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的国策研究

徐景安

2018年11月8日

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初心与使命，为民族谋复兴是百年来仁人志士的梦想与追求。从逻辑上讲，人民幸福，民族才能复兴。国家强大，人民幸福才有保障。但人民幸福是根本，人民幸福了，民族才能复兴，国家才能强大。民族复兴，国家强大应以人民幸福为前提。尤其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国内矛盾错综的情况下，怎么摆好这两者的位置，涉及党、国家、人民的前途和命运。

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当年邓小平在政治与经济两者关系的处理中，非常有智慧。邓小平说：“实现四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从而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实现了从政治第一向发展第一的历史转折，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邓小平也非常重視政治，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始终是邓小平思想的核心。

 为人民谋幸福与为民族谋复兴，这两个目标都重要，但在理念和实施上有哪个第一、哪个重点、哪个核心的问题。

为人民谋幸福

共产党的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至怎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直在探索之中，但在我看来很简单，就是人民幸福。不少人认为，不同的人幸福不同，怎么衡量？有测评主观感受的幸福感，有测评客观指标的幸福度，加权就是幸福指数。但不管怎么测评，幸福还是不幸福，老百姓说了算。老百姓向往的就是幸福。如果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老百姓不向往，就值得反思。更不用说解放全人类了。

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初心与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这是警示全党，不要忘了共产党的根本和宗旨，这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革结束，国弱民穷，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出发，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第一位，无疑是正确的。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但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领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但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还是回到文革结束时，当时问题要严重得多，百业凋零、思想混乱。邓小平就抓住发展，以此为支点，引来改革开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忙发展，争GDP。中国经济总量跃为世界第二。但是忘了发展为谁这一根本问题。对共产党来说，执政的第一要务是为谁发展。这就是为人民谋幸福。

从发展第一转向幸福第一，以发展为目标转向以幸福为目标，这是重大的历史转折。这样说，不是不要发展，而是为发展提供更明确的目标，更强大的动力

以人民幸福为纲，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这就有了抓手、有了重点，也有了路径和方法。

发展为目标，政府是主体：幸福为目标，人民是主体。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就是通过广泛的测评，人民的幸福度和幸福感高不高，哪里高，哪里低？从此为依据提出规划、方案、措施，一项项整改，一条条落实。

对中国改革从哪切入，众说纷纭。我认为，应从与人民幸福最直接、最相关的做起。这就是健全社会保障，均等公共服务。

怎么应对中美贸易战

特朗普用贸易战制裁中国，导致一大批外资撤离，使出口企业面临困境，给处于经济下滑的中国带来压力。我们正在进行各种外交努力，尽可能改善中美关系，并开拓与其他国家的贸易。

这只是战术层面，值得反思的是中国的发展究竟靠什么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一直依赖投资与出口。出口占GDP的比重。2006年最高达到35%，后一路下滑，2017年为18.5%。即使如此，在全世界10大经济体中，我国占据第二，高于美国出口比重8.4%，日本16.3%，只有德国超过中国。

我国是人口大国，居民消费应该是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动力，可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达历史最低水平，2017年只回升到39%。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世界平均的居民消费率为58%。其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居民消费率为60%，中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1%，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66%，低收入国家平均为78%，而同期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7%，不仅低于同收入组别国家(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也低于其他任何组别的消费率。

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什么那么低？

中国农民生活水平低。据百村民生问题调查，将近1/3的农民住着简陋平房、茅草房或窑洞。农村老人以家庭养老为主占79.5%，12.6%的老人靠自己，去养老机构的老人仅占5.8。农村医疗享受政府救助的仅占2.4%，1/4的农民选择自己买药吃，或者扛着。74.8%农民反映可从医疗保险中保销一部分，但手续繁琐。20.5%的农民反映农村教育条件差，13.5%的适龄孩子不上学,4.5%的孩子辍学。

中国城市化水平低。2017年我国名义的城市水平，即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8.5%，但实际的城市化水平，即户籍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35%。户籍与非户籍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差距很大，各级政府将户籍纳入保障范围，而将与非户籍排除在外。有的外来务工人员除了人生意外险外什么保障都没有。

