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长沙市解放西路太平街贾谊故居，与二十四岁的贾谊相逢，是在暮春的一个上午。由于先前读过太史公贾生列传中贾谊相关文章，在我的想象中贾谊生就孱弱瘦小的身躯，那样一副柔弱身躯，曾是怎样的少年得志、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又是怎样失宠被贬，在怨怼的长吁短叹愁肠百结中来到这样昔日吴楚湿润之地。带着一连串的问号，我想前来寻找答案。
贾谊故居所在的太平街一带在历史上是长沙的繁华之所，现在还继续着繁荣，并不宽敞的街两边小商小店接二连三，“市井”二字可说是这一带最直白的写真，长沙有名的酒吧一条街与故居相邻，灯红酒绿，夜夜笙歌，喧嚣浮华却丝毫不打扰和浸染故宅的高洁、清幽。动与静，变和不变，历史和现实就在这如流水的岁月里慢慢的流淌。
太傅祠里最醒目的是贾谊半身塑像，雕像很年轻，目光傲视，意气风发盘膝而坐，发髻高挽，冠巾飘逸，依然可见当年诗书满腹、壮怀天下的英年豪气；右手执笔，桌上摆着一本打开的竹简，似乎正在凝神构思一篇叙事鸿论或是给汉文帝的奏疏，《过秦论》中“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矣。”这一名句刻于雕像背后。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一出手便是洛阳纸贵，不但成为汉代帝王将相必读的典籍，更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读文献。他认为只有软硬兼施才能治理好国家。这种治国策略也成为二千多年来历代帝王治国安邦的基本国策。
年少得志青云直上
汉文帝刘恒执政时期，在中国史上被誉为“文景之治”的开明盛世。神童贾谊在洛阳出生。我曾专门读了记述贾谊生平的二个著名传记，一是司马迁所撰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二是班固所撰的《汉书·贾谊传》。两传中关于贾谊的内容，大体相同。生逢太平盛世，尽是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很快就脱颖而出的记载。《汉书》中是这样说的：“贾谊……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徵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谊年二十余……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按此文推算，贾谊被文帝“召为博士”，至少应为21岁（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十分注重朝廷后备干部年轻化及第三梯队建设，贾谊恰好赶上。
西汉初年，博士多为年老识多的学者充担，主要掌管典籍文献，以备皇帝随时咨询。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议论时，诸老博士欲语不能之际，贾谊总会能够“尽为之对”，并且能说出独到的见解。汉文帝非常高兴，不到一年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傣禄高达千石，掌管皇帝左右的议论应对事宜。贾谊初出茅庐即步入了政治生命舞台的巅峰，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汉文帝的宽厚仁慈求贤若渴发掘了治国理政的天才。
年轻人的特点就是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贾谊也是如此。刚被提拔没多久，他就意气风发地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他的设想很完美，但他忽略了实际的政治环境。当时，文帝刚刚继位，权力还不稳固，再加上当时刚清理了吕氏家族的势力，很多事情文帝还需要依靠拥立的周勃等老臣。在这么短时间内，贾谊骤然提出众多的改革建议，特别是其中对待诸侯王的“未生子而先分家”的策略，无论是客观形势还是文帝本人意愿，一时都很难接受和施行。欲速则不达。因此文帝没有采纳贾谊的这些建议。
但对贾谊的其他建议，文帝是迅速采纳的。如文帝二年，贾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积贮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弃农经商的现象对统治者不利，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文景之治”的农耕繁荣得益于此。
贾谊看出汉文帝对老功臣既有依赖又怕其谋反心理。于是便献上一计——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使其难以串通便于管理，防止元老们过多的干政。但贾谊的这个建议执行起来很难，因为功臣元老不愿离开灯红酒绿的长安，而功勋们都看丞相绛侯周勃，因周勃在铲除诸吕篡政中立下头功，周勃不动大家都不动。贾谊见状又献一计，让文帝拿周勃开刀，不去自己的封地就免了他的丞相职务，逼迫他到自己的封地去。这样一来，列侯们才在无可奈何的埋怨中才陆续离开京师。当列候们得知这个政策是贾谊提出的，都心生怨恨，你他妈的座火箭上来的，竟敢拿我们这些元老开刀，等着吧不知天高地厚小子！贾谊一下得罪了朝廷的众元老们，这给他的命运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坎坷和痛苦。
