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由主义为什么很孤独?

杨鹏 原创 | 2018-11-26 13:21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自由主义 

  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问题是:自由主义是个好东西,但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没成器?为什么自由主义原则在中国的生长是如此艰难?

  什么是自由主义?我们不用太理论化的表达,我简单先描述一下。

  自由主义,就是认为国家制度应当建立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的主义。

  自由主义认为,唯有当民众能独立自由地思想和创业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民众才有人格独立尊严,也才有创造力量,国家也才有发展活力。

  独立自主的人之间应是一个什么关系呢?自愿合作的关系。

  独立自主的人之间发生矛盾怎么办?用公正有效的法律来调整。

  自由主义心中的理想社会,就是“自由竞争+志愿合作+法治调整”,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

  因为追求个人自由,追求人人独立自主,在政治上,就要民主,人们自主投票来选择领导人和决定国家公共事务。

  因为追求个人自由,追求人人独立自主,所以在经济上,坚守自由市场经济,保障开放公平的自由竞争,保护私有产权。

  因为追求独立自主,追求人人独立自主,因此就要求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

  对个人自由的执着,对独立自主的向往,表现在经济上就是自由经济,表现在宗教上就是宗教自由,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政治自由,表现在法律上就是司法公开和独立等等。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有创造力和综合实力的国家,多是自由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来自自由的繁荣,来自竞争的富强,这是事实,这是常识。

  自由主义看来这么好,是个好东西,但为什么在中国,就一直没有成为主导力量呢?中国近现代百年,自由主义思想及政治实践,一直就不是中国的主流,自由主义一直都很孤独,一直就没有深层的社会组织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呢?好东西为什么就落地不了呢?

  如果我们把1902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原富》视为英国式自由主义进入中国思想界的开始,那么到今天,自由主义在中国已有一百一十六年的历史。

  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经历的可不是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和兴盛,似乎正好是相反。最近四十多中国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深化,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学术和媒体领域有所发展有些影响,但似乎仍然是孤独的小众话语。

  严复、胡适:自由-国家主义者

  中国认同自由主义的学者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他们强调的是个人的独立思想,他们都强调自己不是任何组织的附庸,他们是独立地面对世界,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一句话,他们是独立个体,他们之间会有好感,也会有交往圈,但他们似乎不是真正的共同体,他们难有组织行动。

  把百年中国自由主义放到人类自由主义的历史中来对标分析,尤其是对标英国、美国的自由主义制度奠基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两种自由主义的非常明显的差异,这就是组织化方面的差异。

  英国、美国那些自由主义制度奠基者们是高度组织化的,他们团结共进建立了自由秩序,而百年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多是散沙一盘的独立学者,个人写文章呼吁自由秩序。这种组织上的差异、共同体上的差异,是怎么形成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有差异,背后就有原因,我们去找原因。中国自由主义开初即散沙一盘,没有共同体精神,缺少自治组织性,这种弱组织性状态基因从严复和胡适就生成了。

  为什么会这样?进入严复、胡适的心智深处,我们会发现他们俩都是启蒙主义者,“科学理性”的启蒙主义者。他们都“理性地”知道,西方国家的先进和富强是西方制度保护个人自由的结果,他们认为中国的富强也要建立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他们把释放个人自由视为实现民富国强的手段,他们的动员说服言论,都指向国家的富强和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其实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是从自由的视角去寻求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或者说,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他们:自由-国家主义者,用个人自由来实现国家目标。

  严复留学英国,胡适留学美国,他们懂科学理性知识的作用,但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英美自由主义是信仰基督教新教的自由主义者们建立的,英美自由秩序是新教信仰的社会化的结果。他们懂得科学技术的价值,但不懂新教信仰的作用。他们与英美自由主义奠基人最深刻的差异,在于他们俩都不信上帝,他们俩都没有宗教信仰,不是宗教组织的成员,胡适还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期的知识分子否定基督教的“非基运动”。

  也许,严复和胡适他们的留学经历只在大学里而没有进入英美社会,而英美的大学,正是启蒙主义的重镇,而大学的教授们都不是英美社会的核心组织力量。

  自由是个信仰问题

  自由主义化为历史的行动力量,是从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新教变革开始的。新教变革确立了上帝之下的人人平等,确立了个人自由与上帝的统一性关系。自由秩序,是上帝的秩序。保护个人自由的行动,有上帝力量的支撑。这背后,是信仰,是信念,是义务,是奉献,是牺牲。

  政治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美国五月花号的开拓者。他们是基督教新教的清教徒,他们之所以去美国,是为了寻求宗教信仰的自由。他们在1620年抵达美国普利茅斯,下船着签定了五月花号公约,强调信仰上帝和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等(just and equal laws)的公民政体(a civil body politics),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将平等视为政体组织原则的政治文献。

  他们为什么特别强调平等,这是他们的清教徒信仰的延伸。清教徒彻底坚守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反对教皇制,也反对教皇制的残留主教制,坚守教会内部信众之间的平等。同时反对按照教区对教会进行等级制管理(指国家教会可以管辖地方教会),认定教会之间的平等,坚守各个教会的全然自治。他们更反对市俗王权对教会内部管理的干预和控制。清教徒的教派现在称为公理会,这是一个高度重视教会组织之间平等的教会。从公理会的内部组织,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各社会组织自治和社会组织间平等的原则。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人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强调“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有“看不见的手”在拉通。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一书讲得很清楚,这“看不见的手”就是上帝之手。所以,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统一,不是靠科学的论证来联接,而是靠人们对上帝之善的信仰来统一。

