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 服
2018-3-16
我们每年都要去看看老李，给他准备点年货。对我来讲，为了了却挂念，也为了听他讲些故事。关于鄂西和西北，关于反右和文革，老李身上有很多传奇。
这一次，老李跟我讲的是他老父亲。老李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元老，武昌首义时是黄兴手下的干将。后来因为政治斗争的缘故，不明不白就回了家，脱离了斗争的漩涡。解放之际，还是受到了冲击，毕竟曾经是国民党，又没有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于是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老李在此之前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工作，无意间成为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典型。老李离开家乡不久，他父亲吞食火柴头自杀。说到这里，老李抬起头，眼里有泪花，眼神很坚定。他几乎是咬着牙吐出几个字：“真是条汉子。”我后来努力理解老李的表情和所说的这几个字，感觉他很希望自己也成为父亲那样的“汉子”，不过他可能怀疑自己是否做得到。
在我的印象里，老李也是条“汉子”。老李参加革命之后，一路顺风顺水。因为在土改中工作积极，受到表彰，成为团省委的干部，之后又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深造，担任学生会干部。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老李作为学生会主席，同时担任反右斗争小组领导成员。他班上的一位华侨学生，因为不当的言论受到批判，老李保护了他，让他免于戴上右派的帽子。再后来，武汉大学因为反右斗争成果不显著受到批判，老李因为保护“右派”同学受到牵连，被打成右派。再往后，老李被分配到兰州，又因为不服从领导被下放到煤矿。一干二十几年，八几年才回到武汉。老李的太太后来一直说，老李的右派帽子是自己“申请”戴上的。
老李在家里也是一副大男子主义气概。李太是上海人，那种典型的小巧而精明的上海女人。李太应该比老李要小十几岁吧，她应该是被老李忽悠过来的。那时候老李是戴着右派帽子的下矿工人，而人家是不下矿的医生。我初次见识老李的时候，就发现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忽悠。他的那种口气，仿佛自己有通天的本领。当然他只是吹牛皮而已，人绝对是正直而豪爽的一类。我们初识的时候，老李在李太面前，绝对是权威的派头。李太有时候说他点什么，甚至只是撒点娇，老李一放下脸，眼睛稍微一横，李太的那点点嗲劲儿就立马收敛，就像遇到一面墙一样被反弹回来。我以为这就是男子汉气概，对老李就有些佩服。不过，这种精神气质实在是学不到。
我一直觉得老李只是比我们大个十几岁，看他那么精神，还会将他当成哥们儿。实际上，老李长我们三十多岁，属于我们父亲一辈的。我第一次看到老李“男子汉气概”的衰落，是在七八年前。那时候，老李已经七十五岁了。因为女儿要结婚，他要收拾房子，就亲自搬家具，从四楼搬到三楼。那可是整体的木质家具，有的将近一百公斤重。就这样逞能，扭了腰。我们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还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但他精神却很旺盛，居然在给病友们讲故事。李太进去的时候，老李停了下来，脸上讪笑着，好像有些畏惧。我原来以为老李这样的低姿态，可能是因为理亏，后来发现不仅仅如此。那段时间，是老李这辈子第一次生活不能自理，包括不能自己大小便。李太的表现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扬眉吐气，她理直气壮地批评老李逞能，指责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控诉他不关心不心疼她……老李只是听着，有时候讪笑一下，更多的时候是扭头看着窗外。李太的脸上似乎也没有以前的那种嗔怪，口气已经不再嗲，而是显得有些不耐烦，有些厌恶。
老李已经八十三岁了，看他的脸色和神态，病怏怏的；跟他握手，感觉软绵绵没有什么力气。他确实已经很老了。他说过好几次“混吃等死”，“行将就木”这样的话。我正在跟老李聊着，李太进来给他送水送药。“你们看看，我也是一大把年纪了，我身体也不好，还要整天操心他，照顾他。不照顾他怎么办呢？总不能不管他啊。要给他送水送药，要给他做菜做饭。要操心他睡不着，又要操心他睡着了醒不来。他倒好，什么也不管了，倚老卖老，就等着我来伺候他。有什么办法呢？你说，我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是鸡啄食一样点着头，还含混不清地“嗯嗯”着。老李似乎也有些尴尬。毕竟我们是老朋友，毕竟他一直是我们尊重的人。他的脸上一直在讪笑着，而且是那种讨好的讪笑；他也在鸡啄食一样地点着头，也在含混不清地“嗯嗯”着，而且他的口气和神态似乎都是心悦臣服且感恩不尽的意思。