汉文帝看到贾谊是一个很有见识、年轻有为的人，对他更加赏识，没过多久，就提出让贾谊担任公卿职位加以重用。不想文帝的这一动议一下激化了平日潜伏的矛盾，早已积怨于心的朝臣们此时开始反击了——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元老们，这些跟随刘邦东征西讨，战功显赫后来又除诸吕拥立文帝的开国功臣,均是没有文化自恃功高的“大老粗”，尤其是周勃，更以“钝椎少文”出名。当贾谊这样学识渊博又有革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汉王朝崭露头角时，这些老臣显贵们一方面因他年纪轻资历浅而看不起他，另一方面又因他才华出众而心怀妒忌。让贾谊当个博士、中大夫之类只议论而无实权的官职，他们还能容忍，而一旦要让他升到公卿之位与其平起平坐，他们就难以忍受了。他们就众口一词地攻击贾谊：“这个洛阳人，小小年纪，学识浅薄，一心想专擅权力，要把国家的许多大事搞乱了！”更有平日为文帝舔痈吮痔的宠臣邓通在谗谄。贾谊讨厌这个没有真才实学而受文帝宠爱的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讥讽他。邓通也时常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俩人积怨矛盾很深。
元老和大内总管内外夹攻显然奏效，靠这帮老臣才登上皇位的文帝虽爱贾谊治国之才，自然明白孰轻孰重，贾谊任公卿之职就此不提。文帝由此想到自己经历，不也是年纪轻轻被吕后看贬，遣往偏僻封国里多年受尽磨难吗？让小贾下基层去挂职磨砺执政经验，等待重返朝政的时机。刘恒筛选了下诸侯国，想到了楚国的屈原，让小贾去实地感受屈子身世坎坷，历练其治国才干，便将贾谊挂职锻炼地定在了千里之外的长沙国。
中组部一纸调令，贾谊被文帝下诏贬出长安，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失意被贬牢骚满腹留名篇
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千里之遥，当时交通不发达，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更使贾谊难受的是心中的悲愤——他有满肚子的学问，心中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如今受谗被贬，这样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独、悲观和失望。
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共有特点是一旦理想遭到打击，就将政治上的失意、幽愤寄情于古人或者山水。贾谊踏上吴楚之地，他自然就联想到屈原，也是年轻就权柄中枢，因力主变法改革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最后报国无门投汨罗江而死。他感到自己的遭遇与其相似，就更加怀念屈原。当他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联翩，感受到二百年前屈原的精神磨难，就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借喟叹屈原的悲惨遭遇，来抒己怀才不遇的怨愤之情。
此时长沙靖王吴著是汉高祖剪灭诸侯后留下的唯一异姓王，他像一只待宰的驯鹿，终日惴惴不安地生活于院落之间。如今一贯主张削藩势力的贾谊被委任为他的老师，双方关系自然貌合神离。
既然是挂职锻练，长沙远离长安，贾谊本应接受在朝廷被枪打出头鸟的教训，韬光养晦，等待东山再起。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注朝廷的政治和经济大事，年轻性急的他一见朝廷的布告，就马上上疏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从贾谊在长沙上疏的奏章来看，他的见解确实独到，但却不像政治家。一般政治家发表政论时，都有深谋远虑的试探性，以便权衡利弊来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但贾谊却没这方面的心机，由于年轻心直口快，基本上都是就事论事，由于落笔倚马可待、直抒胸臆、一针见血，因此奏折常常得罪人。最为明显的是两件事。其一，他得知绛侯周勃遭谗被贬到了自己的封地绛县遭刑讯逼供。就给文帝上疏，为周勃愤愤不平，说了一番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的道理，实际上是对文帝提出了批评。其二，向文帝上了《谏铸钱疏》，批评文帝允许宠臣邓通、吴王刘濞他自铜铸钱，“邓氏钱”“吴氏钱”遍布天下，引起国内币制混乱，祸国殃民。建议文帝下令禁止。但邓通是文帝的宠臣，铜山又是文帝赐给他并允许他铸钱的，文帝怎会禁止呢？而吴王刘濞远在东方，天高皇帝远，又禁止不了。因此，贾谊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只能更增加邓通等人对他的忌恨而已。
