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居敬《二十四孝》中的平等思想

廖生明 原创 | 2018-02-28 09:21 | 收藏 | 投票

 郭居敬《二十四孝》中的平等思想

                                                廖生明      

 

    长期以来,人们除了看到孝在培养老敬老方面的正面作用外,普遍地认为孝是训练服从意识,使人适应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根源在于人们只看到被孝者是处于尊者的地位,而没有看到被孝者具有多重角色。在传统家庭中祖孙三代住在一起。老人在家中既是尊者又是弱者。因为老年人的体力和智力处在衰退之中,不断地从弱走向更弱。而体力智力较弱的小孩子则是从弱不断地变强。因此老年人是家庭中真正的弱者。同时对行孝人而言,被孝者也是他者。被孝者的三重角色决定了孝的三个方面的作用。从其是尊者而言,孝无疑是培养人们对尊者的尊重与服从,无疑是有利于维护等级制度的。从其是弱者而言,孝无疑是培养人们关爱弱者的慈悲胸怀。从其是他者而言,孝无疑是培养人们如何与人平等相处。本文着重分析郭居敬二十四孝的平等思想。

季文子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包含着一定的平等思想。《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季文子是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季文子大约公元前601年到公元前568年在位。他执政鲁国33年,先后为鲁宣公、鲁成公和鲁襄公三位鲁公时期的正卿。季文子死后第17年,孔夫子在鲁国出生。季文子认为礼的本质是天道。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包含着当遵守礼与天道发生冲突时,必须遵守天道优先。下面这则故事可以说明季文子自己是如何处理这种冲突的。

公元前609年,莒国的国君废除了太子仆,引起国人不满。太子仆弑杀了国君,带着宝玉,逃往鲁国。鲁宣公要季文子选一块地给太子仆,并要求当天就办妥。季文子不仅不安排土地,还马上命令掌管司法的司寇,把太子仆递解出境,要求当天就完成。

鲁宣公听说这事以后,让人问季文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季文子让太史克回话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鸇之逐鸟雀也。这位太史克还传话说:如果要衡量他的孝敬,太子仆杀了自己的君主和父亲;如果要衡量他的忠信,那么太子仆窃取了莒国的宝玉,所以这个人就是盗贼,他带来的这些宝玉,这是奸邪的兆头。

季文子用天道对抗君主命令,而不是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命令,包含着一定的平等思想。季文子把不符合天道的君主命令当作不是君主的命令,而是把它当普通人的言说。这就是暂时性地把君主当平常人。不仅如此,对符合天道的君主的命令的执行,表面上是服众君主,而从深层次看是服从天道。因此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包含着平等的思想。

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就是说,对父母的错误,作为子女应晓之以理,喻之以道,进行规劝。如果父母不听忠劝,还要无怨无尤地服从双亲。曾子认为“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根据孔子和曾子的观点,儿子应无条件地服从父亲。移孝入忠,臣子也应无条件地服从君主。无论儿子和巨子都不能用天道来抗命,来对抗君权。曾子还认为“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孔子和曾子认为如果争就会导致秩序的崩溃。孔子和曾子的孝道不含有任何平等思想,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工具。

《孝经》一方面十分重视和强调孝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争”采取与孔子和曾子截然相反的态度。《孝经》把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大夫之孝、士人之孝、庶人之孝。天子之孝是广爱敬,把对自己父母的爱敬,推广到天下百姓的父母。诸侯之孝是守富贵,保社稷。大夫之孝是在服饰、言行方面守住礼,守宗庙祭祀。士人之孝是把对父母的爱敬转化为事君以忠,事上以顺。庶人之孝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供养父母。《孝经》还对各阶级提出共同的要求:一是带着敬意去侍奉父母。二是供养父母要显出快乐的样子。三是父母生病要忧愁。四是父母去世要哀痛。五是祭礼父母要表情严肃。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以上内容可以说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然而在“争”的问题上又采取和孔子和曾子截然相反的态度,赋予卑者以争的权利。《孝经》上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夫?”“谏”和“争”一字差,意思是天地这别。谏指下对上的建议,居上者不接受该建议,居下者还得依居上者的意见办。争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双方之间一种沟通方式。“争”这种方式,怎么可以用于下对上的交流呢?这里面对不义,则暂时地把上不当上了,把他暂时地看成是平等关系,所以对不义的命令可以不执行。这里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执行符合义的命令,表面上是服从上,而实质上是服从义(天道)。更重要的是这种符合义是不需要第三者来裁决的,可能由于居下者自己来判断居上者的命令符不符合义。这使居下者有了对抗居上者不义命令的手段。所以说《孝经》“故当不义,则争之”包含着一定的平等思想。

