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
2018-3-18
我因为听《万历十五年》，其中讲到李贽（1527-1602），才找了一本他的传记来读。这是司马朔的《一个异端思想家的心灵史——李贽评传》。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李贽颇有盛名，而我对他知之甚少。知道他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知道他历来被看成是正统思想的异端，还知道他思想中有很多类似西方 “启蒙”精神的东西……我对李贽的认知，道听途说之外，主要来自《万历十五年》。因为没有读过李贽的著作，所以不能说对他真的有什么认识。
据说在李贽的时代，他的著作每一刊出就成为禁书，但却经常引起轰动，引起部分读书人收藏阅读的热情。他的《焚书》和《藏书》，就像今天的畅销书一样有影响。不过，黄仁宇和司马朔的著作中都说，李贽的著作，有点价值的，就是那些论战性质的文论。即使是这些著作，也是破坏的多，建设的少；武断的多，分析的少。还说，总的来看，李贽言辞犀利，文风泼辣，但他的著作文学性不够，可读性不强。我喜欢阅读的，大多是那些有趣味，有理据，有分析，有诗意的文字，对那种晦涩而枯燥的东西，总是敬而远之。
我对中国古代思想，知之甚少。先秦诸子百家的东西，倒是读过不少，但是领会不深。两汉之后，了解得更少。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抑制了好奇心，束缚了想象力，阻碍了探索欲。比如，想当然地以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思想的发展就停滞了；想当然地以为，整个封建时代，所有的王朝更迭，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循环，所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孔孟思想的翻版。就这样，中国古代思想就被我想象成死水一潭。其实，历史总在发展，观念总在变化，思想总在进步；不是历史的停滞不前，而是我本人的懈怠和固步自封。
即使中国古代思想就是一潭死水，有李贽这样的异端的出现，也是死水微澜，可算是别样的风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李贽应该是有所期待的。对于异端，譬如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李斯特和凡勃仑，马克思和琼·罗宾逊，我一直深怀敬意。在他们理论的价值之外，我很崇敬那种不屈的抗争的精神。将个人的世俗存在置之度外，一心追求真理，这是崇高人格的表现。所有的那些异端，世俗的人生都不如意，但他们都在历史的天幕上发出耀眼的光芒。
对于李贽，因为他批评朱熹，批评伪道学，怀疑孔子，怀疑正统，主张个性自由，宣扬女性权力，我要对他表示支持和崇敬。在千年一面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李贽这样的耀眼的浪花，确实让人欣悦。李贽那些惊世骇俗的思想，因为其异乎寻常而有了启蒙的味道；事实上，李贽的时代也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的时代。上千年中国思想史中的那些正统“思想家”，绝大多数不过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李贽这样胆大妄为的异见者，就显得难能可贵。
在伪道学泛滥的那个时代，李贽的控诉真的是振聋发聩。他在与耿定向辩论时，严厉斥责伪道学，甚至把孔子都拉上了审判台。他说，自古以来，人们种地为了糊口，买地为了耕种，盖房为了安居，读书为了科举考试，当官为了光宗耀祖，讲究风水为了给子孙求福。可是，你们这些道学家开口讲学的时候，却总是说你们是为自己，我则是为别人；你们是自私的，我则是利他的；我既可怜东家人的饥饿，又惦记着西家人的寒冷。你们这样的口是心非和虚伪做作，实在是可怜可笑；你们对自己的坦诚，实在连卖菜的农妇都不如。以功利主义替代儒家伦理作为人们行为评价的标准，李贽的反传统是彻底的。李贽甚至说，即使是孔子的教条也不足与规定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每个人都应该依据自己的利益作出判断。至于打着孔子旗号的伪道学观念，则是误人误国荒诞无稽的东西，早就应该扫进垃圾堆了。