6.29亿农村居民、2.54亿城镇非户籍人口、4.76亿城镇户籍人口，除了5至10%先富起来的人群，绝大多数人的需求是满足和提升吃、穿、住、用、行的日常消费，在教育、医疗、养老得到基本保障后，就能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广阔的市场，怎么会产能过剩？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靠出口拉动经济，本来就是不正常的，企图回到原来的出口水平是不可能的。特朗普的贸易战应该让我们警醒，作为发展战略，应该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提高居民消费率。

早在2007年十七大报告就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值得深思的是11年过去了，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出口下降了，就靠投资，居民消费率始终处于低水平。这是为什么？

关键是执政理念

当年邓小平说“实现四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坚持发展第一，将经济面临崩溃的中国，摆脱困境，走上康庄大道。那么，今天应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才能使中国从错综矛盾中摆脱出来，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

我们需要改变认知。

对共产党来说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为谁发展。社会主义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改革之初，坚持发展第一，将GDP作为政绩考核，这没有错。但由此带来对分配的忽视。市场经济必然发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我们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但是实践中，政府起了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作用。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增长超经济增长，而财政支出重投资、轻民生，尤其是逆向调节，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在城市与农村间，向城市倾斜：优势群体与劣势群体间，向优势倾斜：户籍与非户籍间，向户籍倾斜：官员与民众间，向官员倾斜。这导致反映贫富差别的中国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31，到2010年上升到0.47，有人计算实际基尼系数已经接近或实际超过了0.5。

要摆正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民生，发展经济是为保障民生提供物质基础。因为不发展经济，无法改善人民生活。后来在实践中，把发展作为目标、把投资作为重点。各级政府对项目建设积极性非常高，没钱借钱，为此地方政府债务累累，有的到了破产的地步。可是对保障民生，以办几件实事应付。近几年，各级政府的报告中，都在讲民生投入增加了多少，民生占比提高了多少，民生实事办了多少。但都避而不谈公平、共享，民生惠及了哪些群体，覆盖多少居民。这就可能民生投入越多，越不公平。越有保障的越多保障，越需保障的越少保障。

社会分配不公：一是造成居民需求不足，导致经济下滑：带来社会矛盾，冲突事件频发：质疑改革，动摇执政基础：道德下降，影响社会文明：破坏环境，影响生态。

最近，习总书记考察深圳时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是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以幸福为目标替代发展为目标，解决了为谁而发展，发展的目的。从直接关系民众幸福的民生抓起，以公平共享、恵及全民为理念，制定民生长远规划，改变打补钉、碎片化的做法,系统化、目标化、制度化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二是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三是赢得民心，巩固执政基础：四是社会公平，是道德提升的前提：五是消除破坏环境的经济动因，改善生态。中国目前面临的紧迫的问题迎刃而解。

民族复兴不宜为执政口号

中国百年多来，遭列强凌辱、压迫，国家強大、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仁人志的追求。今天的中国已站立起来，当然依然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军事威胁，面临日本等国的国际争端。保持强大的国力，保障国家的安全，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但是把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党和国家的目标，无论内政与外交，还是理论和实践都不是上策，甚至带来偏差。

从内政来说，中国民众对分配不公严重不滿，对改善民生十分期待，为人民谋幸福深得民心。当着热切期待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对民族复兴的口号不会关心，甚至还有抵触。尤其经济下滑带来企业不景气，甚至倒闭，他们将失业，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生存会发生困难。中国存在内乱的可能性。今天美国不管多么强势，但不敢、不会向中国开战。中国的真正危险不是外而是内。

从外交来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会给任何国家带来威胁，相反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走出一条幸福之路，为世界做出示范和榜样，在国际舞台上才会真正获得尊重。而为民族谋复兴，就是意味着中华帝国的崛起。唐朝的国土面积达到1237万平方公里，比现在960万平方公里大22.3%。唐朝帝都长安成为世界性都市，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率领使团访问，3万余人的外国留学生聚集长安。一位来中国礼偈的梵僧写道：“天长地阔杳难分，中国中天不可论。长安帝德谁恩报，万国归朝拜圣君。”美国学者愛德华.伯恩斯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更把唐时的中国比喻成为泰山压顶的巨龙。中国要成为“疆土辽阔”、“万国朝拜”的世界第一大国，这显然对美国和周边国家构成威胁。当然，我们没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这样的解读，但把它作为中国梦告示世界，人家会有什么感受，那就是“泰山压顶”！