贾谊在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有一只鵩鸟（猫头鹰）飞进了他的住房里。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鸟，依照风俗，猫头鹰的到来预示着主人将要离去，这正暗合了他希望离开的心情。贾谊谪居长沙，本来心情就忧郁，加上长沙气候阴湿，自以为寿命不长，如今猫头鹰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就写了一篇《鵩鸟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沦桑作了一番感叹，同时也借此来宽慰自己。这样的文章是令人感叹的辞赋，但对于改变自身命运却无任何帮助，还会让人陷入伤感的氛围不能自拔。贾谊近四年的长沙挂职锻炼，置身于楚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地，但他却没有学到“卧薪尝胆”谋略之精髓，仍动辄就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鵩鸟赋》文发遍朋友圈，只能引起一派哀怨。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唐朝诗人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的诗句确实说出了历代凭吊者的心声。
再回京师任太傅针贬时弊著名篇
文帝七年(前173年)朝廷人事更迭，元老们纷纷退休，贾谊再一次时来运转。汉文帝马上把他召回长安。从这件事情来看，文帝对贾谊确实是比较看重的，只是任用他需要时机，同时也得看小贾长沙三年多挂职锻炼是否适应这种变化。
贾谊日夜兼程风尘仆仆到长安后，他去朝见文帝的那天，适逢文帝刚举行完祭祀仪式，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话题就由祭祀转到鬼神上来。于是历史上一起著名典故诞生了——唐朝诗人李商隐落笔愤不平：“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虽然李商隐诗中埋怨文帝故意冷落委屈贾谊，但事实上“夜半虚前席”也确实反映了汉文帝对贾谊的器重。宣室谈话后，汉文帝很快就“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贾谊前后两次任太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对此，司马迁说得很清楚的。前番“是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对于文帝而言，贾谊是公差挂职，去不去由不得贾谊；而这次就大不同了，这其中“以”和“拜”的不同，隐藏着巨大的玄机。为什么汉文帝要“拜”呢？因为梁怀王刘揖系“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从中可见梁怀王是汉文帝诸子中寄予希望最大的一个。汉文帝希望借重贾谊超众才华，为刘氏家族培养一位第三代杰出的政治接班人。
贾谊在教育文帝爱子的同时，关注着国家内外大事爱国痴心不改。针对朝廷王公大臣们，沉湎于一派歌舞升平的颓废倾向。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忧国忧民心切，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陈述隐藏于太平盛世之下的危机，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那篇著名的长篇政论《治安策》，他尖锐地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说辞，指出了当时政治形势犹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期其上”朝廷的巨患——地方候王势力已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地步。匈奴气焰嚣张已形成长期为患的局面。而达官贵族和士大夫们竞相侈糜，不思创变，致使天下“可为痛哭者”、“可为流涕者”、“可为长太息者”触目皆是。这一篇令人警醒的政论引起了文帝的高度重视，他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逐步采取了一些防范诸侯、弱其势力的手段。《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被后代历代帝王视为治国安邦必读文献。毛泽东也极为推崇。1958年4月27日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谈到：“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原赋》、《鵩鸟赋》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以来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壮志未酬事堪哀 千古同惜贾太傅