李贽这样尖利的言论，犹如投枪和匕首，直刺向伪道学的心门，我看着并想象着，感觉痛快淋漓。李贽在这里用炮火集中轰炸的是伪道学，而在我看来，朱熹正是伪道学的总司令。我对朱熹的反感甚至憎恶，有我狭隘的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理解，也有我幼稚的对他的伪道学的道听途说。孔子的思想，在他所处的时代，应该是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的。在那个四分五裂的时代，需要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那个时代的孔子，还属于进步思想家的行列。董仲舒之后，孔子思想取得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也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其危害还没有那么深远。真正的反动是从朱熹开始的。经过他的努力，孔孟之道成为限制人的自由，束缚人的发展的反动观念。经由朱熹注解的《四书》，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本积极进步的意义，成为控制人的思想和灵魂的紧箍咒。思想失去了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陷入停滞。朱熹的反动思想要为中国数百年的发展停滞承担责任。
我对朱熹的这种憎恶因为他的伪君子德行而强化。那些号称“存天理，灭人欲”的家伙们，都是存自己的人欲而灭他人的天理的伪君子。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说的就是朱熹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其实，朱熹的反动不在于其本人的虚伪做作甚至行如禽兽，而是在于其思想。就他一个人的作为，即使罪大恶极，又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浪？他的思想才是真正可怕的。他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数百年，迟滞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数百年。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罪大恶极者莫过于朱熹及其理学。
李贽在批判伪道学的过程中发展了其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观念，这些东西就中国思想史而言是极具颠覆性和极富创造性的东西。沿着儒家学说的传统，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只有像李贽这样生下来就反骨外露的思想家，才可能发展出这些异端的思想。在西方的历史上，自由主义或者功利主义有其历史的传承，至少——其传统意识形态观念不像中国之儒家传统那样影响深远；所以，在十五世纪之后，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观念才能逐渐生长并茁壮成长起来。中国的儒家传统过于强大，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观念只有在李贽这样千年一现的异端的身上才会有所体现。但是，一个李贽在沉闷死寂的中国思想史上是掀不起多大波浪的；李贽之后，一切又归于沉寂 。还要过三百多年，在西风吹袭之下，新的观念才逐渐渗入，获得生机。
李贽坚持个性，追求自由，探索真理的精神让人振奋，使人感动。他真正是思想史上的堂吉诃德。在一定意义上，李贽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对自由主义的坚守，又是违背他的功利主义原则的。很显然，他的那些努力，他对传统的批判，他对真理的探索，因为脱离时代，因为与主流观念走到了相反的方向，是不可能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效的。很大程度上，李贽只是为学问而学问，只是为真理而真理，这样讲，李贽就不是功利主义，而是英雄主义了。这种英雄主义对于历史而言，可能是有意义的；对于民族而言，也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个体来讲，却可能是无谓的。所以当我们说李贽是个异端的时候，他不仅是思想的异端，更可能是作为“人”的异端。被李贽批判的伪道学们称李贽是妖孽和鬼怪，不仅是思想意义上的，也是行为意义上的。
李贽的人生，就是一次接一次的失败。他在科举入仕的路上并不成功，勉强取得举人的资格，苦等若干年才得到一个小小官位，养家活口都成问题。一直在下等官位上磨砺，也一直在艰苦生活中煎熬。家族赋予他重大的责任，而他连养活妻儿都很困难。他的好几个子女，先后饿死和病死，最后只有一个女儿成人。堂堂政府官员，因为贫穷而买不到合适的墓地，曾经有家里几位长者去世而不能安葬。李贽的天资并不卓越，他考中举人不仅很吃力，而且还下了投机取巧的工夫。也许正是因为天资不高，接受传统思想观念不彻底，反传统才能彻底。李贽所热衷的，不是传统虚假的知识，他追求的是能够对生命给出切实解释的真学问。这种真学问不在对朱熹的教条解释中，而在依据人性作出的判断和解释中。为了真学问，李贽愿意放弃一切，包括官职，妻儿以及家族。