从理论上讲，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以至马克思说过“工人无祖国”。当着所在的国家和民族受到侵犯和压廹时，共产党人会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为民族解放而战，终于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支持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强权依然横行世界的今天，我国必须保持强大的国力和军力，保卫国家领土和航运的安全，这也是为人民谋幸福所必须的。但不应把为民族谋复兴置于为人民谋幸福至上，成为总目标和总口号。这就与民族主义没有区别了。德国打着日耳曼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旗号，日本以大和民族至上的名义，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之间是平等的，捍卫国家与民族利益是正当的，但是追求一个国利益、一个民族利益置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让世界臣服，这是极其错误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梦，至少会让世界误读中国。

在实践中，将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梦，必然带来重外轻内、重国轻民的倾向。不用回避，今天从精英到民众，在网络上、饭桌上牢骚、怪话盛行，源于利于民众的好话太多，真正落地的太少，看着百亿、千亿援外，而积累那么多的民生问题未见解决，怎么赢得民心呢？相反真正把为人民谋幸福放在第一位，真正贯彻习总书记的“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指示精神，经济增长有了内生动力，社会稳定有了利益保证，执政基础更为巩固。社会管理费用，尤其是维稳支出大大减少。于国于民都好。

中国为世界探新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了西方开启的全球现代化。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从中受益，成就巨大，但也从中受害，问题严重。

全球现代化就是以GDP为目标，以财富为尺度，以消费为追求，这必然导致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超过地球资源的承载力与自然生态的承载力。早在1968年成立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两篇报告《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提出了零增长，不以最大限度的生产率为目标。1972年和1992年联合国举行会议，发出保护环境与持续发展的宣言。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地球誓言”上签字。我国不落其后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作为实现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但是这一切努力，都阻挡不住全球现代化的步伐，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

全球总人口70亿，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己超出地球承载力的25%。美国占世界5%的人口，消耗世界30%的资源。全世界要像美国人生活要20个地球。丹尼尔.贝尔在所著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当资源非常丰富，人们把严重的不平等当作正常或公正的现象时，这种消费是能够维持的。可是当社会中所有人都一齐提出更多的要求，并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同时又受到资源的限制，那么我们将面临政治要求和经济限度之间的紧张局势。”

全球现代化就是建立在少部分人富裕、大部分人贫困基础上的，当着全球人都想实现现代化，现代文明就崩溃了。

全球现代化之路不通，根本原因是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是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圣雄甘地一语道明：“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但它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贪婪”。

世界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出路何在？就是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大化。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就可以让人类从物质追求的洪流中分流，也就是不单单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还可追求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实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个性、不同爱好、不同兴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走中国的幸福之路，实现新转折、走向新时代，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的幸福之路可以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和榜样。

              来自不丹的启迪

不丹是一个在国际社会中不起眼的小国，然而它以前瞻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取得了国际话语权。1998年在联合国会议上，不丹第一次把“国民幸福指数”(简称GNH)带到国际社会的视野中。2010年不丹向联合国提出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千年发展的主要目标。2011年7月1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敦促所有成员国把国民幸福作为发展目标。2012年6月28日，第6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

不丹以佛教为国教，若不丹的意识形态停留至此，也只是一个佛教小国，不会有国际影响力。不丹第4代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于1972年提出“国民幸福指数”，并且逐步探索成为可以测量的指标体系，这就与现代理念与方法接轨，具有了普世性，使国际社会接受和推广成为可能。

佛教以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寄托追求人生的幸福，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正是建立在佛教基础上的，但又不同于佛教，更接近世俗，并且指数化，成为公共治理的工具，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改革。

不丹是一个农业社会，不以GDP为目标，而改为GNH，这是从国情出发的正确选择。但它的视野不止于本国,并不以本国特色抗拒国际社会，恰恰相反，以幸福理念、幸福指数向国际社会进军，推动人类社会从发展第一转为幸福第一，财富为目标转向幸福为目标。这个理念的倡导者却是承袭帝制国家的年轻国王，他在推进世界文明中起了先驱者的作用。2006年不丹的幸福指数名列世界第8位，位列亚洲第一位。此时的不丹人均GDP仅1400美元。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我们不应该是僵硬的教条主义者。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造就人类幸福的社会，否则怎么完成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为人民谋幸福，创造幸福中国，为世界做示范，带领人类探索幸福之路。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岂不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才真正具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这也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