贾谊故居的寻秋草堂和碑廊，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凭吊贾谊之后，吟诗作画之处。内陈列《古今名人咏贾诗选刻》及明清历次重修故居碑文。共有历代名人咏贾诗二十一首及明清重修故居碑文五篇。如今墙上贴了介绍贾谊一生的图画，并耐人寻味地贴了李商隐那首《贾生》和毛泽东的两首诗。毛泽东的《七绝》：“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据说是写给因庐山上书被罢免赋闲的彭德怀的，毛写后却又扔掉，被秘书在废纸篓里发现。另一首是《七律·咏贾谊》：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毛泽东一生熟读二十四史，爱不释手，对历史典故信手拈来，左右逢源。他深谙皇权宫闱秘谋人治之精髓，一生运用其整治党内同僚乐此不疲。他读过而又随手做批注的史书，至今仍是史书界的热门货。在他一生创作的67首诗词中，评论贾谊的独占两首，并且评语很高，足以看出他对这位西汉时期著名神童之称的政论家贾谊的高度重视。
敦知他出尔反尔，几年后，他亲手发动的“文革”，竟先用他的智囊——才干堪比贾谊的田家英祭旗，比之刘恒待贾谊，毛泽东更阴狠绝情！
如果此前的磨难使贾谊在隐忍一些等待时日，史书上的他将是另一番辉煌天地。但侥侥者易折。在他任梁王太傅的第四年，梁怀王在朝见文帝的途中不幸坠马而亡。身为师长和监护人的贾谊虽没被治罪，但他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道义上的责任感和政治生涯的灰暗感无时不在残噬着他的心，这位在《过秦论》中激扬文字、曾视变革天下如发弹丸的才子一下子失去了自控力，心情忧郁终日泣涕不已。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国事为重，为文帝预防以后的七国叛乱出谋献计。因为梁怀王刘揖没有儿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预感到这样做必有后患，他建议为梁王刘揖立继承人，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位。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国家有事，梁王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王国足以控制吴楚，文帝从容平乱。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做了部署防范，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贾谊的这个建议确实是深谋远虑。然而，梁怀王堕马而亡，汉文帝在痛失爱子中免不了对贾谊深深的责无旁贷地失望。在文帝的怪罪和失职的自责之下，贾谊自知“为傅无状”，逐渐失去了对前程和生存的信心，最终“不食，毒狠而死”。年仅33岁。一代英才竟以这样的方式自戕落幕，真是令人抚今追昔痛惜不已。人性的软弱固然是命殒的诱因，但年轻、性急、气盛，又没有磨炼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处事心态，人生过早谢幕的悲剧是难以避免的。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唯有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的态度。但苏轼评论古贤容易反躬自省却难，在王安石变法中他成为反对派的急先锋，从而重蹈贾谊悲剧，由此走上一生不断被被贬谪的生涯。
不过，贾谊魂灵应该感到欣慰，因为汉武帝执政后，当初贾谊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方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感谢贾谊为汉王朝长治久安所作杰出的贡献，汉武帝提拔他的两个孙子为郡守，并向长沙颁赐“大汉敕刻贾谊纪功碑”，敕命修缮贾谊故居来纪念他，从而决定了贾太傅祠的祭祀制度历经两千多年延续至今。
从贾谊故居出来，再一次回望一眼贾谊故居——这所被誉为“湖湘文化源头”，作为“屈贾之乡”标志性文化遗产的中国最早的名人故居，一边是人流如织市声盈耳的商业消费天堂，一边是寂寞深深却有着两千多年文化底蕴的庭院。与贾谊一次面对面地交谈、倾听，我在想，你的“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自古及今，凡与民为仇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古往今来，又有多少执政者真的明白这至理呢？你生前未能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尽展政治抱负；死后两千多年来，却得到无数祭拜与赞誉。统治者对你延续绵绵有形的祭拜正是为了无形的束缚、统治，而你毕生追求呐喊了两千年的真正“民本”社会，仍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