我一时有特别的感慨。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怎么就变成了仰人鼻息的老小孩！对于老李这样八十几岁的老人来说，“男子汉气概”不仅早就过气，而且是完全多余了。姑且不说我能不能走到他这个年龄，就算能走到，也早就失去了性别，更别说什么气概了。让我特别感到伤怀的是，从不屈服的老李事实上已经屈服了。他不是向李太屈服，而是向岁月屈服。岁月不饶人。岁月摧毁了他的身体，进而打败了他的精神。他的身体已经背负不了灵魂，灵魂就只能举起白旗。
看到老李这样，让我想起老马。
老马曾经是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成人自考班上的学生，后来成为我的朋友。我曾经去过老马家做客，知道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军人父亲。那时候，老马的父亲已经八十多了，精神还好，还能喝酒。每次我和老马喝酒，都要给老老马恭恭敬敬地端上一杯。老老马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担任过营长，曾经杀敌无数，受伤多处。他给我们讲战场的惨烈，讲生命的脆弱，讲求生的强烈欲望。眼前本来只是个佝偻的老头，听着看着，一位民族英雄就站立起来了。就在我听得津津有味，感觉热血沸腾的时候，老马会打断老父，而老马的媳妇儿早就露出不屑不满的神色。他们一定在各种场合听过很多次，“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老老马虽然是台儿庄战役的英雄，但却一直没有得到任何优抚。有这样一个老英雄的父亲，老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在政治上还受到一些牵连。而现在，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只能是这个家庭的累赘。有一次我去他们家，还没进家门，就听到老马媳妇儿在厉声斥责老老马，那口气像是教训孙子似的。我勉勉强强跨进他们的家门，看到老英雄缩在墙角的凳子上瑟瑟发抖。我的心也在发抖。这样一个老英雄，在日本鬼子的机枪大炮面前不曾发抖，不曾屈服，在这个小女子面前发抖了，屈服了。我感觉心酸，却又无奈。我知道，老英雄不是屈服于这个女子，而是屈服于岁月，屈服于自己。他的身体背负不了灵魂，他的灵魂投降了。
老马那时候是厂里的小干部，很灵活，有本事，吃得开。虽然对他媳妇儿欺负老父无可奈何，但他毕竟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媳妇儿还不至于当面造次。事实上，像那天那样斥责老父的行为，他媳妇儿也只敢在他背后“下手”。当他的面，她还没有那个胆子。这不，老马一推开门，他媳妇儿就知趣地停住嘴，还负疚而讨好地端茶送水。年轻时候的老马，还是浑身“男子汉气概”的。
岁月不饶人，老马也走到了人生的黄昏时节，身体在走下坡路，精神意志也衰落了。退休后的老马，不再那样挺着腰走路，也不再有那样对老婆爱搭不理的拽劲儿。有时候我们见面，发现他总是弓着腰，走路和说话都是慢吞吞的。以前他老婆跟他说话总是讨好的口气，而现在用讨好口气说话的，却是老马自己。用老马的自己的话说，年轻时候过于张扬，年老了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老马这样，也谈不上是向他媳妇儿屈服。让他屈服的，还是岁月。
在这两个故事中，都是男人在屈服。岁月催人老，不论男人和女人。用不了太长时间，李太和老马媳妇儿，也会屈服的。
这样的故事，让人心情郁闷。
于是，翻开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的乌托邦，对我来说成了一座麻醉室，时不时的，我要到里面去接受一番熏陶。
《理想国》的一开始，就是一段关于老年人是否能保持幸福的谈话。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们被他的老朋友凯法卢斯的儿子拉去他们家做客。凯法卢斯已经七十多岁 ，家庭和谐，子女孝顺，在幸福地安度晚年。
说起老年的生活，凯法卢斯非常自豪。有的人以为，进入老年之后，生活再没乐趣，也就再没意义。活着，似乎只是在混吃等死。凯法卢斯说，老年生活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反而有其可以称道的地方。年轻的时候，人有各种欲望，人为此而每天操心劳累不止。那时候，就像有一只恶狗在后面追着自己，就像有一个奴隶主举着鞭子更在后面催促。现在人老了，那些欲望消失了。就好像是，那条恶狗死了，那个奴隶主歇着去了。心境变得平静，反而更加幸福满足了。
凯法卢斯又说，确实有很多人，进入老年之后，就不断怨天尤人。比如说年轻人的不尊重，子女的不孝顺，以及各种疾病的纷至沓来，等等。问题当然存在，但很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陷入痛苦，是因为自信心下降之后对自己的不利处境过分夸大；还因为在身体能力减弱之后，强化了对外界的依赖。
“如果一个人是有节制的、心平气和的，那么年老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痛苦。如果他的品行正好相反，那么，苏格拉底，无论年老还是年轻对他来说都同样难受。”（柏拉图：《理想国》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275）这是凯法卢斯最后的告诫。
看着看着，有些释怀了。凯法卢斯的成功经验，其实就是顺应或者适应；而顺应或者适应的本质，其实就是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