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文化与属人世界 ——献给在中国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

付志雄 原创 | 2018-01-31 18:50 | 收藏 | 投票

     摘要:感慨中国四十年间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们,经常遭遇巨大的理性之问:它所依据的是什么?言语间包含了种种质疑,但也隐秘了许多不被理性觉察的东西!知性文化与属人世界就属这一类。于是不得不开启人的知性,用人类自身的知性——构造出相应的语言、概念和逻辑。文中把人的带有觉知色彩的行为称为自在行为,认为知性是一种自然的、此刻的生命觉知态,不属理性范畴。但它有一个特点,人的生命觉知态,愈是以其复杂社会样貌耦合在类群生命中,便愈能释放其内在理性的文化内涵。同时指出,每个人的生命觉知态,都会在生产生活、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市场运作中构成与之适合的场域效应,都会把他们文化类群的文化心性传导其上、培育其间。由此构成他们/它们休戚与共的知性文化。同时,也把个人的知性行为,同他们置身其中的生命类群及其实践文化联系起来。继而在由此开启的知性构造中,在决定类群进化的两个层面上,约定一组概念,发生一种机制,说明一种进化。尝试用这类带有进化意味的、与常规意识完全不同的逻辑语境,阐释知性文化、属人世界。并在它对全球经济生活的文化预设中,导出一个把人类置身发展之域的哲学概念:实践文化。认为实践文化是把所有民族国家链接一起的场域文化、市场文化,也是追求场域效应的功能文化、属人文化。籍此,就把知性文化的发展和属人世界的建立,通过实践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

 

什么叫知性?怎样方为属人?不好用概念直接定义。硬要定义它,这知性就成为概念、思维和理性的了,原本意欲陈明的知性内涵,反而被消解、转移。就像物理学家给量子做定义所遭遇的麻烦一样。于是,采用不被人们熟知的知性构造、知性语言和逻辑,把其间蕴涵的理性成份蒸发出来。

因为概念在本质上是我思的、意识的、属灵的。它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形式化规则。而知性则不然,从知觉个体的行为看,知性是人的生存行为耦合(因应)在社会之中,做出即时反映、印证个人心理、突显当下诉求的复杂觉知。它是一种自然的、此刻的生命觉知态,不属理性范畴。但它有一个特点,人的生命觉知态,愈是以其复杂社会样貌耦合在类群生命中,便愈能释放其内在理性的文化内涵。人的带有这种觉知色彩的行为,必然是反映他们生命诉求和心理特征的行为,又称作他们’的自在行为。反之,人的自在行为,是由他的觉知能力来确定。它包括被这能力所唤起的觉知背景、文化心性,所生成的文化理念、个人诉求,所调动的觉知因素和外部条件,等等。脱离了这些内容和条件,人的知性便统统不在了。

不仅如此,每个人的这种生命觉知态,都会在生产生活、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市场运作中构成与之适合的场域效应,都会把他们文化类群的文化心性传导其上、培育其间。由此构成他们/它们休戚与共的知性文化。当人类个体的生命觉知处在这样一种场域效应中,他同自己文化类群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改变。他不再是单纯的社会个体,而是把自己的生产生活、生命欲求、行为取向、人格特征,全面浸润在类群整体的知性文化中

个人知性一旦置身在类群整体的知性文化中,便会在这未曾有过的生命场域中蜕变为类群个体。这无异于开启了人的第一社会感官。他们自为的行为方式将带有这个感官内在成熟的性质。然而,知性文化毕竟是自己文化类群侠义的知性——浸透在个体行为中的文化,当他们作为类群个体在与其他生命类群(更大生命场域)发生社会活动、经贸往来,竞争博弈、文化抵牾时,又会在世界社会的生命舞台上,在不同民族国家/生命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产生他们/它们共同具有的文化知性。

必须指出,知性文化是不同文化类群中知性个体的文化,此时的知性还带有侠义的文化性质。文化知性则是所有民族国家/生命类群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培育起来的共同知性。人们一旦拥有这种知性,无异于开启了人的第二社会感官。他们自为的行为方式亦将带有同类相属的性质。民族国家侠义的类群文化和知性,只有在这更大生命场域的反复锤炼中,才会慢慢褪去以往侠义色彩,成为这个更大社会生命场域中自觉、自为的类属文化单元

