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生命的延续

阮思余 原创 | 2018-01-06 11:10 | 收藏 | 投票

 学术生命的延续

   ——读杨雪冬《书声人去后,满座静思中——纪念荣敬本老师》

   
 

   
 

   
 

   拜读杨雪冬老师的《书声人去后,满座静思中——纪念荣敬本老师》,我最感兴趣的是,原来“压力型体制”的概念是在1997年荣老师的主持项目,也就是《县乡政治体制改革》报告正式提出来,并逐渐获得学术界认同。这就说明,早年的研究项目,后来俗称的课题,还是提出了解释中国政治有影响力的学术概念,不像今天被广为诟病的课题那样,主要是用来评职称以及获取研究经费。

   
 

   这就涉及到徐勇老师最近说到的“重新定义中国政治”的问题。徐老师在最近的演讲《重新定义中国政治,基于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中指出:“被定义的中国政治已经远远脱离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也背离了科学认识应该从事实出发的做法。所以,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中国政治,而重新定义需要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参见徐勇:重新定义中国政治,基于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551.html)如何超越被定义的中国政治,提出有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这就涉及到如何分析、如何解释快速变化的中国政治的问题。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也在梳理中国学者提出的解释中国的有生命力、有解释力的概念。大概在十年前,中国学术界,至少是社会科学界,就对采用西方概念研究中国不太感冒。认为此举有生搬硬套之感,需要建构能够解释中国、有效解释中国的概念。围绕着这一目标,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解释性的概念,但是这些解释性的概念能否获得学术界的认同,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凭我有限的阅读,“压力型体制”是公认的解释中国地方政治颇有解释力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在这一点上,雪冬老师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指出,其实之前他已经在另一份报告中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自己还不是很自信。在最后形成荣老师的课题报告时,雪冬老师又再次使用“压力型体制”这一概念。荣老师强调要相信年轻人的判断力,因此在最后的报告中保留了这个被后世学者公认的“压力型体制”的概念。现在看来,荣老师对学术本身还是很有判断力。因此,与其说是荣老师相信年轻人的判断力,不如说是其敏锐的学术判断力。  

   
 

       可以说,雪冬老师此文,是对二十余年前中国政治学学术史的一段回顾。这段学术史的回顾包含多方面的回顾。既是对其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的一段学术史的回顾,又是对荣敬本老师一生学术史的回顾;既是对“压力型体制”概念提出过程的回顾,又是对荣老师学术风骨的回顾;既是对《经济社会体制》杂志早年创刊发展的回顾,又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生态的回顾。

   
 

       从雪冬老师的文章中,我还读到一点,就是年轻学者的学术生命在早年的起步阶段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高人的指点,现如今主要是导师指点,可能会进步比较快,更容易早些时日在学术界展露头角。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界,年轻学者与学界结缘,可能更多是基于学缘、业缘关系的话,那么,今天更多就是基于师生关系。

   
 

      雪冬老师讲到的荣老师提醒他要重视诺斯及其新制度主义,以及他此后连续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发表两篇文章,就是明证。当然,我相信雪冬老师受惠于荣老师的远远不只是诺斯及其新制度主义,而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的自觉与自信。

   
 

      总之,雪冬老师这篇文章,虽然讲的是他与荣老师的故事,但是我读到的是,学者的学术生命的故事,即如何做研究的故事,如何提携年轻人的故事。前者涉及如何提出有解释力的学术概念,后者涉及如何提携后进。对于学术的传承和发展来说,这两者同样不可偏废。这两者集中到一点就是,学者的学术生命的延续。

   
 

      世界都很忙,学者也不例外。往往某个学者去世,一般不是颇有感情、深表惋惜、痛心不已的话,往往不会专门花时间写长文悼念。雪冬老师写此悼念文章,或许与上述两个方面有关。

   
 

      学术的希望在于,学术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永不止息的学术生命的延续过程。问题只是在于,学者们以何种方式延续其生命而已。

   
 

    

   2017年12月31日星期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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