  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奠基人洛克、埃德蒙·伯克等都强调政治自由与国家利益之间,有上帝的自然法在控制。所以平等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会自然结出国家政治的利益果实。个人自由和自然法秩序,是上帝的法则,是必须去争取和坚守的。

  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不过是新教信仰在经济学领域的表现。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不过是新教信仰在政治学领域的表达,政治自由主义的制度,不过是新教自由主义者们的宗教信仰在政治制度上的实践。

  人类精神史上,在自由和信仰之间架起了坚固的桥梁的,在自由和组织之间找到了光明之路的,唯有新教,别无其他。

  所以,对建立人类自由秩序的英美自由主义者们来说,个人自由、人与人的平等,是个宗教信仰问题。他们追求自由,他们保护平等,因为他们是彻底的新教徒。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团结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自由平等是他们必须去承担的宗教义务。所以,要不要自由的问题,是一个要不要信仰上帝的问题。这意味着,为了自由,必须献身。自由与平等,必须捍卫。

  理性是孤独的

  我们再来看看严复和胡适,看看他们的思想特征。

  严复和胡适之所以认同个人自由的价值,是因为他们认为个人自由就等于群策群力,等于每个人的能力得以释放。他们是从给社会带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个人自由的,他们不是从给个人带来自由来看待国家的。他们心中似乎没有这样的信念,国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保护自由。扩大自由,就是国家的使命。

  他们是启蒙主义者,他们强调的是科学理性。但是,理性是孤独的,信仰才有共同体。严复、胡适是孤独的,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有共同体。科学理性其实是孤独的精英的工具。科学家需要的只是逻辑和实验,不需要公众。以孤独的科技理性之心,去寻求公众的社会响应,行不通。严复、胡适没有信仰,他们只是孤独的个人,他们没有信仰共同体,没有社会群体支撑。

  他们不是新教徒,他们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他们没有把自由视为上帝赐予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他们认为唯有科学知识启蒙和开放个人发展才能使国家发展,他们只是用功利算账的方法去说服别人,他们留下一个没有信仰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他们是自由的策士,用自由能带来的好处去说服当政者,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并没有把自由当成必须献身的宗教义务。说到底,他们是劝说国家领导去重视自由的益处的“士大夫”。

  他们内心无上帝动力可依靠,外面没有信仰共同体可依靠,他们只能靠自己个人对国家民族发展的爱国主义动力,他们想利用的只是工具性的科学知识。他们明知自己无力,又想推动科学、教育启蒙,他们只好去寻求和依赖具有社会组织能力的人,当权政治家的理解和支持。

  面对只会算功利账的政治家们,他们只能讲点功利的道理。美国开国的新教组织者们、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是信仰上帝的新教自由主义者,他们有上帝信仰,他们有信仰上帝的公众可结合,他们只把科学理性当成工具,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的信念与组织,他们要在世界上建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度。

  严复、胡适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缺少精神资源文撑,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向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去寻求自由主义的本土思想资源。毫无疑问,道家思想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富矿,道家对自治的自发秩序有深刻的洞察,但是,道家给人更多的是智慧而非信仰。

  老子”天道“哲学中本有的上天之道的信仰因素,并没有得到后来道家的发展。道家发展中逐渐抛弃了“天之道”中的“天”,剥离了“道”的神圣之源,从老子的“天道家”变成了庄子式的以“道”为本的“道家”,失去了信仰的动能,有智慧而无信仰,缺少了社会组织的力量。庄子影响下的道家发展,是向个体化而非组织化方向发展。

  严复和胡适想打通道家无为而治与自由主义的通道,结果不过落在自由就能“群策群力”这样的功利话语上。他们两个人,结果都走上了老子式自由主义和庄子式自由主义的道路,形成了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的路径。愿与朝廷合作的,成了老子自由主义,告诉当朝者保护民众的自主能带来富强和谐。脚站在自由的原则上,嘴放在领导的耳朵上。

  不愿与朝廷合作的,成了庄子、杨朱式自由主义者,追求个人天马行空,老子谁也不尿,以率性而为的疯疯癫癫为自由。没有组织意识,没有公共担当,正是这种庄子、杨朱式“自由主义”,才纷纷为范跑跑说话,认为范跑跑这种不顾学生死活先逃命的做法,就是“自由主义”。以对共同体不负责的自私自利为“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还怎么能动员人们为自由制度建立而奋斗呢?

  中国自由主义之弱之小众,弱在没有信仰凝聚力上,弱在没有共同体组织上。有信仰的自由主义才有共同体。有信仰的自由主义在英美是古典自由主义,是保守主义。如果我们把严复、胡适的无信仰的但重视科学理性的自由主义称为启蒙自由主义,可以把有信仰的自由主义称为信仰自由主义或教团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猜测,启蒙自由主义们将会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这是重要的自由主义大军的一部分,他们独立的社会批判具有促进社会自由的思想舆论作用,他们的科学理性会破除许多非理性的迷狂,但是,他们的力量是孤独者的思想启蒙力量,他们不是建立社会自由秩序的组织力量。

  中国自由秩序的落地,建立在有信仰的自由主义者的联合中。唯有当自由变成必须去捍卫的信仰,唯有当自由人成为信仰联合体,唯有当有群体愿意为自由秩序奉献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自由秩序之光升起在中国。自由是个信仰问题,自由是个信仰者的组织的问题。

  不孤独的自由,才是大众的自由。

  注:本文是我2018.11.22号在历史思考群一次讲座的整理稿。

个人简介
出生时间:1963年10月22日。 出生地:云南昆明 教育:北京大学西语系文学硕士,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 出版书籍: 《成为上帝》(哲理散文) 《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经济类专著) 《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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