这样我们对两个社会感官就有了相对清晰的理解。人的第一社会感官,是处在国家社会中的类群个体——借以彰显自己文化类群社会生貌和价值追求的感官。人的第二社会感官,则是不同地域的民族国家/生命类群,凭借他们/它们生产生活交互一起的生命场域及其文化知性,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知觉自身命运把控市场变化的感官。只是由于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类群置身在这个场域的实践文化不同、文化自觉不同、所享有的知性空间不同——对他们/它们的知性行为的文化属性,便可用‘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和‘民族国家/生命类群’这两个符号标记出来。从两种标记的文化属性看,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是他们/它们类群个体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自在行为,民族国家/生命类群是他们/它们类群个体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自为行为。籍此区分不同民族国家对全球经济生活的态度和取向,乃至评价他们/它们在现实和未来相容于全球经济生活的文化状况

说到文化知性,人们不禁有些愕然。其实这也好理解。当人类在一波波全球危机中预感到可怕后果,每个国家和类群都携起手来采取决策、及时应对。当几个大国家发生对峙,其他邻国小国也会因应地缘政治、自身需要选边站队。这些都是文化知性的最好例证。毋庸置疑,文化知性是关乎他们共同命运、攸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尺度上的知性。至此问题并未了结。当某个崛起的国家,巧用第二社会感官,解决好人类理性在我思原点上无法开解的问题和困惑,这种被正确运用了的文化知性,复又转变成他们/它们关乎自身人类共同命运的知性文化与行为自觉。于是,具有这类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生命类群,就会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成为多边合作双边共赢、把自身以类属的有效单元(类属文化单元)。全球经济生活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主体单元。那是他们/它们改革开放中、稳扎稳打,在短短四十年间取得重大历史成效的根本所在。它的名字叫中国!

在全球经济生活这个宏大生命场域内,知性文化,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宝贵资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就同开启这个资源有关。从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方式和实践模式的转型,到类群社会对自在个体生命觉知的唤起,和类群文化间场域效应的形成(修身);从知识经济载携的新型物质信息和能及其对全社会、全领域的渗透/覆盖,到转型经济对自为个体观念方式的提升,和他们知性文化的整体改变(齐家); 从团队、企业、区域、政府、国家主体性关系的解放,到类群个体对他们/它们第一社会感官的启用(治国);从生产力与社会系统间的自洽、对位与协变,到中华民族走上世界经济历史舞台(治天下)。面对全球经济和西方治下的丛林法则,中国另寻出场路径,用它最传统的知性方式,“修身齐家治国”治天下。四十年间的风风雨雨,它以经济的和知性的法制文化手段处理类群生活内部的种种问题,让那些理性上颇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思想理念,淹没在如火如荼的社会践行中。因为他们/它们深知,一个民族的历史复兴,绝不是单凭自由、民主、正义、人权这类认知取向可以解决。理性容易冲突、知性更易融合,处在发展之域的文化知性具有绝对的政治优势。早在中国象形文字开始,就开启了知性的文化征程。 

但不要忘记,一个国家社会的类群个体——突显他们社会生命意义价值存在感的行为文化,也是他们/它们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实践文化是把所有民族国家链接一起的场域文化、市场文化,也是追求场域效应的功能文化、属人文化。无论是对内或是对外,它所构造的生命场域,可以聚合文化心性;它所开启的社会感官,能够突显属人机理;它所拓展的生命维度,可以构造属人世界;它所演绎的运作文化,能把觉知个体的生命禀赋激发、突显出来。不仅如此,由于实践文化的场域效应是在多元文化相容关系中来发生,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践文化的性质和特点,已然存在的因素与条件,在与不同文化类群的实践交往中尽量顺势而为,观照双方的底线和共同利益,应然际遇、巧妙(文化)预设,在彼此命运攸关的市场载体/文化载体中,共同打造文化相容、生命互照的现实类生活。

从人类进化的大尺度说,人们在此类觉知状态下获得的知性,做出的行为选择,仍属于人的自在行为。这类行为可用他们’标记出来。因为他’还未找到切入属人世界的知性原点,还以他们自在自娱的形式停留在自以为是的我思原点上。当他们把人的觉知,寄宿到与自己生命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利用全球经济生活的生命场域、变化规律——思考自己国家谋取市场结构地位的可能路径,产生一些列知性文化,并被他们生命类群的具体实践所采纳——这类带有知性文化特色,与自己生命类群共同发展的自为,就以它们’的符号做标记。因为他/它’的知性,业已同自己生命类群共同发展的知性相容互构了。