李贽曾经在云南为官三年，成效显著，深得当地人民的信赖和敬仰。可是，当官却不是他的志向。他是那样一个怪异的人物，只将追求真学问，探索真知识看成是人生意义的实现形式。任职不满，他就辞职离开了官场。古人讲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李贽似乎是什么都不要了。离开官场之后，他并没有回福建老家；实际上，他害怕家乡比害怕官场还甚。在官场上，他读自己的书，想自己的问题，没有人会干扰他。可是一旦回到家乡，他就可能永远不得安宁。不仅安安静静读书不可能，逃脱俗务的纠缠也完全不可能。他是这个大家族中唯一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家族环境中，他有义务关照所有的族人。而他李贽，除了读书之外，世俗活动能力极端低下；况且，他志不在此，做这样的事情他很不情愿。于是，辞官的李贽不回福建，而是前往黄安，投奔他的朋友耿定理。
耿家是黄安的大族，也是书香门第。耿定理的兄长耿定向是儒学大家，还是政府重臣。实际上，黄安县就是在耿定向的努力下从麻城、黄冈、黄陂三县划出一部分来成立的。耿定理也是著名的学问家，在心学领域造诣很深。李贽在去云南之前就认识耿定理，为其学问所折服，诚心拜其为师。李贽还将女儿和女婿留在耿定理家，由其照管。此番李贽辞官，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专心读书，他前往投靠耿家，也是为了同耿定理切磋学问。李贽与耿定理的学问属于一路，却与耿定向相左，于是，跻身于耿家的李贽在思想和观念上却与耿家家长存在不谐。在黄安期间，李贽的学问长进很大，影响不断提升。原来耿定向的很多门徒，越来越拜服李贽，而与耿定向则日渐疏远。碍于耿定理与李贽的关系，耿定向虽然对李贽不满，却不便发作。后来，耿定理因病早逝，李贽在耿家就呆不下去了。
幸而李贽总有崇拜者，总能使他找到出路。在耿家寄居期间，认识麻城周家兄弟。周家是麻城的富豪，这兄弟俩又是热爱学问之人，对李贽非常崇拜，于是就邀约到麻城讲学，并寄居那里。离开耿家之前，李贽将跟随自己几十年的夫人打发回福建来家。他此生是不准备回老家了。为了读书做学问，他要努力摆脱一切世俗的烦扰。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夫人，也是这种烦扰之一。李贽这些年的学问，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佛学，实际上他的佛学造诣，已经超过很多的高僧。到达麻城的李贽，被周家安排进了芝佛院。寺院的长老也是李贽的信徒，他很崇拜李贽的学问。但是，以一俗人的身份住在寺院，有些不伦不类，于是李贽剃了头发。李贽的剃发，很大程度上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虽然他有很深的佛学造诣，但他并没有真正出家的念头。剃发只是为了住在寺院的方便，也是在表面上表达一下脱离世俗事务的决心。他剃了发却留着须，就能说明问题。
就是在进入麻城之后，针对耿定向对他的批评，李贽才写了《焚书》，对其大加挞伐。本来耿定向也只是对李贽的某些怪异的行径和出格的言论提出批评，而李贽则不留情面不讲道义地狂轰滥炸。他的那种尖酸的语调，那种毁灭性的遣词造句，大有要将对方置之死地的势头。耿定向终究还是个谦谦君子，说话总还留有余地，而李贽则狂放不羁，口无遮拦。即使李贽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世人还是为他的狂傲感到不安。毕竟，他曾经在耿家寄居十数年，而这期间，耿家上下包括耿定向对他一直是以礼相待。而且，耿家十数年尽心尽力照顾的，还不仅李贽一人，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女婿。李贽这样不留情面的下死手攻击，说他忘恩负义并不过分。
