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中国当今的转型时代，这个系统工程就是最重要的项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社会革命。不过，既然是系统工程，政策操作上就有大小之分的问题，就有全局和节点的问题，如果囫囵吞枣地去看扶贫，抛离客观实际去搞扶贫，不但可能无法真实有效地实现扶贫，而且可能导致各种无法预计的后果，造成不良影响。
现在很多地方的基层存在“数字扶贫”的看法或者说法，要尽快脱贫，那就填表，给钱、发钱，让与贫困相关的数字尽快出现变化，问题就号称“解决”了。实际上中国的扶贫问题非常复杂，里面包括了致贫、扶贫、脱贫和返贫的不同性质问题，包括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问题，包括了主动贫困和被动贫困的问题，包括了整个社会转型，从生产型社会走向消费型社会、甚至福利型社会的诸多结构性问题。解决起来，绝对是一场革命性的大文章。
以山西某县为例，地处中条山和黄河之间，严重缺水，全是浅山区的台地，沟壑纵横，人口几十万，但这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县。在这个县，穷人家的家庭年收入只有800元，要解决贫困问题，划定的及格线是家庭年收入要过3000多元。从这个两个数字的对比可见，差异还是很大的，要达到及格线，就要在短时间里将家庭年收入水平翻上3-4倍，这在当今增长仅是几个百分点的经济环境里面，绝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算是上去了，能否坚持也大成问题。
实际上，扶贫的首要问题是搞清楚扶贫对象的分类。现在世界各国都有贫困问题，发达国家也有贫困问题，但它们的贫困与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一样。发达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的贫困人口主要是社会边缘人以及精神障碍者，属于主动贫困人口，主要是自身无工作意愿或是无法工作造成的问题，这种贫困几乎很难依靠工作机会和财富机会来改变，只能靠国家的福利制度来解决。中国的贫困人口则不同，有相当部分的贫困人口是被动贫困，需要的是工作机会和财富机会，有了这样的机会，就能脱贫，甚至能致富。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也有那样的不能靠扶贫来解决贫困的人口，如一些社会边缘人，他们不愿意工作，甚至不愿意去住免费获得的住房。这部分贫困人口的数量规模不好估计，但粗略估计中国3000万贫困人口中的30%，或多或少，可能属于这个范畴。因此，从扶贫的“大账”来看，这是福利制度建设的问题，实际并非是扶贫的问题。
实际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比如精神病人就是丧失劳动力的人口，美国的贫困人口中，很多就是精神障碍者，中国也是一样。中国的精神病人口数量惊人，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其中重症精神障碍者超过1600万人，他们都没有工作能力，而且有相当部分是在农村地区。像他们这样的贫困问题，只能通过为社会福利所覆盖，才是有效的解决之道。
其次的大账是要尊重自然规律。
中国的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人与天斗的不科学现象。不尊重自然，不尊重资源条件，盲目的人类开发和人口扩张，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也被自然界所惩罚。比如上述例子中的山西某贫困县，地处黄河两岸，在历史本来就属于牧区。钱穆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特别强调过，两魏时期，黄河沿岸就是牧区，是草原地带，当时有马两百万匹。按照草场面积估算，当时的黄河两岸都是辽阔的大草原。后来人口扩张，引入农耕，解决吃饭问题，但因为缺水，土地也日渐退化，最后植被彻底丧失，出现荒漠化，一片贫瘠之象，现在也是中国重点贫困的地区之一。
所以，要解决这个地区贫困，除了城市化和移民之外，很大的一个根本性解决之道是退耕还牧，还自然界以本来之道。没有水，不长粮食，不长树，但可以长草，以草回复植被，以植被蓄水涵养，逐渐回复自然界原貌，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像黄河两岸这种规模的扶贫肯定是大事，是大账，不是小地方和“一盘棋方案”所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从资源条件出发，从大账上加以客观解决。
第三个问题是小账，是管理上的问题。从山西某县的情况看，当地也有工业项目，虽然不多，但财政收入也有4个亿，再加上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收入，不到10个亿，规模也有几个亿，人口只有几十万，家庭数量就更少了。假设全县没有任何官方支出，将全县全部收入用于家庭均摊，实际全县人均年收入现在立刻就能实现3000元贫困线之上。所以，这里面就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荒谬现象，政府干扶贫，政府本身就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政府干的规模越大，消耗的资源也越大。扶贫的效率与管理问题叠加在一起，让扶贫问题变得复杂化了。
像这类效率方面的事情，往往体现在细微末节之处，看着不起眼，但实际影响很大，直接关系到中国扶贫之路的未来，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只有大账、小账都清楚，扶贫工作才能从数字走向实际，走向真正的强国之途。
扶贫攻坚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从大到小，建立解决方案，自下而上容易产生种种后遗症，而且可能花钱不少，但结果却是治标不治本。