 宋代是儒道佛三家思想大融合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儒学理学是吸收融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之精华。以朱熹理学为理论指导的朱熹及其弟子的孝道理论自然也吸收融合儒道佛三家的孝道理论。我们知道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从道家齐物论也自然可以导出人与人是平等的。佛道两家的平等思想也进入朱熹及弟子的孝道理论之中。朱熹及弟子的孝道理论较之于孔子、曾子和《孝经》都包含更多的平等思想。

朱熹及其弟子所主张的“孝源自天理。孝是亲亲、仁民、爱物”隐含着平等的思想。孝源自天理不仅是给孝披上天理的外衣,使其具有合法性,而且也同时规定的孝的内容是天理所规定,人们行孝必须依照天理,而不是依照被孝者的主观要求。明人吕坤认为: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孝源自天理内在地包含了《孝经》所说的“故当不义,则争之”要求,而不能搞“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也就是包含了平等的思想。孝源天理还意味着衡量孝与不孝的标准是天理。而天理的特点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这就要求用孝心来衡量孝与不孝,而不能是其它标准。因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让父母过粗茶淡饭的日子未必是不孝,让父母吃山珍海味未必是孝。这种标准对贫穷者是比较有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天理作为衡量孝与不孝的标准是比较公平的,体现了平等思想。

“孝是亲亲、仁民、爱物”更隐含着丰富的平等思想。孔子和曾子都没有给孝下过定义。《孝经》分别给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大夫之孝、士人之孝、庶人之孝下定义,而没有给孝下一个统一的定义。这是因为孔子、曾子和《孝经》的作者都认为不同等级的人孝的内容是不同的,不可能给孝下一个统一的定义。

严格地说朱熹也未给孝下过定义。朱熹说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为仁之事,仁如水之源,孝悌是水流的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爱物则三坎也。这里朱熹只是在说明仁与孝的关系。朱熹弟子真德秀说:木不妄伐,兽不妄杀,此仁也,亦孝也。若断之、杀之不以其时,则是无复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耶?在真德秀看来,只达到第三坎爱物才算是孝。结合朱熹和真德秀的上述论断就是给孝下了定义。孝就是亲亲、仁民、爱物。孝有了一个统一的定义,意味着,从天子到庶人行孝的内容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这体现出不同的人行孝义务的平等性。这里的仁民不仅是皇帝和官员必须仁民,而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从亲亲这第一坎,走向第二坎仁民,进而走向第三坎爱物。理学的创立者们是本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伟大情怀去创立新儒学。仁民不只是对皇帝的要求,而且是对庶人的要求。所以位卑未敢忘忧国。庶人的孝就不是仅限于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供养父母了,不能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作为人生理想,而要为天下苍生着想了。本来百姓的忧乐是皇帝要考虑的事,现在是天下百姓一起来考虑了。程朱理学有民胞物与,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伟大情怀。把天下百姓当作自家兄弟看待,兄弟的忧乐当然是我应该考虑的。普通百姓站在皇帝的高度来思考虑天下百姓的忧乐,当然体现着平等的思想。把宇宙万物看成我的伙伴,对我的我伙伴当然不能任意加害,这就是爱物。把宇宙万物看成我的伙伴,当然是把宇宙万物看作是和我平等的,倒推过来人与人就更应该是平等的。
    