李贽被看成是妖孽和鬼怪，不仅出自传统思想维护者们的敌意，还出自伪道学们的坏心恶意。在芝佛院期间，李贽作为一位佛学家，关照当地豪族梅家的几位女子的修行。这本来应属正常的事情，却被攻击为居心不良，诲淫诲盗。当耿定向将李贽的行为不检点公诸于众的时候，麻城地区出现了驱逐李贽的声音。这些攻击本来也伤不了李贽，他本来就反对传统的伦理，以传统伦理对他攻击就只能是隔靴搔痒。李贽依然我行我素，却又越来越孤独。原本他将黄安当成终老之地的，耿定理死后这点愿望都不能实现了；再后来，他又将麻城当成终老之地，现在看来也很不现实。有时候他会离开麻城外出游历，一去几个月，甚至不想回去；可是，离开麻城，他又找不到安身之所。后来，公安县的袁氏三兄弟到麻城看望他，李贽借送他们返家的机会，来到武昌。袁氏兄弟陪伴李贽到黄鹤楼游览，遭逢游人的谩骂和殴打，这让李贽有了过街老鼠的窘迫。无论黄鹤楼事件是否是耿家所为，李贽再回黄麻已经没有安全保障了。好在当时的湖广布政使刘某也是李贽的崇拜者，给予安抚和保护，才使李贽的心绪缓和下来。李贽由此而想到在武昌多呆几年，或许可以再次终老，他不想再回麻城了。可是，这位高官不久又奉调离开。李贽不得已返回麻城。在麻城，驱逐李贽的风声越来越紧，李贽惴惴如惊弓之鸟。再后来，他的藏身之所芝佛院被人一把大火烧个精光，他再也没法呆下去了。又有北方某位富豪的邀请，还给他准备了庭院和地产，于是李贽流浪到了通州。这一次，李贽快走到人生的尽头了。有朝臣以“惑世诬民”奏了李贽一本，于是他被送进了监狱。在狱中，李贽借剃头匠的刀子自杀了。那一年，他七十六岁。
像李贽这样偏执的英雄，是不会将自己看成失败者的。他一生都在逃避，一生都在斗争。他放下所有俗世的义务，逃避作为一个社会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放下所有的一切，似乎只是为了轻装上阵，为了与传统的思想和观念作斗争。在世俗的人们看来是悖谬天理的行为，对作为思想家的李贽来说却不过是不得不做出的正常的选择。他的使命只在于斗争，也许仅仅处于斗争之中才能给他带来满足，带来成就感。他并不刻意追求胜利，对失败也就无所谓。李贽对传统思想和观念的斗争，并不是因为受到压迫或者迫害；他不是一个反击者，而是一位挑战者。以李贽的个性，即使没有耿定向对他的指责和批判，他也会主动寻找敌人，展开决斗。他磨刀霍霍几十年，为的就是找到一头可以一试身手的猎物，耿定向只是主动闯入了他的阵地而已。
李贽成功了吗？很难判断。李贽对伪道学的批判，对孔子神圣性的怀疑，对人的自利倾向的肯定，为妇女权益的辩护……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是寻常的观念和态度，而在他的时代，却是惊天动地的豪迈之举。可是，所有这一切，除了如空谷中的一声闷响之外，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回应，没有带来什么改变。经由他的攻击，传统的观念和思想还是如铁板一样坚硬，历史的循环还一切照旧，历史的河流还在其久远的河道中缓缓流淌。也许李贽并不想改变什么，他也确实改变不了什么。他抛弃自己世俗的前程，放弃抛弃家庭及家族的责任，成为千夫所指的妖孽和鬼怪，并没有换回任何值得称道的回报。在他弃绝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连疼痛的感觉都没有了。
尽管历史的改变要在李贽之后三百来年，尽管李贽的抗争的意义要在三百多年后才显现出来，我们还是无法否认李贽在他那个时代存在的意义。对于一个沉睡的帝国而言，任何一次清醒的呐喊都是令人厌恶的。沉睡的人们也许仅仅是在装睡而已。众人皆睡，何必独醒。李贽这样的异端的存在，不时发出异样的吼声，也许可以骚扰人们的沉睡，也许可以打消人们的睡意。有那么几个人还在醒着，会有更多的人慢慢醒来，这样，在灭顶之灾来临之时，或许会给更多的人带来生的机会。在李贽之前两千年，在古希腊的一座监狱里，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服下毒酒而死，他被控告的罪名是“不信神”和“蛊惑青年”。其实苏格拉底也是一位异端，他的行为也与李贽一样的怪异。苏格拉底就是把自己看成是牛虻的，他就是要不断骚扰沉睡的雅典人，要让他们保持清醒。他也是因为吵扰了人们的美梦，所以被治了死罪。
作为一个人，李贽的一生是彻底失败了；作为一个思想家，李贽的一生也不能肯定成功或者失败。就李贽自身的追求而言，他显然是不在乎成功与失败的。即使失败，也未尝不是他的追求。以功利主义解释世界的李贽，很大程度上是个英雄主义者。一个思想的英雄，是没有成败的观念的。作为一个思想的异端，只要不被招安，就在奋斗的路上，也在胜利的路上。这个中庸而顺从的国度，有太多的苟且偷生者，有太多的指鹿为马者，有太多溜须拍马者，有太多的蝇营狗苟者；李贽这样的异端实在太少，李贽这样的血性太少。很难指望每个时代都有李贽这样的异端，很难指望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李贽这样的血性，由此，李贽的反抗精神就更加难能可贵。
我正在写这段关于李贽的文字，闻听李敖今日去世。李敖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异端，他的不妥协和不苟且正是李贽精神的遗传。这样想着，却有了点乐观——李贽死后数百年有了李敖，李敖之后，肯定还会有不一样的异端。李敖还会再度回来，就像李贽的反抗在他身上复活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