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秩序：商鞅思想之核心
大家好，这是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今天我们分析商鞅，题目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商鞅式的军国秩序？”
我大学一年级时开始读《商君书》，书中一些观点无形中影响了我后来的机构管理工作，例如明确工作目标，量化赏罚的标准，严格执行规则等。我感到《商君书》有助于把团队力量聚焦于机构的核心目标上。
我对《商君书》的态度有些复杂，大体是觉得《商君书》在目标单一的组织竞争层面上很有效率，但绝不能作为国家的宏观执政哲学。为什么？下面我要解释一下。
商鞅思想的要点是什么？我想就是“军国秩序”这四个字。商鞅之法就是实现商鞅式“军国秩序”的组织工具。理解了“军国秩序”这四个字，就理解了中国法家思想的根本，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理解商鞅以后，中国国家制度史的演变。
商鞅的出身
商鞅是中国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死于公元前338年，活了52年。商鞅这52年的生命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我们迄今还生活在深受商鞅思想影响的制度之中。
商鞅是春秋时期卫国人，卫国在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是周朝姬姓封国，商鞅时代是魏国的属国，后被魏国兼并。卫国历史文化悠久，孔夫子曾在卫国游学十年。
商鞅（公元前390年~前338年）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同时期期商鞅比亚里士多德大六岁，两个人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商鞅是权力导向的，亚里士多德是知识导向的。
商鞅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同时期，比亚里士多德大六岁。有些历史精神是共振的，与商鞅变法秦国东进同期，正是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东进扩张时期。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商鞅在秦国变法，是中国“军国秩序”理论的集大成者和君主集权思想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却专心于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是人类哲学、天文学、生物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重要学科的奠基人。商鞅是权力导向的；亚里士多德是知识导向的。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说商君是卫国国君诸多小妾之一所生的公子，是庶出。对中国思想史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孔子和商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嫡子出身。孔子的母亲完全没有名分，商鞅的母亲是小妾，这样的出身在当时的社会是很受压抑的。孔子和商鞅的精神中都有一种底层逆袭上升的突破力量。
商鞅由魏入秦
中国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商鞅出于魏国，韩非出于韩国，受法家思想影响很深的荀子出于赵国，都出于韩、赵、魏这种卿大夫篡位夺权的三晋国家，这个现象耐人寻味。篡位者们怎样论证自己的合法性？会不会就是实力至上，把实力当成合法性呢？
魏文侯（公元前445年~前396年在位）
魏文侯在任期间的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分晋的韩、赵、魏三家为诸侯。魏国是战国初期最早变法，军事、经济和文化都具有优势的国家。
战国时期的魏国，是最先成功变法的国家，也是战国初期最具有进攻性的中原霸主。
魏文侯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445年到公元前396年，他奖励军功，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先后打败了齐国、秦国、楚国，还灭了中山国，并且夺取了秦国黄河西部的土地。
魏文侯邀请众多人才聚集在魏国，魏国成为当时中原的一个文化中心。法家中有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道家的有尸子，还有儒家的子夏以及公羊高、谷梁赤等人。子夏在魏国讲学形成了儒家的西河学派。这是儒家和法家结合的一个学派，后来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就出自儒家西河学派。
魏国是战国初期最早变法，军事、经济和文化都具有优势的国家。商鞅在魏国地位不低，他是魏国的宰相公叔座的侍从官，在魏国的权力中枢工作，受到公叔座的重视。公叔座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建议由商鞅接替自己做魏国的宰相，但魏惠王不用商鞅。这是魏惠王一生中最灾难性的决策。
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曾经流亡在魏国，对魏国的变法图强印象深刻，回国后就开始在秦国变法图强。秦孝公继承父亲的传统，一上任即发出《求贤令》，“将修缪公之业”，渴求人才相助，变法强国。商鞅在魏国权力核心工作，深懂魏国变法。在这种背景下，商鞅入秦，很快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得以迅速实施他的法家军国秩序理论。