郭居敬二十四孝通过故事形式不仅体现了隐含在孝源自天理”“孝就是亲亲、仁民、爱物中的平等思想,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现的更彻底,更充分,更清楚。一是《怀橘遗亲》、《扇枕温衾》故事体现了孝是人的天性,即孝源自天理。这两个故事就隐含着按天理尽孝,也就是按义来尽孝的意思。因而含有 故当不义则争之的意思,含有在上面分析过的平等思想。二是二十四孝故事所体现出的孝的内容是依据天理来确定的,主要在生活上对长辈给予照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人为的封建礼教所规定的孝的内容。《亲尝汤药》《涤亲溺器》故事体现出皇帝、官员和普通百姓尽孝的义务是相同的,平等的。三是衡量孝的标准是心,而不是具体的物质性的标准。这个标准对于不同能力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是公平的。用这个标准去衡量,穷人和能力弱的人也能成为孝子。四是《恣蚊饱血》、《扼虎救父》故事中不是灭蚊子,不杀虎而是扼虎体现出吴猛、杨香把宇宙万物当作自己的伙伴的爱物精神。这两人的孝既然达到朱熹所说的第三坎爱物,当然达到了仁民,也就是把天下百姓当作自己的兄弟。五是《孝感动天》故事中鸟兽帮助舜干农活,说明舜是把这些鸟兽当作伙伴,所以这些鸟兽才会把舜当朋友。这个故事也说明舜的孝己经达到了第三坎。六是郭居敬二十四孝故事中孝顺母亲(婆婆)的故事有十四个之多,孝顺父亲的只有五个,孝顺父母亲的有五个。强调报母恩,是因为母亲在生儿育女过程中比父亲更辛苦,从深层次看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七是《涤亲溺器》体现了黄庭坚突破世俗礼教男尊女卑思想,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去尽孝。如果依人的自然本性,在必要的时候为母亲涤溺器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难在世俗男尊女卑思想作怪,认为为母亲涤溺器这类事应该由女孩子去做,不应该由男孩子去做。儿子如果为母亲涤溺器,肯定会被认为是没出息。在现实中确有必要为母亲涤溺器时,往往是偷偷地做,躲过众人的目光。黄庭坚是一个有道家思想的人,他认为为母亲涤溺器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他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为母亲涤溺器,更在于勇于公开地光明正大地做这种事,对男尊女卑观念形成有力的冲击。八是《戏彩娱亲》故事中老莱子模仿小孩的行为让父母高兴,体现没年龄上等级身份观念。九是《拾葚异器》中对赤眉军行为较正面的描写。郭居敬《二十四孝》删除了宋版二十四孝中绿林军食人肉的故事,消除了人们对农民起义军的负面的错误的认识,而保留了赤眉军牛米赠君归的正面形象,正确地反映了农民起义军劫富济贫的性质。十是倡导朱寿昌式的孝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对男尊女卑封建观念的否定。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程朱理学和郭居敬二十四孝出现后,并没有如统治阶级所希望的那样,使人民成为更能忍受封建制度剥削、压迫的顺民。相反,人民的反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元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明末农民起义占领了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充分显示了农民起义的意志和力量。太平天国历时14年,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南方兴起而波及全中国的农民战争,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农民战争。这些农民运动提出的口号都是平等。平等吸引无数农民参加到运动中来。农民的平等思想能够自发地产生,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他们的平等思想不会受朱熹及弟子的孝道理论和郭居敬二十四孝的影响而强化。

且看元末农民起义部队《红巾军军歌》:“风从龙,云从虎, 功名利禄尘与土。望神州,百姓苦, 千里沃土皆荒芜。看天下,尽胡虏, 天道残缺匹夫补。好男儿,别父母, 只为苍生不为主。手持钢刀九十九, 杀尽胡儿才罢手。我本堂堂男子汉, 何为鞑虏作马牛。壮士饮尽碗中酒, 千里征途不回头。金鼓齐鸣万众吼, 不破黄龙誓不休。”

这首歌中“天道残缺匹夫补”、“只为苍生不为主”显然是受到了程朱理学“天道观”和“仁民”思想的影响。朱熹曾感叹: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郭居敬《二十四孝》“孝源天理”就是为了让人接受程朱理学的“天道观”,并通过“亲亲”培养“仁民、爱物”的思想。并且郭居敬《二十四孝》对农民起义的赤眉军较正面的描写也会对农民的思想产生影响。因此说朱熹及其弟子的孝道理论和郭居敬《二十四孝》中隐含着的平等思想强化了人民的平等意识和反抗封建等级制度的决心和意志并不为过。

大田是原中央苏区县之一。大田一个显著特点是革命火种是大田本土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外面引进来的。第一次是叶炎煌从厦门引进革命火种。第二次是林鸿图从河北引进革命火种。在抗日战争时期,大田的地下党活动在三明地区是非常突出的。这和郭居敬二十四孝有什么关系呢?人们认为近代以来大批湖湘伟人的出现和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及其湖湘文化有重大关系。湖湘学派的创始人是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胡安国父子创立的。胡安国的侄儿兼学生胡宪是朱熹的老师。朱熹十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把朱熹托付给抗金名将刘子羽。朱熹十六岁,刘子羽认朱熹为义子。刘子羽的长子刘珙任湖南巡抚使兼知潭州期间修复了岳麓书院。公元1167年,理学家朱熹不远千里,偕弟子从福建崇安来到长沙,与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讲学论道两月有余,留下了千古佳话——“朱张会讲”。朱张会讲无论岳麓书院的发展和朱熹理学的形成都有重要的作用。郭居敬二十四孝是服务于朱熹《小学》的教学,最终也服务于朱熹理学思想的教育。郭居敬二十四孝影响下形成的大田文化和湖湘学派为代表的湖湘文化有共同的文化血脉。如果说近代以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湖湘伟人的出现和湖湘学派为代表的湖湘文化是分不开的,那么也可以说大田人的革命精神是和郭居敬二十四孝影响下形成的大田文化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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