从人类社会这个特殊生命类群的进化轨迹看,它的每一次具有标志性的进化,都伴随人类行为从自在向自为的历史转变。由于这个转变通常是渐进的,不同时期有它知性的文化目标,我们可根据其间转变过程的性质、特点和要求,对这个转变用一个特殊符号——他们/它们——标记出来。这就构成人类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某种轨迹。还可以充分调动一切可能的生命场域,从中蓄积更具活力的知性文化,对自己文化类群的实践文化、进化轨迹构成比较和反思,从中发掘自己生命类群——实践地理论地把自身以类属的知性文化线索,生成新的发展目标和文化预设,为后来的知性与自为提供可靠依据。籍此形成一条贯穿知性文化和属人世界间的进化标识、逻辑主线。就此,我们不妨在人类从动物社会进入人类社会的自然演进中,和后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寻找带有这类进化轨迹的其他根据和线索。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在生物类群发展进化的最高环链上,产生一个特殊生命族群:一方面,长期进化中,脆弱的同类个体(他们’),开始把同类个体面向自然、共同生存的关系,抑或生命互通、同类等一关系,内化在生命自体适合自身生存的自在行为上。另一方面,由于这类行为在同类个体间的差异互见,生命族群总是在知性因子(他们’)生命互仿、行为相承、效应互见和知性建联的活动中,通过内部震荡——筛选组合出最能适合地域特征、维系族群发展的效应模式,继而在与自然保持某种平衡的条件下,演化出践行因子(它们’)之间各向同性、组织有序、社会等一的自为行为。至此,自然进化便通过生命族群的知性因子和他们’的自在行为,以及生命类群中的践行因子和它们’的自为行为——完美地媾和起来,开启了生命类群内——知性因子向践行因子的历史跃迁。这也是人类从动物社会进入人类社会的重要标识。在这个进化模式中,把知性因子向践行因子定向传导的,不是上帝之手,而是在标识他们/它们类群行为——同类等一/社会等一俩个基态间——生命传导、交融互构的必然结果。它陈明一个基本事实:在所有的生物类群中,进化不是智识的,而是知性的。

随着时空的挪移,这类进化模式还将演绎下去。所不同的是,进化的目标不再是动物向人的蜕变、族群向类群的跃迁,而是在人类社会相对成熟的生命维度上,和俩种基态由低向高的时空取向上,集中在俩个基态间对知性因子/践行因子的生命传导交融互构上。目的是褪去原始个体——生活自然自在属性,提升自为个体——与自己类群的社会相容度,继而在其行为被类群内部序参量的筛选中,建立起生命互构的知性模式。人类社会后续的发展基本沿着这两条主线运行。

事实上,不论民族国家/生命类群彼此有着怎样的不同,在知性因子向践行因子的迁移中,都要面对趋利避害的问题,都须解决合理性与配套性的问题,都要回答往哪迁、如何迁的问题。前两个问题说得是同一问题,两者具有对位耦合的适配关系。只要设置好如何趋利避害的关系维度,与之适合的合理性就对位出来、配套性亦派生出来,它们是知性取向的共生关系。解决了这些问题,往哪迁的问题也就一目了然。这样,一个看似十分复杂的问题,就被类群系统内部的对位耦合、关系适配轻易的解决了。同时它也说明,此时类群系统不再单纯作用于知性因子向践行因子的迁移上,还通过这类因子迁移引发在类群内部的固有的矛盾,和人们为化解这类矛盾长期积淀的知性选择(通过系统对人们知性行为的概率指引)得到解决。它带来结果是,在这类因子迁移中,类群社会的进化目标不只集中在对个体社会行为的主观适配上,还在构成他们/它们生产生活的社会生命维度上,生成了为我客观化的物质文明生命场域。从而改变了类群内部对这类因子迁移路径和方式,也为类群个体的社会形塑,提供了外在条件和坚实支撑。据此,我们完全可以配合这一进程、运用我们的知性文化和自觉,做出合乎系统目的的知性选择。那么怎样才能合乎系统目的呢?这就涉及到前面第三个问题,即这类因子在系统内部如何迁的问题。那是个战略问题。这类问题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定位问题,二是据此定位把握时机,做好空间布局,并在时间细节上搞好契合问题。它涉及到类群进化在大尺度上如何做到知性把控的问题。