什么是商鞅式的法家军国秩序？
什么是商鞅式的法家军国秩序？就是把国家当做军队来管理的秩序，把君主的目标定位在争霸战争上，把“广土尊名”，即扩大国土面积、拥有荣耀的大名当成国家的目标。这样国家就是军营，国民就是官兵，国君就是全权的主帅。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家庭、思想、民众生活方式全面军事化，一切按照军事的需要进行统一管制，把国家打造成一个严密的战争机器，或者说，把军队组织模式放大为整个国家制度。
这种军国秩序，历史上并非中国独有。商鞅之前有亚述帝国和古希腊斯巴达的军国秩序。以亚述帝国为例，公元前935年到公元前612年前后的亚述帝国，就是一种完备的军国秩序。亚述帝国以今天的伊拉克为中心，兴盛期控制了今天中东的大部分区域。
但商鞅式军国秩序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毛时代结束，才开始多少有些变化，迄今仍在影响中国人的国家理念。
商鞅变法的核心：壹赏壹刑壹教
商鞅变法的核心，我们先看看壹赏、壹刑和壹教。
什么是壹赏？《商君书》中说：“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壹赏就是利益俸禄，官位爵位，由打仗来决定，没有其他的路径。
还说：“富贵之门，存战而已矣。”要升官发财，获得富贵，只能上战场去砍人头，只有军功一个途径。贵族血缘关系没用了，学术思想、道德品格也没用了。这就是壹赏，赏赐只给军功。
其次是壹刑。《商君书》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所谓壹刑，就是刑法不分等级。还说：“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遵从王令，触犯国家禁令，扰乱国君制度的，罪死不赦。
然后是壹教。《商君书》中说：“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所谓壹教，就是指那些知识广博、见闻广博，具有辩才，有智慧，讲信誉，讲廉洁，讲礼乐，讲修行，讲朋友关系，讲声誉，讲清浊之辨的，所有这些人，都不可以给他们富贵。他们不可以去评论刑律，也不允许他们独自把自己的想法呈给国君。一切都以国家的军令法令为准，完全封杀了知识人思想的自由表达。
商鞅的壹赏、壹刑、壹教，目的只有一个，把所有的人都逼向农战。
《商君书》中说：“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君主激励民众，靠的是官位和爵位。国家之所以兴起，靠的是农战。
还说：“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从壹空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善于治国者，他教导民众，只能从一个途径去获得官位和爵位，不走农战之路，就得不到官位和爵位。
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鞅变法的内容进行过总结，我再解释一下：第一条就是实施什伍连坐法；第二条是分家，解散大家族；第三条是推行军功爵制；第四条是奖励耕织；第五条是打压商业；第六条是推行县制。
先看第一条，实施什伍连坐法。《史记》载：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商君之法，将居民以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居民相互监督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不告发奸人的腰斩，告发奸人的和斩敌人首级者，受到同等的赏赐；藏匿奸人的与降敌者接受同样的处罚。
大家看，这完全破坏了贵族宗法制下，血缘血亲成员相互救援的传统。孔夫子所倡导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行为，在商鞅这里会被腰斩。
再看第二条，分家，解散大家族。《史记》中说：“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一户有两个儿子而不分家的，就要加倍缴纳赋税。强迫分居解散大家庭。在宗法制下面，家族聚族而居，形成一个朝廷外的家族权力中心。商鞅变法解构了贵族大家族，君主朝廷的权力直接进入到家庭，进入到个人生活之中。
第三条，推行军功爵制。《史记》中记载说：“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有军功者，就授相关的爵位。并“明尊卑爵秩等级”，把爵位分为等级，明确尊卑，后来发展为20个等级。而且还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规定贵族子弟如果没有军功的，不能再属籍于贵族系列。
商鞅的军功赏赐规定得非常具体。例如从“罚”来看，军队以五人为单位进行编制，由屯长率领，战场上只要一人临阵逃脱，其他四人皆受刑。四人中除非有斩首级功，方可免罪。作战的时候，如果没有斩获敌人的首级，屯长将被处斩。
从“赏”来看，军队士兵如果斩甲士的首级一个，可获爵位一级，良田一顷，住宅地九亩，还拥有担任官吏的资格。这些量化规定非常细致。
所以，秦军进入战场，每位官兵都清清楚楚的知道战争对自己个人的利害所在。只有两条路：或杀敌立功受奖获利；或作战不利被军法处死。秦人为了获利或者保命，就必须去砍掉他人人头。这正是商鞅所要的。
第四条，奖励耕织。《史记》中说：“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凡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就可以免除徭役赋税。对商鞅来说，经济军事化。发展经济就是为了给军队提供后勤保障。
