，还是通过唤起人们的觉知力、把我思带向发展之域？在这个问题上，人类该做出历史了断了。因为，无论是侠义上改变自己民族国家命运，还是广义上统观人类的历史、过去和未来，所需要的知，都是让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沉浸在发展之域的知，社会变革的知。也是通过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运作/实践文化——把自己带入新的历史、留下进化轨迹的知。市场运行早就昭示一种奥妙：群体有知、个体无为，更遑论我思呢？！我思从来不是结构在全球经济生活的自为主体和有效单元，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才是运行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载体/文化主体。欲构建属人世界，习得把控自身历史命运的知性文化，唯有走自主调整、改革开放，谋取自身稳固市场结构地位这一条路。
世界在变，哲学也要变。铺面而来的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正以摧枯拉朽的态势，撕扯人们的精神信念、冲击人们的体认文化。信息网、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这类改变类群内部运行方式的社会技术，正配合知识经济，成为打造全新世界、形塑运作文化、建构人类知性、生成社会感官的必要手段。乃至在人类未来的可能视域内，发展之域将取代认识之域，运作文化取代体认文化，知性的自为取代认识的自为，属人世界取代现实世界。当所有民族国家带着他们特有历史文化心性，同全球经济生活做真实面对；当他们文化类群与其他类群，构成相互需要的世界市场；当对象世界具有了为我客观化的属人机制，这个攸关人类共同命运的经济生活——就知性为一个属人世界。这时，人类的知识体系和文明成就，将作为类属于人的知性因子、变动元素，它将在更高生命维度上引领人类发展。那是与所有知性个体的自为——人化相通的世界，也是在人类变换自然的大尺度上——生命相容的世界。它告诉我们，知性文化是具有进化特质的生命文化、实践文化、属人文化，而属人世界则是自在世界、我在世界和它在世界——共居一处的知性世界。它澄明一个现实，世界不是认识导控的，而是知性相连、人化相关、生命相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