从类群进化的大尺度看,在知性因子向践行因子的迁移中,肯定不是一个平静的过程。因此,迁移是在减少社会纷争、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社会效率、开拓新型资源、拓展生存空间为前提。为此,它要有安全的周边环境、良好的生活秩序、科学的法制保障、灵活的技术创新、包容的文化建设做支撑。乃至由此派生的业态领域配套机能研发部门基础设施服务领域。但从战略层面说,如何定位这些方面、设定相应内容、培育相关领域、提供社会保障、搞好统筹管理,才是重中之重。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发展特点,要求不同运行机制、面临不同的发展需要,构成不同社会矛盾,产生不同应对策略。而所有这些方面又取决于我们对本国、他国及其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彼此有过怎样的交往,重大意义的事件,怎样的地缘关系、怎样的文化心性、怎样的文明成就。同时配合以对人类自身发展历史的梳理、关注文明和文化的走向、社会的变迁、生产方式的变革、轴心时代的转移。当然还要搞清我们拥有什么、缺乏什么、培育什么、想要什么、向何处去。总之,这一切都是知性的,不是理性的。当我们针对某一方面具体去做——并探究怎样去做时,这才是理性的。

但无论怎样,人的自在行为总是处在同类等一层面上。在生命类群的两个基态中,它是与人的原始禀赋最为靠近的基态。用知性的视角看(不同于认识视角),同类等一说得是同类个体间——在知性、认知、心理、行为、欲求等生命特质生命功能上的知性相通(而不是相同)的主观方面,也是知性个体知性行为的自为层面。类群系统设置这个基态的目的是,无论我们置身何地,只要能展示一种特殊的生命场域,我们都会有十分相同的心灵共振与行为抉择。说到底,类群系统的自组织和进化,都源出于这个基态、这个始点。它作为人的一种生命觉知态,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具有复合多重文化心性的开放性质。故而在进化层面将它标记为他们’。而人的自为行为,则处在社会等一的层面,也是与人的社会生命禀赋最为靠近的方面。社会等一说得是,自为个体知性相通知性践行的客观方面。类群系统设置这个基态的目的是,一个自为个体在知性践行中所开掘的技术形态、所变通的知识领域、所拓展的知性功能,都会通过各种生命渠道、知识传播——它所展示的行为类型共性方面、应然属性,被社会等一的其他个体所领悟所效仿所超越。在这里,可以展示人们觉知生命、变换自然的无尽潜能与神奇。鉴于这一层面——人类行为方式命与共的对象世界及领域,不仅包括自然宇宙、人类社会,还包括他们类群整体及同类本身。人类社会等一行为的自在性,已经显示出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社会有效性,已然彰显出他们/它们把自然生命契合其中的空间维度与生存状态。因此,它们’的行为是自为的、生命的、具象的,都具有展开和显露对象世界内在本质的性质。

再以西方社会的文化类群举例。在西方社会/文化类群的两个基态中,无论智者或践行者,所有个体的思,均是人类大脑认知的所在。只是这种结构在他们/它们类群文化及其分工体系中,已经完善到被制度文化精准刻划的性质(演绎为他们/它们社会的智识结构)。那是一种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践行完美、追求崇高的自为,也是印证他们宗教信仰的完美和西方价值观的崇高。当这个完美和崇高反映在他们对自己生命类群的文化自信上,就在他们治理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表现一种强势的社会阶级意志;就会在多元文化的全球经济生活中——产生他者意识和分别之心;就会在他们关于全球经济生活的文化布局中——构成文化冲突。这个冲突也是根源于他们文化自信的冲突,是难以被自身文化消解的冲突。因为这种文化自信的理由太多、太多。他们开创的我思理念和哲学,几乎成为世界政治哲学的代言。并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其他民族国家/生命类群——观念世界/创造价值/获取财富的视角。他们作为践行者的自为,是结构在全球经济生活运行方式之中的自为。它’把控的国际分工系统和对象领域,可以具有操控其他国家命运的水平。在他们生命类群的生命维度内,宗教是可以操控人类命运的;是独立的,自由的,我思的;个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择取取决于私有制。因为,这一切曾经是——人的自为行为充分碰撞、发挥潜能的所在;也是把那些与他们命运攸关的物质信息和能——迅速引入社会、提升内在有序、开创文明的所在;还是追随财富、推广殖民、开拓世界市场的所在。