第五条，打压商业。《商君书》中说：“使商无得籴（di），农无得粜（tiao）。”使商人不能买进粮食，“籴”就是买进粮食；农民不能卖出粮食，“粜”就是卖出粮食。除此之外，还加大各种商业税收，打击商人群体。商鞅认为商人有害于战争，无助于战争，所以要打压商人。
第六条，推行县制。《史记·商君列传》中说：“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鞅把小乡邑聚为大的行政县，直接任命令和丞去管理，共三十一县。商鞅设县完全按地域来进行，由中央朝廷来直接管理，这就剥夺了地方贵族的地方自治权。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了一个君主集权化、国家军事化的秦国。君主的意志转化为法制，依法制国，以法胜民，但君主在法制之上。“胜民”就是要战胜百姓，朝廷战胜百姓，实现经济军国化，刑法军国化，家庭军国，思想军国化。
这是一种以君主为中心的全面的大一统。这就是商鞅法制（rule by law）的核心，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约束权力的法治（rule of law）相比，二者的价值取向是完全相反的。
对周朝封建秩序的全面颠覆
商鞅变法，把原来宗法血缘贵族共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军国秩序的国家，一个以君主集权为中心的杀戮抢劫共同体。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就只靠军功来决定，靠杀人抢劫和生产粮食布帛的数量来决定。
周王朝的国家哲学是敬天保民，一部《商君书》没有神性的上天，没有上帝，没有天命，更没有保民这样的概念。倒是充满了“胜民”，战胜民众，“制民”， 制服民众的概念。
《商君书》上说：“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战胜民众的根本，就在于要把民众给制住，就如同冶金，如同陶土，民众就是冶金材料，就是陶土。君王要用法制、用自己的意志来塑造民众，把民众塑造为一门心思从事农战的战争机器。
《商君书》中把礼乐、诗书、孝弟、诚信、廉耻、仁义都称为虱子，骚扰商鞅军国大计的虱子，严令禁止。《韩非子》中说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烧了诗书，去明确法令。后来的李斯焚书坑儒，就是继承了商鞅烧诗书的传统。
周朝的国家哲学是敬天保民爱人，商鞅的国家哲学是逆天制民杀人。商鞅之法是对西周以来周朝制度的整体破坏和颠覆。
商鞅军国秩序式VS周朝封建秩序、周朝的国家哲学是敬天保民爱人，商鞅的国家哲学是逆天制民杀人。商鞅军国秩序式对周朝封建秩序的全面颠覆和替换。
商鞅用君主一元的集权，取代周朝的贵族分封分权；用设县直接任免官吏取代周朝的诸侯立国自治；用鼓励军功等级，取代周朝传统的血缘世袭；用规定小家庭制取代周朝的大家族宗法共同体；用土地私有到家取代周朝土地家族共有；用君王的依法制国取代周朝的贵族遵守礼制。这是一次军国秩序对周朝封建秩序的全面颠覆和替换。
商鞅最终被车裂，但商鞅之法被秦国保留。秦国在商鞅之法的塑造下，成了一个不得不去从事战争、不进攻就会崩溃的国家，成了一个一旦灭除了六国，自己也必然毁灭的国家。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秦统一中国后15年，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进入秦国，秦王子婴投降，秦国被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商鞅和秦始皇最终毁了秦国。
商鞅式军国秩序最大的危害：弱民
我们比较一下刘邦入秦后的约法三章和商鞅之法，会给人不少启发。《史记》中记载，刘邦对秦人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 ，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
刘邦入秦《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
大家看，刘邦心中的国家定位与商鞅全然不同。商鞅定位的是一个军国秩序，君主化国为军，逼迫民众，集中民力对外侵略；刘邦定位的是一个保护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秩序的国家。
商鞅理论中的目标管理明确，赏罚严守规矩，用于组织管理实现单项目标是有益的，但上升到国家哲学，用于统治民众，就转化为黑暗邪恶的东西，就是魔鬼对人心的支配了。
商鞅式军国秩序最大的危害就是弱民。把民众改造成对君王法制严格服从的傻兵、狠兵，成为纯粹的君王战争工具，这样，民众就失去了自主自由的能力，失去了生命活力和文明的创造力。
自秦建立商鞅军国秩序以来，中华民族的文明创造力开始萎缩。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军国秩序的国家，没有一个弱民的国家能够长期富强，并有文明的创造力量。相反，凡是民众权利自我保护得好的地方，民众自我选择空间大的国家，民众强的国家，最终国家才能真正富强，并且引领人类的文明。
现代社会秩序的核心，不是商鞅式军国秩序，也不是老子式君主自觉、无为而治、给百姓留空间的秩序，而是民众自主的来保护民权的秩序。
商鞅之刻薄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说商鞅是天资刻薄的人。
司马迁没有揭示的是，商鞅刻薄在以人性的残暴和贪欲，作为国家建立的基础；刻薄在把人际关系变成战争关系；刻薄在以君主集权为目标，破坏了民众的自主空间；刻薄在鼓励民众相互举报，摧毁了人与人的相互信任；刻薄在毁灭民众的自由能力，从而摧毁了中国人的文明创造力，拉低了中华文明的层次。
在民众的自由创造和志愿合作成为民众幸福和国家竞争力基础的今天，如果还要去呼唤商鞅的军国秩序，那就是魔鬼的召唤，就是逆天而行的罪恶了。
我们的未来，是强化商鞅式军国秩序，还是要展开新的民权自由的秩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