然而,来在全球经济生活的层面,每个民族国家/生命类群,都是处在不同地域的社会发展连续统,都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文化精神,都是全球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合作者。只是,他们/它们那么脆弱,脆弱到在谋取自身市场结构地位上少有自己文化类群本有的自为。谁来帮助完成这个转变呢?靠权力、教化、法律、霸权、普世价值吗?NO!靠自为者与他者相通互构的文化知性吗?那么谁来提供这种知性?对此,上帝也是述而不作的。于是,我思就想充当上帝的角色,因为我思自诩——它具有同上帝和人类理性沟通的便利(灵性)。但不要忘记,我思是理性地、思维是纯粹地,观念是思想的,认识是抽象的。况且人们在面对发展之域的当下世界时,认识可入、实践未必可入,观念可入、行为未必可入,理性可入、发展未必可入。技术可入、思想未必可入,知识可入、生活未必可入,科学可入、文化未必可入。权力可入、人心未必可入,价值可入、生命未必可入,市场可入、人伦未必可入。说到底,我思和认识虽然也是一种,但它在本质上是心中向往的智识激发的生命属灵的;是无法在社会等一层面突显人们自为行为的。全球经济生活需要参与其中的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构建一种觉知他们社会生命状态的谋取自身市场结构地位的,和践行自己独立文化精神的。那是一种生命地知、文化地知、共命运地知。我思的知对这个知性世界——压根不可入!

据此做个假设推断,当认识——被同类等一的自为个体所共有,我思——就成为人们观念世界、彼此等一的认识原点。此时的我思,还处在靠近人们原始禀赋的基态层面上。当具有我思特质的人们(他们’),找到贯通对象世界的逻辑线索,让我思的自为,在展开和显露对象世界内在本质的过程去运行。这时,我思似乎也变得自为了!于是发问:业已发生跃变了的我思,能够成为同类个体间社会等一(普世价值的)的那种自为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我思,一开始就绑定在个体认知的原点上,压根不属知性范畴。它同类群进化的两种基态——完全处在脱离状。除非让我思超越所有地域上文化类群的进化进程打乱这个星球上延续至今的社会发展连续统,单纯让我思以普世价值的姿态——与所有具有知性自为的人们发生文化键联(文化霸权)。但这又是人类良知、生命伦理无法接受的。

今天的人类,一脚买入迅速变迁的发展之域(动态、流变的),一脚留在我思的抽象世界(静态、升华的)。是固守在我思原点看世界,还是通过唤起人们的觉知力、把我思带向发展之域?在这个问题上,人类该做出历史了断了。因为,无论是侠义上改变自己民族国家命运,还是广义上统观人类的历史、过去和未来,所需要的知,都是让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沉浸在发展之域的社会变革的。也是通过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运作/实践文化——把自己带入新的历史、留下进化轨迹的。市场运行早就昭示一种奥妙:群体有知、个体无为,更遑论我思呢?!我思从来不是结构在全球经济生活的自为主体和有效单元,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才是运行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载体/文化主体。欲构建属人世界,习得把控自身历史命运的知性文化,唯有走自主调整、改革开放,谋取自身稳固市场结构地位这一条路

世界在变,哲学也要变。铺面而来的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正以摧枯拉朽的态势,撕扯人们的精神信念、冲击人们的体认文化。信息网、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这类改变类群内部运行方式的社会技术正配合知识经济,成为打造全新世界形塑运作文化建构人类知性生成社会感官的必要手段。乃至在人类未来的可能视域内,发展之域将取代认识之域,运作文化取代体认文化,知性的自为取代认识的自为,属人世界取代现实世界。当所有民族国家带着他们特有历史文化心性,同全球经济生活做真实面对;当他们文化类群与其他类群,构成相互需要的世界市场;当对象世界具有了为我客观化的属人机制,这个攸关人类共同命运的经济生活——就知性为一个属人世界。这时,人类的知识体系和文明成就,将作为类属于人的知性因子、变动元素,它将在更高生命维度上引领人类发展。那是与所有知性个体的自为——人化相通的世界,也是在人类变换自然的大尺度上——生命相容的世界。它告诉我们,知性文化是具有进化特质的生命文化、实践文化、属人文化,而属人世界则是自在世界、我在世界和它在世界——共居一处的知性世界。它澄明一个现实,世界不是认识导控的,而是知性相连、人化相关、生命相属的!

个人简介
因循一条公理: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生活;学习一种方法:通约历史,引领现实,预设未来,构建全新发展理念。
每日关注 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